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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记者，已经找你好几天了。今天特意来此堵你。见你这位大总裁，比见美国总统还要难！”
陈展鸿笑了笑说：
“这是见面礼吗，我的大记者同志？我比不了你，你是吃皇粮的，我是捧着饭碗挣饭吃，挣不来就要挨饿。不但我一个人挨饿，还有一千六百多口子呢。”
两人说话间来到早茶市，陈展鸿说：
“咱俩坐在这儿，喝着茶聊一会儿算了。我确实没有时间，你辛辛苦苦跑来，也不容易，别让你白跑，这样一举两得，不是很好嘛。”
两人聊得很投机，陈展鸿侃侃而谈，使记者深受感动。当陈展鸿掏钱结早茶帐时，记者发现这个全国有名的大富翁，竟与记者相似。原来，陈展鸿付钱时，将钱包掏出来，身上没带多少钱，既没有常见的大钱包加一叠大钞所表现的厚实，也没有常见的挥手而出的万通、牡丹、长城卡所表现的潇洒。
他已经成为亿万富翁，有充分的财力过起奢华的生活，但他的生活是俭仆的。
他没有小车，从早晨到夜晚，整天骑着摩托车左冲右突。一天吃两顿饭，中午一个盒饭就打发了自己。
他不抽烟，喝酒也不太会。时麾的卡拉OK歌舞厅他很少光顾。
他总是说：
“我的时间太紧张，我最爱看巩俐主演的电影，但没有时间看。”
他似乎缺乏大老板的气质，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老板。他把每一分钟用在最有效益的地方，把每一分钱花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
当今的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
让我们看看今日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的成就。
大凡中外游客来广州，热情的东道主会请你去逛繁花似锦的越秀公园、清静幽雅的兰圃；会让你到东方乐园留个影，南湖碧波泛轻舟；会邀你饮茶“白天鹅”，神聊旋转厅；当然也少不了到气象万千、壮观恢宏的天河体育中心及广州高科技的龙头——广州经济开发区。
广州城里又添了一处新的景观——
那就是广州私营企业的骄傲：查加壹实业有限公司。它是一家融服装、饮食、电子等二十二家企业于一体的集团公司，属下员工达一千六百之多，固定资产总值超亿元。它以服装为主，以壹加壹洋服为龙头产品。它每年上交国家税利总额达一千二百万元，出口创汇达到一千多万美元，因此被评为“广州市先进私营企业”，“九三年度纳税先进单位”。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展鸿被广大市民推荐为“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陈展鸿与他的壹加壹公司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从不同层面进行报道，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新闻传播媒介，介绍壹加壹的文章有百篇之多。近年来，壹加壹公司敞开宽阔的胸膛，迎接中外的客商，一批又一批。他们兴致勃勃而来，眉开眼笑而去。美好的语言编织成芳香的花环，戴到壹加壹人的胸前。但是，以陈展鸿为代表的壹加壹人并没有受宠若惊，依然按他的为人处世的原则、朴实的品格，脚踏实地对待生活，对待人生。
一次，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来壹加壹公司采访，环视四周，见办公室的墙上，赫然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耸耸肩，故意问；
“陈先生，据我所知，在中国的企业已很少挂这些画像了，你为什么要这么特别？要知道你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要消灭私有制的，他们看到你这资本家会怎么想呢？”
陈展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几位伟人是值得千秋万代怀念和敬仰的。没有他们便没有新中国，当然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陈展鸿，记者先生也不会千里迢迢而来采访本人。如果我也算资本家，那我就是社会主义的红色资本家。在我的企业里，最低工资的员工每月也有五百多元，多的可达几千元，上万元，按贡献取酬。另外，我们公司实行了股份制，每个职工都拥有公司的股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公司的主人。还有，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是全国人大通过了的，入了‘法’的。这一切，那几位伟人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人富裕。我要向记者先生强调一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一位德国记者采访陈展鸿，开头，他以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位陈经理，他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在他面前朴实无华、服饰平常、没有派头的青年人，竟是偌大广州市私营企业的大亨。当他知道对方是地地道道的“正宗”时，拍着后脑勺哈哈大笑了：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陈展鸿也笑了：
“也可以貌相的，中国确实有一些发起来的大红大紫的老板，他们西装革履，出入‘奔驰’、‘宝马’，‘大哥大’舞来舞去，手指上的大钻戒的光芒在你眼前晃动。这是他们的活法，不能干涉。但我陈展鸿自幼家境贫寒，习惯俭朴的生活，再说穿金戴银油头粉面，也不能代表我和我的企业的品位。做生意，靠诚实，靠信誉，靠过得硬的产品。有钱，我就投入到发展生产中去，企业兴旺发达了，给国家上交的税利多了，员工生活福利越来越好了，我心里就最舒服！”
这就是陈展鸿，一个红色资本家。
（肖舫）
宋棐卿和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宋棐卿（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山东益都人。中学时就读于益都的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一九一六年，十八岁时，转入北京的“燕京大学”，一九一八年，二十岁的时候，不待大学毕业，即转学美国，就读于美国西大学商学院；一九二一年，三十三岁学成回国。协助其父经营批发商号。一九三一年倡建“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刻意以实业救国，强化现代经营手段，一年内即名噪天津，跻身于大实业家行列。一九五０年去香港，一九五六年客死阿根廷，享年五十八岁。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刘少奇
没料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谈话，不到二十年，竟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他本人也成了“反动资本家”。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叫起撞无价大屈！也一定会为改革开放欢欣鼓舞，憾不迟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是个翻天覆地、历史意义重大的年头。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获得全部解放；同年十一月六日，解放军又打响了淮海战役，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多，使其大丧元气；十二月初，结束了辽沈战役只有两三个月的东北野战军又挥戈南下，旌麾南指，迅速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天津解放。
经过这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已注定了彻底失败的命运，于是，“战犯求和”，蒋介石发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吁请，并以“引退”来缓和那对他极为不利的局面。
