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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彻说，克格勃给了德莱伯格两只完全相同的公文包。当他把一只装有情报的公文包递给在伦敦的俄国人时，俄国人也给他一只装有情报酬金的公文包。军情五处指示德莱伯格，将钞票随同他写的情报材料副本一起上交给他们。尽管他上交了数千英磅，但毫无疑问，他一定私藏了一部分。他说他给克格勃的报告，包括了与他共事的高级行政官员的私生活内容，那克格勃就能利用这些材料，为他们的招募工作服务，尤其是当这些情报涉及淫荡和犯罪的内容时，更便于他们打开缺口。据说德莱伯格把他在伦敦的公寓借给下议院的同僚们，供他们在午餐时间玩女人。这一切材料他都充分加以利用，写入送交克格勃的报告之中。
上钩
为了写好盖伊·伯吉斯的传记，德莱伯格前往莫斯科拜会伯吉斯。此行是得到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双方同意的。军情五处十分清楚，这本书的内容不会是真实的，无论是在成稿阶段，还是在校样阶段都受到克格勃的控制。军情五处也知道，德莱伯格会把校样送交他们审查的。这样，他们就和克格勃“共同承担”对这本书的监督责任了。在德莱伯格的书中，伯吉斯否认他为克格勃提供过情报。德莱伯格声称自己相信这一点。很明显，军情五处想获取不利于伯吉斯的有力证据，从而防止他动心回国。平彻相信，军情五处一定指令德莱伯格，诱使伯吉斯回忆他在“特别行动小组”的短暂工作期间，参与秘密活动的情况细节。他们还希望他提及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的姓名。伯吉斯傻乎乎地中了圈套。德莱伯格的出版商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没看出他们玩的花招，结果受到警告：除非他们在出版之前删去手稿中的某些部分，否则就有受到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指控危险。他们老老实实地照办了，而军情五处也就获得了不利于伯吉斯的许多情报，足以使他不再返回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一位局外人要求查普曼·平彻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一篇报导，说明由于伯吉斯向德莱伯格透露了一些事情，使得有关当局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一旦伯吉斯返回英国，就有可能逮捕他，并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他违反了公务保密条例，而且证据确凿。结果伯吉斯被吓住了，然而他从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从军情五处和克格勃那儿收到三份报酬。
“间谍巨头”
但是平彻认为军情五处并不信任德莱伯格，因为他们怀疑他提供给前苏联的情报，远远超过他给军情五处的报告中的内容。1969年当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局长约瑟夫·费罗利克，提供了一些不利于数位劳动党议员的情报之后，这种怀疑加剧了，其中涉及到议员中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的情报。这位劳动党的高级官员被认为是个同性恋者，他受雇于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并使用代号“鳄鱼”。后来弗罗利克在军情五处看了照片之后，证实“鳄鱼”就是德莱伯格。当受到讯问时，德莱伯格对办案官员说，他只是替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写了几篇文章，但在进一步的追问下，他脱口说出，他还曾卖给他们一些有关劳动党内部的争吵和涉及个人的各种丑闻的情报。他声称这“都是些毫无价值的材料”，他不承认他在当劳动党主席期间继续在干这种事。对此军情五处除了警告德莱伯格，传递未经他们审查的情报会使他遇到危险以外，便无能为力了。他们最不愿干的事，就是公开他们雇佣劳动党主席当双重间谍的秘密。尽管他是不可信的，但军情五处仍然使用他，即便在他以布拉德韦尔男爵的身份升任上议院议员时，也还保持着这样的关系。由此，他在军情五处内部以“间谍巨头”而闻名。
1976年德莱伯格去世后，军情五处渐渐相信，自战争结束以来，德莱伯格一直受到克格勃的控制。虽然他更加左倾，但他受到胁迫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当然，他也是自觉自愿的。平彻说，克格勃掌握着大量显示德莱伯格有罪的照片，其中包括他与伯吉斯同性恋的镜头。
撒切尔夫人的指责
