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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像是毕业生留下的纪念，我对这一小串没有办法清除的字感到厌恶，它们就像是被铭刻在这张床板上，证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个人的专属，它曾经承载过无数人的睡梦，最终将不会记得我，因为它只是一张床板，除非我把自己的名字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写在上面，就像我们常做的那样，把记忆强行附着在那些本身毫无感情和记忆的事物之上。
我出神地用指尖轻轻摩挲着抽屉里的涂鸦，干硬的修正液上显露出木头的纹理。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我扭过身去，中间隔着几个同学，朝着斜后方正埋头做着笔记的豆芽轻声说了一句：“喂，借我修正液使一使。”
我一直没怎么用过修正液，写错了字便画一画重新写一个就好，反正在某些要求不能有错字的场合（比如考场）常常同样要求不能使用修正液。我这才发现修正液是个好东西，只需轻轻一挤，所有的过去——不管你有没有写错，只要是你不想要被发现的——都能被轻而易举地覆盖掉。她茫然地看着我用她的修正液在我的课本上画画，修正液在我手中摇了摇，发出几声干脆的响声，我回头给她做嘴型无声地说：“我明天再还给你。”
晚上我拿着修正液去了山上的烂尾楼。因为在负载着谎言的日子里，我无法回家。我不能把学生宿舍当做家，于是这栋楼就成了我心中的家的替代品。我满怀欣喜地准备用这根修正液在空白的墙上涂涂画画，试图勾勒出我心里想要的那个家的模样，它应该有着怎样的天花板、怎样的墙壁、怎样的吊灯、怎样的书桌、怎样的沙发、怎样的电视，甚至是怎样的人，它们都将随着修正液笔尖的乳白色液体显现于这栋如同画布一样空白的大楼里。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他静静地盘腿坐在我的阳台上，衣衫褴褛，也许是不知哪儿来的流浪汉，借这个地方过夜。我不太高兴地走过去气冲冲地告诉他：“喂，是我先来的。”他对于站在他面前的我无动于衷，反而气定神闲地说：“这是我家。”我恼怒却又不知道怎么把他赶走，推也不是，拖也不是，我就这么着急地来回踱步，“你凭什么说这是你家呢！”“那你凭什么说不是呢？”我被他问得无话可说。在我之前，有很多建筑工待在这里，这里大概是他们的家；再之前，在楼还没开始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等它变成了一栋无名之楼，谁都可以来这里认领一寸空间，我凭什么而你又凭的是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凭证都是虚幻的，这个世界似乎就是这样，所有的空间，包括土地、房屋，等等，尽管人们用尽方法满足并强调自己的拥有感，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哪怕一寸是完全属于一个人的。
我环顾四周，在他与我所占据的房间中央用修正液从地上一直到墙上，甚至我还想一直到天花板——可惜我不够高——画了一条界线。我用这种方式强调了地盘的划分，强调了这种拥有感，却也同时觉得若有所失。我把怅惘挥散，重新摇了摇修正液，用这支本应用来修正和覆盖的东西来书写与创造我幻想中的家。
“我的修正液呢？”几天之后豆芽找我要回她的修正液，我才发现我把它落在了烂尾楼里，“我重新给你买一支吧，你的被我弄丢了。”“好吧，过几天考完试就放假了，你要不要回家？”“要啊，但是我不能跟你一起坐车。”要是被我妈撞见了，我大概就要编一个类似“豆芽来机场接我了”的破借口。
我一推门就听见客厅里我妈跟另一些女人的笑声。我放寒假回家没有跟我妈说是哪一天，免得她自作主张跑到机场来接我。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恰好碰上有客人来访的时候。我妈看见我回来了赶紧迎上来，我把行李箱抬进来，示意不用帮忙。经过客厅的时候我仔细看清了其中一个女人。她应该比我妈年长几年，不知是不是因为有点儿发胖的原因，她的皮肤充满了光泽，我注意到她微卷的短发下面，有一对非常宽而厚的耳垂儿。她一开口就把我震住了——她有一把非常洪亮的嗓门儿，“哟，面条儿，回来啦？”
这下我才把她认出来。她是我们家对门的冉大妈。在很多年前我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她总是帮楼里的各家把孩子喊回来吃饭。她总是给各家孩子取上些跟吃的沾边儿的奇怪外号，比如“大饼”之类的。我那时又瘦又白嫩嫩，她就整天“面条儿”“面条儿”地叫。我一直受不了她这么叫我，她却为了自己找到如此生动的形容词而沾沾自喜。
“快打声招呼。”我妈轻轻推了推我，示意冉大妈身边还有另一个女人，“冉大妈你该认得。这是如云。”我条件反射地冲着她脱口而出，“阿姨好。”“她才比你大五年，喊姐。”我妈敲了敲我的脑袋，我抬起头重新打量这个女人。
她跟这个屋子里的其他两个女人截然不同，她年轻、清瘦，即使是微笑的时候眼底浮起的细纹，也像是脸上的淡妆那样成为一种恰到好处的装饰。她随意地把外套拉链拉到一半，头发干练地梳在脑袋后面。她不是完全静止得像个不真实的人偶，在她身上有一种缓慢而温和的节奏。她像是应该出现在高级咖啡厅里的女人，轻声地与人聊天，或者是低头翻看一本书。如果要把我加进这个幻想的画面里，我大概顶多是个碰巧在咖啡厅里兼职的小侍应，带点儿怯弱而有礼地端上咖啡，在这种时候，我们完全陌生，没有我妈在一边提醒我要跟她打声招呼，也没有她指点我应该如何称呼，我会自然而然地叫她“小姐”。
