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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奇立即把她当作一个有用的关系，请求伦敦方面允许他继续见她。伦敦的上峰同意了，然而不久他就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他想，双重间谍多半会被他们的多重身份逼疯的。
忽然有一天，一位名叫斯图沃德的小姐来接替他的译码工作，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莫格里奇感到拥有一名秘书意味着他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间谍。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叫斯泰普托的间谍也来当他的副手了。斯泰普托身材矮小，胡须倒竖，嗓门尖细，戴单片眼镜，西装领带鞋帽常常翻新。他说从日本参战以来他一直被关押着，因此他考究的衣服如今全都变得古里古怪了。莫格里奇认为斯泰普托要么是一名真正的职业间谍，要么就是一个妄想狂，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因为他觉得咖啡馆里、车厢内、旅馆中，甚至大街上，人人都在监视他。他把收到的函电全都谨慎小心地一一烧掉。他告诉莫格里奇，在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之前他把密码本一页一页地吞下了肚子，被捕时他正要吞下“一次性密码”。莫格里奇把斯泰普托介绍给了安娜及其南非朋友乔安。他们四个人在斯泰普托的房间里密会时，莫格里奇为防窃听总是把收音机的音量升足。
战略情报局是美国的“军情六处”，后来演变为中央情报局。二战期间，它曾派它的间谍新手来英国军情六处取经。早期取经人多为耶鲁、哈佛大学教师。他们读过萨默塞特·毛姆的《艾兴顿》，认为他们在大战结束后也能写出那样的文学杰作。但是，派到洛伦索马贵斯来的战略情报局（OSS）特工亨廷顿·哈里斯既非耶鲁、哈佛教师，也不是军人，他是富家子弟，手头阔绰，所以莫格里奇很快就能用“额外”的现金来贴补卡米利、塞奇和“丫”巡官的收入。此时莫格里奇已经决定离开波洛那旅馆。他觉得哈里斯是一个易相处的伙伴，于是和他一起搬到城郊的一所公寓。那里的车库有一扇门，客人可以隐蔽出入。
哈里斯到来后不久，莫格里奇被召到开罗。在谢泼德旅馆，他遇见了军情六处特工、伊恩的兄长皮特·弗莱明。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利用军情六处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关系网，散播欺骗性情报的可行性。后来，弗莱明的上司杜德利·克拉克上校对莫格里奇说，他打算让盟军计划在非洲登陆的谣言传遍洛伦索马贵斯，期望以此愚弄德国人，转移他们对盟军的真实意图——诺曼底登陆——的注意力。第二天早上，莫格里奇满意地看到埃及《新闻报》上的头版头条标题：“非洲军团全线撤退”。他想他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因为运兵船现在又可以取道地中海，不用再绕道好望角从莫桑比克海峡北上了。
虽然归家在望，但是莫格里奇回到洛伦索马贵斯后，孤独感还是排遣不掉。他十分突然地与企鹅咖啡馆的舞女海伦搞在一起。海伦会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认识许多可疑的神秘人物和有实权的官员。塞奇认为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情报来源，所以把她介绍给他。尽管她的举止谈吐厚颜无耻，但莫格里奇还是把她看作一个有用的姑娘。海伦也很乐意为他效劳，尤其是在有酬劳的时候她更积极。然而，当莫格里奇醉醺醺地和她调情时，她感到十分诧异。她解释说她太尊敬他了，不能和他有染。莫格里奇心里涌起一阵自我厌恶感，但是他依然觉得离不开她，他极力把她想像成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在“寻欢作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高尚的自我。但他这段在劫难逃的痴恋并非没有不祥之兆。当他和海伦一起外出游玩时，他的小汽车突然失去控制冲到路边。幸好他们俩没伤着，汽车也完好无损。莫格里奇把事故归因于汽车保养不良，后来查明原来是汽车在一个意大利人开的修理厂修理时被拆掉了一个主要驾驶零件。他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坎贝尼做了手脚。卢利坦尼亚指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的传奇小说《詹达堡的囚徒》中虚构的一个王国。小说描写19世纪末英国贵族青年鲁道夫·拉森代尔在卢利坦尼亚行侠仗义、英雄救美的惊险曲折、诙谐幽默的故事。的闹剧似乎突然之间落下了帷幕。
