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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世蕃在狱中听说黄光升等人中了自己的奸计，高兴得抵掌大笑，拉着罗尤文的手说；“我等且尽情畅次，不出十日，定可出狱，那时再找徐阶、邹应龙和林润算帐不晚！”他做了一晚的如意美梦，不料，第二天就被提审，徐阶将奏稿扔给他，严世蕃一看，立即吓得瘫软在地，和罗龙文抱头大哭，悲叹道：“此番休矣！”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将严世蕃和罗龙文绑赴西市斩首。京城中的百姓听说这个消息，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呼朋唤友相邀着来到西市看刑，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恶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严世蕃临别时，家人捧过纸笔，让他写封家书，算作遗书。他接过笔纸，只是流泪不止，浑身筛康般颤抖着，怎么也写不成一个字，往日作威作福的劲头早已吓得无影无踪。
严世蕃被斩后，其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无家可归，只得寄食墓舍；老景凄凉。两年后，在贪病交加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狗特务汪直
明宪宗成化年间，一天，宪宗皇帝与往常一样，带着几个近臣在宫中随意游玩，忽然传来一个醉汉的叫骂声，宪宗眉头一皱，对近臣说：“何人如此大胆，给我拉下去。”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小太监跟跟跄跄地跑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旁若无人地又骂起来，一个近臣训斥他说：“圣上在此，不得放肆！”小太监仍然照骂不误；近臣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一听，拔腿就跑，边跑边嚷。“现在人们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宪宗听了，心有所感，想起前几天太监尚铭向他密奏汪直结党营私、胡作非为的详细情报，又考虑到自己多年来一直重用江直，只怕汪直势力不小，万一形成尾大不掉的情况，岂不是养狗反被狗咬？于是，宪宗决定疏远汪直。
实际上，如果宪宗不是这么健忘的话，他应该记得，近几年来朝臣不断上书揭露汪直党同伐异、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罪行，宪宗就是置之不理，就是前几天尚铭的密奏也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于是尚铭就编导了那幕剧，搞了个戏谏。从此，宪宗不再信任汪直，又过了两年，朝臣再次上疏弹劾汪直弄权祸国，乞求宪宗惩治汪直，汪直一伙的势力才灰飞烟灭。汪直虽然倒台了，而他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却难以驱散。
汪直，是广西瑶人，明宪宗成化初年，他家乡人民起义抗暴，明政府派兵镇压，汪直被明军俘获，见他长得机灵，便将他阉割，送入宫中，派他到万贵妃昭德宫中服役。万贵妃是个城府极深、善于玩弄权术的女人，她虽然比宪宗年长近二十岁，但很会迎合宪宗，很得宠爱，还被册封为贵妃。汪直入宫后，一直在万贵妃身边服侍，他事事小心，处处讨好，万贵妃和宪宗对他十分满意。汪直本来就很聪明，加上宫中争权夺势生活的磨炼，万贵妃玩弄心机的耳儒目染，他渐渐地也学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
汪直刚被提升为御马监太监不久，宫中发生了一起阴谋刺杀宪宗未遂事件。为了加强防范、及时了解官民的动静，宪宗进一步强化了特务统治，不断派出心腹四处侦探。成化十二年，汪直接受宪宗密旨杜勃罗留波夫（dIWMVKX‘VRWJKNaLMSIThMiLMF，乔装打扮，穿戴成老百姓的模样，开始了一年多的侦探活动。他行动诡秘、侦察细密，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从议论国事，到街谈巷议，全都被他搜入情报，定期直接向宪宗面奏。宪宗对汪直的卖力表现极为赞赏，对他更加宠信。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设立了嫡系特务机构——西厂，命汪直主管。汪直当上西厂特务头子后，为向宪宗表示忠心，以骗取更大的信任，便指浑手下如群狗出动，四处捕捉猎物。正巧，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为非作歹，骚扰州县，殴打典吏，滥杀无辜，激起民愤，汪直得到消息后，想趁机为自己捞取资本，立即下令逮捕了覃力朋，拟处斩刑。通过此次事件，汪直名声大振，被视为执法如山，秉公办案的忠良义士，得到宪宗进一步的倚重。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直拉帮结伙，大力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与御史王越、锦衣卫百户韦瑛等人臭味相投、结为心腹，策划阴谋、制造冤狱，滥杀无辜，然后谎报皇上，邀功请赏。