三月五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制定了在全中国夺取胜利，建立新政权的总方针和政策，并将中共中央迁入了刚刚和平解放三个月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等一系列号召。当百万大军逼压长江的时候，当蒋介石发出和谈吁请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一边倒”向的“苏联老大哥”，也认为以当时的解放军的简陋装备，强渡素以“天堑”著称的长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些人猜测，有些人预言，有些人劝告，要“南北分治”。这不仅说明了能取得这场重大的渡江之战的胜利，是解放军的战斗力之强大，强大得不但出乎敌人，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而“前方后方齐鼓劲儿”，军民团结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绝不可稍加忽视。南京虽然于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可大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攻克上海仍须作出很大的努力。而解放不久的大后方却仍在物资上处于十分贫乏的境地，仍须继续地“前方后方齐鼓劲儿”，这“鼓劲”的对象，自然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当时划分敌我的总口号是“三敌”、“四友”。三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四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是友，是团结的对象，这是当时确定的基本国策，而民族资本家仅从解放战争而言，也确实是大多数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华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委托曾在宋棐卿的“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做过工的中共党员石小东专程夜访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宣布的“约法八章”，并转达了当时任中共华北局主要负责人，天津解放后就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黄敬的具体指示：进入天津后，要争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护好工厂，以利于日后建设新中国，发展民族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宋棐卿欣然接受，并作出了努力。除组织好了护厂队，还亲自搬进厂内，并将各部主任与高级职员组织起来，轮流值班，保护好工厂。而且还抵制国民党的城防所需的经济掠夺，将库存的毛线、呢子、布匹、红糖、食油等物资分发给工人，实行分散。并特将牢固的厂内楼下梳麻部与精梳部提供为工人及其家属的临时避弹所。更以个人身分积极活动以策动天津和平解放。
与石小东联络上不到半个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里出面，邀集了华牲进出口贸易行总经理毕鸣歧、华北酒精厂总经理徐晓庵等工商界人士，统一认识，共同行动，一道出面郑重地敦请参议会倡导和平运动。他们面见了时任天津市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要求杨以参议会的名义发起和平运动，劝导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顺乎民意，停止对抗行动；并打通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关系，促请李在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尚未接管的空档内，组织警察，维持治安。陈、杜二人虽曾犹疑，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李汉元也主动投诚。在解放军入城时，东亚公司也及时地贴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级令，为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展开解放工作，维护本公司产业安全，并建立新秩序，特组织工人纠察队，希本公司工人踊跃参加为荷。”
宋棐卿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资本家，就是这样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为了促进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彻底胜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几天，上海攻坚战尚未开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日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视察了具有重大战略后方意义的天津。
党中央这项决议是英明的，刘少奇此行所负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亟需两方面的充分而有效的准备：在军事上，需要充分的军备给养的准备；在政治上，则一些成分与情况都很繁杂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与西南的重庆，中南的武汉，华南的广州，都需要宣明政策与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而天津，开埠最早，是华北的第一工商重镇，情况与那些大城市相类，十分典型，又刚刚解放了三个多月，是最理想的传达、落实、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点。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亲临。刘少奇不负使命，到天津后，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实而灵活地、积极而有效地传达了那次刚开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活动与广泛的接触，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会议、谈话，日不安席，却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谈锋犀锐，明快而又充满了信心与幽默，深入全面而又生动有效地传达了大会的方针与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见显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广泛地接触了工商业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开了座谈会，这是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一环，除作用于天津本身外，还要以天津为实际榜样，影响与指导其他尚未解放、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在会上，刘少奇亲切而中肯地详细解释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具体的政策原则。宋棐卿自然在邀请之列。听了刘少奇的传达，他甚感兴奋，也自然地激发了他几乎已被国民党毁灭的生平夙愿与梦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