自杀未遂
莫格里奇的情绪越来越坏，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当脑海里出现基蒂的身影时，他不由得感到愧疚万分，觉得自己在心里已背叛过她了。蓦然，脑子里闪出自杀的念头，这仿佛成了惟一的一条出路。他认为服药、饮弹太野蛮，便驾车沿着海滨公路一直开到郊外。他跳下汽车，没脱衣服就走进了大海。他在深不可测的海水里沉浮着——正在这时他改变了主意。当他朝着岸边的灯火游回去的时候，内心涌起了一阵狂喜。几个星期来一直堵在他胸口的消沉情绪一下子消失了。破晓时分，他回到他的车里，为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而兴奋不已。当天上午，他向伦敦方面报告说为了使韦兹和坎贝尼相信他已经垮掉，他制造了自己投水自尽的假象。韦兹很快就对此有所风闻。“布莱奇利”中心果然破译出一封韦兹发往德国的有关莫格里奇自杀未遂的电报。韦兹说这事表明莫格里奇终于认识到在间谍行当里他远远不是韦兹的对手。当时已回到伦敦的格雷厄姆·格林在处理完莫格里奇和韦兹的电文之后，记下了他的疑问。他认为这次自杀不是精心策划的骗局，而是真的——也许是他作家的直觉告诉了他。
（图片海边的灯塔）
在回伦敦途中，莫格里奇被紧急送进坎帕拉的医院做急性阑尾炎手术。数月以后，他才回到伦敦第五科。第五科总部如今坐落在离皮卡迪利大街不远的莱德街上，菲尔比是领导人。不久，莫格里奇知道他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工作颇受好评，并为他赢得了威望。虽然如此，但当他和菲尔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总是不踏实，感到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莫格里奇注意到办公室里常常会爆发政治辩论，但菲尔比很少介入，然而有一回例外。一次，一位同事抱怨不该为防止危机情报源而对俄国人隐瞒有关东部前线战役部署的重要情报。莫格里奇不太赞成，因为俄国人在苏德条约期间向德国人提供过有关英国意图的情报。从另一方面来看，斯大林也必定不会相信盟军官方提供的情报。英国驻苏大使斯坦福·克里普斯，曾向斯大林提供过有关德国进攻的时间和地点的详细情报，但没有受到重视。这场辩论激怒了菲尔比，他结结巴巴地宣称哪怕冒泄密的危险，英国也要全力支持红军。在菲尔比的双重间谍身份暴露之后，莫格里奇想到菲尔比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辩论，才开始把秘密文件偷送给俄国人的。
莫格里奇曾去过菲尔比的家。莫格里奇觉得他家的陈设富丽堂皇，不太符合战时条件。当时他以为菲尔比的妻子爱琳娜有私人收入，但后来证明这不是真的。谍报人员的工资都是保密免税的，所以连无所不知的国内税务局也根本不清楚菲尔比的财产。但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有时把秘密传得不再成为秘密。莫格里奇事后才明白，是苏联人贴补了菲尔比的收入。菲尔比天生好客，慷慨大方，生活过于奢侈，难怪俄国人很快就利用他对金钱的需求乘虚而入了。在那个时候，菲尔比好像显得挺高兴，但莫格里奇发现爱琳娜显得很紧张。不久菲尔比告诉他，爱琳娜和他马上就要像其他军情六处人员的家庭那样，为了安全起见迁到乡间去住，因为“布莱奇利”中心事先获悉，德国武器库里增添了一种致命的新成员——V式火箭。
（图片V…2火箭）
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
数月后莫格里奇被派往阿尔及尔，接替与法国军事安全局联络的工作，为此他得以穿上了少校军服。他看到阿尔及尔到处充满着欣欣向荣的景象。街上的人个个看起来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他时常在人群中漫步，消磨炎热的夏夜。秘密情报站设在该城一幢高大的楼房里，谍报活动正是从那里逐步扩展到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及其他邻近地区。莫格里奇所属的第五科办事处设在克拉斯路。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英国间谍特兰弗·威尔森，并对他非凡的个性有了了解。威尔森曾是法国的一位银行经理，法语说得很流利，但发音唧唧咕咕，既吵闹又含糊。尽管如此，莫格里奇仍然觉得他是他所遇到的最富才华的情报官之一。威尔森好像生就一副阴险狡诈的本性。