成化十三年（公元1647年），从二月到五月，短短的几个月里，汪直纵容手下特务张口定罪、举手杀人，制造了十多起冤狱。并派爪牙到各地肆无忌惮地抓人、杀人，闹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人人自危。二月，汪直制造的杨泰、杨晔父子冤案中，杨晔惨死狱中，杨泰被处死刑，礼部主事董屿、兵部主事杨仕伟及不少人都连坐遭贬。三月，汪直指使西厂特务开展了遍及全国的“捕妖言”运动，特务们上行下效，设下圈套，诱使百姓“犯法”，然后加以“乱民”、“要犯”的罪名逮捕入狱，无数生灵蒙冤而死，特务们却邀功领赏、升官进阶。后来，有人上疏告发西厂为害百姓、乱杀无辜，宪宗明知西厂弄虚作假，骗取赏赐，却并不追究，这就更加纵容了汪直一伙。四月、五月，汪直唆使韦瑛罗织了几起大案，将礼部郎中乐章、行张廷纲、刑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使刘福、御史黄本等人或逮捕入狱、或革职为民。
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汪直越来越不可一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排场十足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只要他走在路上，其他行人，不论官民，都要下马回避，主动让路，否则将会大祸临头，轻者遭受皮肉之苦，重者性命难保。即使是朝中命官，对这个无赖也只得忍让三分，倘若与他路遇，大都慌忙改道回避，惟恐惹出是非，蒙受不白之冤。兵部尚书项忠在朝中也是地位较高的重臣，一天早朝，路遇汪直，项忠没有主动让道，从而得罪了汪直，汪直当场破口大骂，并指使爪牙围住项忠百般凌辱。
汪直倚势欺人、骄横跋扈，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激起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大学士商辂等大臣联名上疏，参劾汪直，列举了十一条大罪。宪宗仍然执迷不悟，商辂等人又当延力谏，据理力争，太监怀恩、兵部尚书项忠一齐响应，终于迫使宪宗下诏撤消西厂，将汪直调回御马监，放逐贬满了汪直的心腹干将。
西厂被撤、汪直受挫，但他并不准备有所收敛，反而咬牙切齿暗恨群臣，虎视耽耽伺机报复。他向宪宗进谗言诬告跟他作对的朝臣，矫旨斥逐了黄赐、陈祖生，革除了项忠的官籍。
西厂被撤仅一个多月，宪宗下诏又将其恢复，并仍委任汪直掌管。汪直变本加厉地打击异己，明目张胆地报复，并大力安插亲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似一股卷土重来的阴风，使全国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仅用了几个月时间，汪直就逼走了带头反对他的商辂，罢免了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膝昭、程万里、左都御史李宾等几十名朝臣，并将自己的亲信、私党—一安插在重要职位
汪直罗织冤狱、陷害无辜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凡是不与他同流合污的人。他都要残酷迫害、睚眦必报，重掌西厂大权后，他先后制造了无数件冤案。为泄私愤，他伙同陈钺诬陷了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牟俸。又大耍流氓手段，栽赃陷害，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文升案件，大发“顺我者猖、逆我者亡”之淫威。
纸终究包不住火，汪直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把战争当儿戏的汪直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一个仲夏的夜晚，皇宫大内仙乐飘缈、花影绰约，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年轻的英宗皇帝正手把金爵，双眼迷离地观赏着宫女们宛妙的舞姿，良辰美景、花好月圆，英宗深深地沉醉着。回想起即位之时，年仅九岁，正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正该满宫里跑着玩，却被众人摆布着、当作偶像供奉起来，还教他说些莫明其妙的话，尽让他做不喜欢的事，那时觉得当皇上真是一种痛苦。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英宗逐渐体会出当皇上的乐趣了，整天前呼后拥，美人环绕；为所欲为，及时行乐；国事有王振代管，奏折有王振代批，自己一点儿心都不必操，乐得做一个神仙天子。想到此，英宗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王振；这位教自己识字，伴自己长大，替自己分忧解难，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老太监，是最值得自己信赖的人。英宗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与惬意。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喧哗声，英宗向王振递了个眼色，王振刚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声音高喊道：“有急务须面奏圣上！”英宗顿觉扫兴，命王振出去处理。可是，那个人却擅自闯入，跪倒在英宗面前事奏说：“边地告急。蒙古人犯我边境，我军抗敌不利，北部军事重镇大同受到严重威胁，请求朝廷速派兵救援。”英宗一听，怒气全消，惊得目瞪口呆。这真如晴天霹雳，脆弱的英宗简直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又把目光投向王振，求援似地看着他。