迈克尔·富特对平彻的断言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为德莱伯格辩护，称这种指责为“英国当代新闻史上最离奇的断言之一”。在一年一度的“新闻广角镜”奖授奖仪式上，富特发表了演说，并进而谈道：
两个国家的特务机关都不曾受到过如此严厉的指责。我不清楚究竟哪一个情报机构受到的冒犯最严重。更为离奇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断言从未明说过。你们本可以把德莱伯格改造成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之一从他早期在公立学校读书时开始改造。那时候他为了效力于秘密情报机构，在各个发展时期，都承担了牺牲个人前途的风险。
1981年迈克尔·富特赞扬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抨击《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因为这本书公开了对德莱伯格的指责。那年3月26日，首相在下议院否认这些诋毁德莱伯格的说法时说：“在这本包含着一些虚妄断言的书里，有些内容是错误的，或者说被歪曲了。”
“失踪”的外交官
1956年德莱伯格重访莫斯科，与伯吉斯一起审阅那本书的校样。他有时留在莫斯科的一幢公寓里，有时去伯吉斯的别墅。伯吉斯非常孤独，他的住宅外面有保安人员严密监视着。他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兼职，刚说服出版社出版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他也是各种涉及西方外交政策的委员会成员。德莱伯格第一次见到伯吉斯是在战前，那时候伯吉斯是BBC广播电台“议会周”节目的编辑。他好几次请德莱伯格提供节目内容。德莱伯格在他的自传《主导的情感》中写道：
无论是英国的还是前苏联的特务机关，都不必为我引述我私下同盖伊的未被监听的谈话内容而感到不安，我们没有做出卖国家机密的交易。我们只是闲聊伦敦的生活；他要我带信给他以前的情人。他老是回到这样一个话题，即他能否有一天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回到英国。
根据平彻所言，德莱伯格为了发财而出卖伯吉斯，有效地阻止了伯吉斯返回英国。德莱伯格自己则说，伯吉斯请他出面谈判，让他安全回国。但他一再表明，无论是当面还是在长途电话里，他都重复讲着这么几句话：英国政府不可能事先许这样的诺。能否回国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德莱伯格还提出了令他担心的问题：俄国当局会放他走吗？
平彻指责德莱伯格出卖伯吉斯，这不可能是事实。德莱伯格非常仁慈，不管他陷入如何严重的经济困境，他都不会去阻碍伯吉斯任何可能的回归。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德莱伯格从军情五处那儿接受了用作怂恿伯吉斯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酬金，因为他清楚伯吉斯不可能回国，除非国际形势有了明显的缓和。
1956年9月15日《每日快讯》报导说：“埃塞克斯郡莫尔登地区的前社会党议员，汤姆·德莱伯格结束了对俄国的访问，昨晚在抵达伦敦机场时说，把失踪的外交官，目前在莫斯科的盖伊·伯吉斯称之为叛徒，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德莱伯格对《每日快讯》的记者说，他相信伯吉斯是讲信义的，没有做任何违背英国利益的事。他还说，伯吉斯之所以随唐纳德·麦克莱恩去莫斯科是因为政治信仰问题；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的间谍，曾向俄国人提供秘密情报，对此伯吉斯予以完全的否认。当问及他是如何与伯吉斯联系时，德莱伯格说，他只是去了一封信，使他颇感意外的是伯吉斯回了信。他补充了一句，虽然他早就认识伯吉斯，但“不熟”。信中德莱伯格告诉伯吉斯，他将要去莫斯科，想和他面谈。伯吉斯同意见面。德莱伯格到达莫斯科后，伯吉斯对他说，他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返回英国。《每日快讯》的记者问什么时候可称之为适当的，德莱伯格说他无可奉告，而伯吉斯对他目前在莫斯科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满意，而且很有兴趣。德莱伯格令人消气地实话相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明白自己不会再找一份与外交部有联系的工作。他不是那种会干任何使自己感到惭愧的事的人。”他继续解释道，伯吉斯在一家译介前苏联小说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毫无疑问，他也为前苏联领导人起草重要的讲话稿。他最后指出，他不赞成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相信还有其他路可走”。不过，他也考虑到伯吉斯“凭自己的感觉，去走他自己的路，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婚礼