当时，驻阿尔及尔的英国情报机关正在充分利用几个倒戈的敌方间谍，其中有一位在那儿服役的法国上校，他一直顺利地工作到战争结束。另一名在丹吉尔的间谍是英国社会名流，他正在那儿的海滨度假，德国人非常信任他。莫格里奇的法国同行特别喜欢这类间谍，因为他们非常有用。譬如，他们要求那个法国上校向“阿勃韦尔”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最高参谋部的中央情报机构。申请用袋装硬币代替纸币空投经费，尽管那么做，风险很大，然而“阿勃韦尔”立即照办了。不久，法国情报官们用光了汽车轮胎，于是他们又请上校向“阿勃韦尔”申请，并指出如果在当地购买价格飞涨的车胎，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阿勃韦尔”又一次迅速按要求空投了一批车胎给他。莫格里奇忽发奇想，建议那个言听计从的上校向“阿勃韦尔”报告，他性生活不顺利，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为防暴露身份他也不愿去妓院。莫格里奇幻想德国人也许会空投下莱茵少女来。
（图片飞机空投物资）
返回英国之前，莫格里奇先被派往布林迪西，后于1944年8月12日调往法国。法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欢欣的气氛很快感染了他。他的工作主要是调查被法国警方以通敌罪逮捕的英国间谍嫌疑犯的情况。盟国过去一直依靠这些和德国政权保持良好关系的间谍，然而法国一旦获得解放，他们全都会陷入危境，很可能被处死，所以情势非常紧迫。如今回首往昔，莫格里奇觉得他在大战中只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尽力帮助那些倒霉的间谍。莫格里奇以他经手的一个案例为素材写过一个剧本《解放》。剧中有一个法国女间谍爱上了分到她家住宿的一名德国兵。解放后她被人告发，而她的德国情人也失踪了。解放只是把她变成战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莫格里奇可以保护她，但是在剧中，那个德国情人由于那个姑娘的兄弟的出卖而被击毙，最后只剩下姑娘一个人满怀悲伤无处诉。
在法国逗留期间，莫格里奇还被派去监视英国作家P·G·伍德豪斯。伍德豪斯曾在柏林愚蠢地发表过广播讲话，挑起了一场大论战。好奇心也使莫格里奇想亲眼看看，一个受人欢迎的名作家是怎样沦为国家罪人的。举国上下对伍德豪斯的广播讲话抨击得非常激烈，他不仅被开除出“牛排”俱乐部，而且在《镜报》上出了丑；他的母校杜威奇大学也把他从荣誉册上除名。在他和他妻子爱莎所住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里，莫格里奇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仿佛是一个性情温和的预科学校教师——秃顶，大个子，穿着猎装，灰色法兰绒裤子和高尔夫球鞋，嘴里叼着烟斗。虽然穿着军服的莫格里奇出现在他面前，对他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伍德豪斯表现得非常镇定自如。
伍德豪斯在托奎特的一个村庄里，一直住到1940年夏天。尔后他被关押在波兰的托斯特的一所从前是疯人院的战俘营里——伍德豪斯喜欢这种讽刺意味。在囚禁中，伍德豪斯写了三部韵味平平小说和一本《托斯特生活录》。头次见面他就把这本《生活录》拿给莫格里奇看。莫格里奇认为这本《生活录》，在监狱文学中可称首屈一指，因为他尽可能地淡化了严酷的铁窗生涯，强化他和看守以及难友之间的融洽关系。伍德豪斯肯定没有科迪茨精神，因为他没有逃跑的强烈欲望。在他的六十岁生日前夕，他通过朋友的努力重获自由。获释之后他直奔柏林，通过广播电台，他介绍了战俘营的生活片断。他好像从未想到过，他因此将被视作替纳粹摇旗呐喊。
莫格里奇相信伍德豪斯不会和纳粹讲条件，以广播宣传换取自由，他只是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
在法国警方首脑举办的宴会上，一个英国客人对两名臭名昭著的英国“叛徒”，至今还逍遥地住在法国巴黎而提出了抗议。于是法国警方逮捕了伍德豪斯夫妇。莫格里奇设法救出了爱莎，但营救伍德豪斯则比较困难。虽然伍德豪斯其实并没有病，但警方最终决定把他移送到一家诊所。不过由于没有床位，他只能住进一所妇幼保健院。不久他摆脱了那种难受的处境，与爱莎一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