其实，王振心里比谁都清楚蒙古人为什么入侵。
在明成祖永乐年间逐渐强盛起来的蒙古人，当时又称作瓦刺人，与北方各族联合，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王振听说蒙古草原出骏马，便指使他的心腹配的，上帝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提倡“以神为中心的，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制造大量的箭矢，供给蒙古人侵略、扩张之用，并索取蒙古良马做为回报。王振暗地里与蒙古人打得火热；出于私情，在与蒙古人的国事交往中，他对蒙古贡使给予最惠待遇，加礼优待。明朝外交制度规定：蒙古每年到京来的贡使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而蒙古人为了多得赏赐，每年都多派贡使人京；王振只要蒙古人多给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国家财物的流失，法规被破坏。正统十四年，蒙古竟派了两千人组成的使团赴京，还嫌不足，在上报人数时又多报了一千人，想冒领三千人的赏物。这次，王振因为蒙古人送给他的礼物不满意，坚决不允许蒙古人占便宜，他指示部下按贡使的实际人数发给赏物，并拚命压低蒙古贡马的价格，仅付给应付钱款的五分之一。蒙古贡使又恼又羞，回去向太师也先诉委屈。也先听了，勃然大怒，决意报复，便纠集诸部，招募了两万骑兵，亲自挂帅，举兵南犯。
蒙古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此次更是兵精马壮，士气高涨，不几日，蒙古兵长驱直入，勇不可挡，明朝边防军节节败退，北部军事重镇大同成为虎口之食，于是边报频传，连连告急。
王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恨不能赶快平息这场战乱，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异想天开地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以天威震慑也先，迫敌退兵。英宗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定能马到成功，便急于一显身手，他也不与朝巨商量，轻率地作出了决定，下旨诏示群臣。文武朝官听到御驾亲征的诏令，万分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接到边地告急的情报。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及支部尚书王直苦劝英宗千万不要亲自率兵出征，其言发自肺腑，入情入理，陈述道：“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供应不足，水泉犹塞，人畜所需，确有困难。况车驾远行，四方急奏，不能既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请求英宗选派干将援救大同。可是，英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受王振一人蛊惑，当即下令：如有再进谏者，杀无赦！
第二天，英宗聚集了五十万人马，带着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仓促起程。
由于备战不足，指挥不利，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几次出现严重失误，兵部尚书邝野被乱军济下战马，跌成重伤；不少军士因粮饷供给跟不上活活饿死；加之不断传来前线战事不利的消息，军心涣散、士气颓丧，随驾大臣几次恳请英宗回銮，都被王振阻止，他不仅当面辱骂劝驾的大臣，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反省认错”。
到达大同后，听说周围有伏兵，贪生怕死的王振慌忙传令军队撤出大同，数十万人马争相撤退，军容大乱，自相践踏。也先乘机奋起追击。
王振开始命令军队向他的家乡蔚州撤退，他打算借此机会让英宗及文武官员看看他在家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院，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走着走着，王振又后悔起来，他想到几十万兵马远道而来，又缺少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