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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从语言学的角度讲，一直存在言语优先的原则，相对于口语，文字在两个方面值得警惕，一是只有口头沟通才是最自然的，而且在全部丰富的层面上保留着完整的意义，言语中有许多意义是文字无法反映的。
范：文字常常显得无能无力，无法反映言语（尤其是方言）中的精妙和多义，琢磨来琢磨去琢磨到最后也仍然无法传达出来。
汪：那就要靠声音来传达，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列举的语调固然能说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涉及更多时空因素，以及因之而来的更深广的文化积淀、角色识别和个人情意因素，它们是非文本的。所以，固然要认识到文字的巨大作用，但一定要认识到，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实际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意义。另一方面，偏偏因为文字的产生使人类的语言格局发生了改变，口语与书面语并不是表达同一语义的两个不同的体系，而更多的是两个语体之间的差异。口语意味着自发，少协调，差异，偶然，易变，从属，大众而书面语则意味着有组织，同一，必然，规范，稳定，权威，精英随着语言的演变，书面语已成了与口语渐行渐远的独立系统。它对口语的压迫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范：听了你这一段分析，我渐渐理解了你为什么要强调书面语和口语的问题，也渐渐地引起了我的重视和反省。只是你的分析比较理性，可谈理论是我的大弱项，你的理论一甩过来，我就傻了眼，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对话了。你有没有发觉，凡是谈到人物或农村什么的具体的东西，我就滔滔不绝，洋洋自得，还一发不可收，谈到理论性强的东西我就哑巴了，硬撑也撑不了多长，有一种完不成任务的惭愧。
汪：哪里，你有你的表达方式，我在一开始就说了作家与评论家在话语方式上的差异。你的看法对我的启发很大，比如你刚才的看法就让坚定地认为不能再停留在从单纯的声音、听觉感受或修辞层面去理解“声音之道”，而要将声音放到比文字更优先的文化地位，以便去拓展汉语的表达功能。首先，通过它疏通阻塞，接通文化…心理的源头活水。
范：接通源头活水，这话说得非常好，我总是觉得，无论什么语，都要畅通，艰涩的文字是因为心（想法）和手（写）没有接通，或者因为艰涩看起来像是高深的兄弟，所以有意做出艰涩来的。但无论怎么样，无论艰涩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读者是不会喜欢艰涩的，因为它连写作者自己的心和手都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接通读者的心了。
汪：其次，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口语也是对书面语权威的抵抗与挑战，既然书面语意味着稳定、规范与权威，那么它的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书面语的自我革新当然是可能的，但这样的革新是第二级的。如果要使书面语重新获得再生的能力，使其具有修复生长的功能，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从外部着手。这在其他语种的变迁史中已得到无数次证明。而且，一旦建立起口语与书面语的良性关系，那么方言必然不会以其原始形态来取代书面语。
范：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
汪：这一点是许多反对方言写作的人所担心的。这里既牵涉到口语原先的文化语境，也牵涉到书写符号、表音系统等一系列技术问题。而这种结合过程中的缝隙将由个人创造去填补。语言学家们认为个人对语言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人类对语言所作的干预行为本来就分为公开与私人两类。当国家以公开的手段去推广与限制语言时，并不意味着个人就对语言无所作为。而且，一旦个体介入到语言创造中去，那么他对语言个性化程度的强调与追求将会超过任何一种语体所能提供的可能，因为相对于个体的内心诉求，语言的限制与空缺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永远在寻找与突围。
范：我想我们当代的许多同行都在作着这方面的努力，自觉或不自觉的，情愿或不情愿的，清醒或不清醒的，成功或不成功的，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总有人在做。
汪：“说”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对方言的自然而然的应用。我与你是两个方言系统，我听人说，你的小说吴方言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
范：我从前的小说直接使用吴方言较多，记得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还用了不少注解。后来有所改变，更多的关注语态和语境，直接用吴方言的字眼减少了。
汪：按语言学家的说法，人有内在的言语行为，也就是说，人在写作或说话时，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听到的是吴方言还是普通话？
范：我听到的是吴方言和普通话的混合声音，但我觉得吴方言的声音会更强一点。虽然我不用方言思考问题、谴词造句，但方言渗透在我的灵魂中。
汪：我是提倡方言写作的，这几年也愿意在这方面乱发议论。语言本身在许多方面存在的矛盾，对于任何民族、地区和时代而言，相对于通行语或官方语言，其他的一切方言都是弱势的，属于被摒弃、改造、驱逐的语言。
范：现在许多城市又在重新重视自己的方言，比如苏州，经常有各种苏州话大赛，不仅苏州人比赛说苏州话，新苏州人、洋苏州人也比赛说苏州话，电视台也有苏州话的节目，而且还不少，这正好说明苏州话渐渐衰落了，才会重视，现在在苏州街上，几乎听不到苏州话了，苏州人进店买东西、吃饭，说苏州话都不管用了，人家听不懂，营业员服务员全不是苏州人。最后弄得苏州人也不说苏州话，苏州的年轻人和小孩子说苏州话，好像牙齿和舌头都变掉了，直被老苏州笑话。
汪：方言与通行语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的地位有时也会发生变化，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方言上的分化在各地得到了证实。我们不易看清楚这种分化，是因为各种方言中的一种得到了作为文学语言（他这个概念指的是广义的通用书面语）、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得其荫庇，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其他方言则让人感到是不美观不洁净的土话或者公用语的歪曲形态。也可以说，被文学语言所采用的方言屠杀了众多的其他方言。”李锐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想到所谓的国语，所谓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书面语，它已经成为一种等级化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度里最高等的语言，而我们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