汤姆·德莱伯格与埃娜·宾菲尔德结婚时，两人都已四十二岁。人们预料，这个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不会持续很久。埃娜原是个寡妇，在汉普斯特德的玛丽·居里慈善收养院里当秘书，曾是西萨福克郡议会内的社会党成员。她原先以为德莱伯格虽然是个单身汉，但已是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需要的是改造。很有可能她没把有关他乱搞同性恋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可是她的改造运动惨遭失败，才几个月，德莱伯格就对他新婚不久的妻子看不顺眼了。他家乡布拉德韦尔的房子有侧厅，开始他挪到侧厅与她分开住，很快连饭也不一块儿吃了。最后埃娜搬了出去，住进了坐落在乔利林地的一幢小别墅。
（图片教堂前的婚礼）
德莱伯格在他195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成婚，已四十二岁。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确信这是惟一的一次）今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心头虽然升起了一阵恐惧，但更多的是感到茫然——茫然而又充满幻想，仿佛全身骨头全都酥软了似的。我吃不下早餐。”他最好的朋友约翰·弗里曼，以及提供电视摄像机和拍摄电视的人先后赶到，他们还带来了别在西装上的深红色的康乃馨。幸好德莱伯格还有半瓶白兰地，这是他最近从法国带回来的，没喝几口他就有点顶不住了。他们驱车前往教堂，车在圣器收藏室的门口停下后，他们往里望去，远处一侧，在昏暗的灯光下，站着德莱伯格牛津大学的同届同学，西里尔·伊斯托弗和肯辛顿主教。主教的个子很高，穿着紫袍，他将主持结婚仪式。他们俩引导着汤姆和埃娜完成了仪式的主要程序。埃娜后来告诉《每日快讯》记者：“当那极度紧张的一刻在沉默中过去之后，我‘呼’地松了一口气，圣坛上的蜡烛火苗因而摇曳不定。”来宾中只有几个人知道，可怜的埃娜几个月前刚皈依基督教。她父母是犹太人，她改变了信仰。
德莱伯格在婚礼进行曲的曲目上同他的报界同行开了个玩笑。他在日记上写道：
乐谱上最后几行字是：
管风琴音乐
用古老的德国曲调合唱的序曲
（“哦，圣诞树”本杰明·弗兰克尔（1906—）
他想看看现代新闻记者的眼光究竟有多敏锐，知识面究竟有多宽。因为这是首“红旗颂”的曲调。他知道，在一个非常著名的伦敦教堂里举行婚礼，而婚礼上演奏的是社会主义颂歌，无疑他这是在提供大众报纸所喜欢的新闻素材。当然他也在考虑，怎样就这婚礼写一篇精彩的专栏文章！
靠吸毒生活
从婚礼到葬礼，埃娜整整受了二十五年的罪，但她仍然表现出对德莱伯格的忠诚。直到最后一刻，她还提出，他的灵柩应该用红旗覆盖，因为在他们的婚礼上歌颂的是红旗，虽然在他的葬礼上她不能指望再演唱这一首曲子，但她仍想从另一方面来弥补一下。但说起来简单，真要找一面红旗就不那么容易了。与劳动党联系过了，运输公司也努力过了，就是找不到一面红旗。最后请伦敦旗帜公司连夜赶制一面，第二天覆盖在灵枢上。
约翰·贝奇曼爵士致悼词，索恩沃克主教默文·斯托克伍德博士主持仪式。迈克尔·富特、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杰弗里·宾勋爵和戈登·沃克女勋爵站在教堂尽头左侧，而其他哀悼者，其中包括琼·利特尔伍德、斯特拉博尔吉勋爵、劳动党书记罗恩·海沃德和伊萨克·伯曼先生站在教堂尽头右侧。伯曼先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德莱伯格曾帮助过他。德莱伯格生前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仪式得按照他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十分喜欢的圣公会高教会派的传统进行。一份“反对颂扬的文章”由威斯敏斯特的圣马修教区的牧师宣读。德莱伯格特别提出宣读者得是“他熟悉的稳重而又博学的神职人员”。德莱伯格还希望整个仪式都用拉丁语进行，但最后因太复杂而遭否决了。斯托克伍德博士在发言中把德莱伯格描绘成“牛虻。追求真理者。”
（图片葬礼或墓地）
毫无疑问，他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忠诚的，但对这种忠诚的表达却使人们皱起了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