范：也有个别反例，比如广东话一度曾经为全国人民所学习，结果广东就倒过来了，要求广东人学说普通话——似乎更多的是经济原因吧。
汪：这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变体，语言的地位总是与政治经济纠缠在一起的。总的来说，一个中国作家如果用任何一个方言来写小说，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土得掉渣。
范：想用方言写作或者用一点方言写作的作家都会说，土得掉渣没有什么不好，但同时又多多少少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到底还是不想土得掉渣，即使真的土得掉渣，也希望人家说一声，有特色，比如我就是。
汪：在语言上寻求独创的作家大都是从这些弱势语言入手的。一方面是个性化使他们力图保持与大众化、官方语的距离，另一方面也表明个体写作不仅在文化立场和语义上，而且在语言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也是一种充满欲望的角力与搏杀。
范：这是永远伴随一个写作者的写作生涯的，写作不止，这方面的探索、实践还有不断的调整，都不会停止。
汪：事情确实如此，相对于普遍性，文学化的写作可能更重视差异性。普遍性突现了通用、统一和标准化，而差异性则相反，就目前汉语现实状况来讲，虽然普通话普及率不断提高，但绝大多数人首先是生活在自己的方言里，由于方言与普通话处在不可完全转换之中，因而方言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状况和方言区的文化承传。所以，尽管方言现在受到了许多挤压、冲击，龟缩进了一些“角落”，但它对生命个体来说，仍然是珍贵的。
范：这话说得太精彩了。要为每一个生活在方言中的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方言中——向你的这句话致敬。为什么有的人少小离家，早就不会说家乡的方言了，但几十年后听到乡音竟会嚎淘痛哭？什么是珍贵？
汪：我们这次聊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你的近作《赤脚医生成泉和》。它引出了许多话题。
范：你的话题，一方面帮助我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和总结，更重要的，给了我理论上的提升——这个意思我前面也说过，对于实践，当然是实践本身很重要，但是是否能够停下来想一想，总结一下，提升一下，在长期的实践中是否有这么一个驿站，对今后的实践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过去我不太重视这个驿站，是我的无知，今后我会变得有知一点，得谢谢你的对话。
汪：与你对话的这几天我还在断断续续地翻这部小说，我可能将一些东西想得太多太实了。倒是应该把眼光往远处放放的，看得模糊一点。放远了看，就是一个影像，一种色调，闭上眼睛，就是一个人的声音，万泉和的声音。我们对逝去的生活有怎样的心情？又该如何表达？能找到那个代言的真是不容易，心情意绪都那么合拍，真的不容易。一个木讷的人，说出来的话时时要让聪明人发笑的，但到后来，一种苍凉上来了。想躲也躲不掉。到这时，一切细部的发微倒显得多余。
范：你对万泉和的这一小段总结，让我很激动，真的有点热泪盈眶。我和你的感觉一样，闭上眼睛，就听到万泉和的声音，也看到他惴惴的样子，总是惴惴的。他对生活的敬畏，他对人间的温情，他对世界的宽容，他对人类的博爱，他和他爹的几十年生活，这一切都使我感动——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很少有这样的感动。
第一章 谢万医生大恩人（1）
有了这张图，你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的位置。我就是图上左边第二间屋门口那个没脸没面的人。从平面图上你们看不到我的模样和其他一些具体情况，我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十九岁，短发，有精神。
这个位置不只是我在我们院子里的位置，这还是一个人在一个村子里、在一个世界上的位置。如果要想知道我在村子里的位置，还得画一张全村的图，这个村子叫后窑大队第二生产队。如果要想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事情就更复杂了，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世界叫什么。但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世界叫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更何况，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想知道我的位置。第一章谢万医生大恩人
还是回过来说院子里的我。院子里空空的，有几只鸡在刨食，但哪里有食，躲在地底下的小虫子都被它们扒出来吃了。鸡们对吃食无望，便无聊地仰脸看看万泉和。万泉和就是我。我两腿劈开骑坐在一张长条凳上，样子很像个木匠，两手推着刨子，一根木棍夹在刨子里。明天要开镰了，队里先放一天假，让大家准备好收割的家什。我家的镰刀柄不好使，我要刨一根新木柄装在镰刀上。我刨来刨去刨不圆，可我还是有耐心地刨着。因为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更因为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香山帮的木匠。香山帮木匠的祖师爷是蒯祥，据说北京的故宫就是他造的。我并不知道故宫是什么样的，有多么了不起或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村里人说起香山帮木匠的时候，都是很尊敬的口气，还会咽唾沫。他们说木匠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田，差不多跟“街上人”一样，还能到处游走，看风景，还吃香的喝辣的。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很舒服。
还有一个人也在平面图上，那完全是为了图的效果添上去的。有他没他，图一样成立，但有了他图就丰富起来，生动起来，也更真实一点。他是富农裘金才。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两个姓裘的人物，一个叫裘千仞，一个叫裘千仗，是两兄弟。但那个时候我们那地方没有人知道金庸，也没有人知道裘千仞和裘千仗。姓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村里除了姓万就是姓裘，还有少数其他的姓，一点也成不了气候。
裘金才是富农。我们这座院子从前就是他家的。从图上你们也能看出来，院子的规模比较大，房间的开间又阔又高，要比一般人家造的房子气派得多，廊柱横梁都是很粗的楠木。这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农村的大宅，我们这一带的人称它为印式房屋，因为它像一方印一样正正方方，只有地主和富农能造起来。裘金才其实应该是地主，他们原来还有几百亩地，可他家的老地主好赌，在裘金才七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