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女人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个绝对的威胁。
她远嫁美国，这几天碰巧回娘家一趟，她跟她的母亲冉大妈一起拜访我家，竟然还碰上我放寒假回家。我记得以前冉大妈喊她“小苹果”——果然还是给自己女儿起的外号最好听了。现在冉大妈改叫她“如云”，却还是叫我“面条儿”。如云给我们家带了些外国的巧克力，还摊开了一本相册跟我们寒暄起来。相册里全是异国风光，在一些合照里她挽着一个金头发、蓝眼珠的外国男人，她跟我们说那就是她的丈夫。三个女人聊着聊着，我努力保持低调，尽量让她们在高声阔谈之中忽略我的存在，但最后她们仍然是聊着聊着便聊到了我。
“噢对了，小栋，你是在哪里念书来着？”发问的人正是如云。
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某个著名的摄影教材来自美国纽约电影学院，便小心地试探道：“纽约，纽约电影学院。”其实这句话最后根本不是个句号，我轻轻地带了点儿上扬的语调，埋下了一个隐藏的问号。
“哦！那学校很不错！”
“嗯？小云你也听说过？”原本是一段可以暂且告一段落的对话，我妈硬要插进来一句，充满了兴趣。
“是啊，我丈夫有一个朋友就在纽约电影学院教书。”完了，我瞎说的学校竟然还跟这个女人有交集。
“那你给小栋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一下嘛，”冉大妈完全没有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毕竟一个小男孩在外国念书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很自然地，如云就从包里翻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我双手接过的时候，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
为了彻底结束这个话题，我慌乱之中瞟见了放在茶几上的相册，于是随口拾起了一个新的话题，“美国真是比这里强多了……对了，为什么你不把冉大妈也接过去一起生活呢？”话一出口我就后悔选了这么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但她只是大大咧咧地搂了搂冉大妈，开玩笑似的说：“我妈才不愿意去那种满大街说洋话的地方呢，要是没人跟她聊天，她保准要闷坏了！”冉大妈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她的大嗓门笑起来也是惊天动地，“我就爱到你们这儿来，跟你妈聊聊天——你不知道我就跟你妈聊得来。”我妈听了也乐呵呵地笑。
我发现如云的出现之所以让我不舒服，并不全因为她让我的谎言随时可能被击破，还因为她让我置身于一种奇怪的耻辱感当中。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我所编下的这个谎言是一种多大的耻辱，我甚至一直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是面对命运应有的正当的反抗。但在如云出现的那一刻，在她谈笑风生的时候，我知道在我心底某些自己建筑的东西崩塌了。
我妈让我沏一壶茶。家里的茶具是我爸留下来的，有些我也不会用，我只会最简单的冲泡。其实我跟我妈都不懂茶，这只是我爸的爱好，他以前有空的时候教过我一点儿。所以我也只会按步骤沏茶，至于茶的口感，我是一点儿也喝不出好坏。然而冉大妈和如云都说我沏的茶好喝，那只能证明我爸教得好。
她们聊得高兴，还留下来吃了饭，之后不知谁提出要搓一盘麻将，凑不够四个人，就硬是把我拉进去搭一脚。女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找到聊天的缝隙，她们仅仅是把聊天的场所从茶几挪到了麻将桌。三个女人竟然围着我问起了大学里的感情生活，我愣是红着脸支支吾吾地敷衍了过去。如云说：“要泡外国妞的话，你还得多锻炼锻炼才行，这么皮包骨头的，她们会觉得你不够男人！”说着她还捏了捏我的手臂。我妈假装正经地开玩笑：“你要是娶回来一个金发媳妇的话，我可不介意，不过她起码必须会做中国菜，而且不能说我做的饭不好吃……”“生一个混血儿孙子多好玩啊，不知道他的头发会是黑的还是金的……”说完她们都哄然大笑。三个女人拿我子虚乌有的大学感情来开玩笑并陶醉其中，我却在想，爱情是一笔长期的投资，在亏欠着别人许多钱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追求爱情，爱情也不是我生活里的首要任务。
临走的时候冉大妈帮如云把相册收起来带回去，拿起来的时候硬是没忍住，偷偷翻开意犹未尽地又看了几眼。
她们离开之后，我和我妈有了一个安静的夜晚。我们收拾好了茶具和麻将，便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我妈看着她每天必看的肥皂剧，突然想起了什么，往DVD机里塞进一张盘，说是别人借给她看的外国电影，说想跟我一起看，但是捣弄了半天我们也没调出来字幕，我说就别看了吧，她非要将就着看。“你到了外国，英语肯定长进不少，来，给我翻译一下这片子在讲什么。”我在憎恶这个电影没有字幕的同时也为此感到庆幸，因为没有字幕也就意味着，我瞎编也不会被我妈发现，尽管实际上我编得漏洞百出。“你看，这个女人在跟男人聊天。”“这个男的是谁？”“她老公吧。”“那为什么他现在又跟那个女人这么亲密……”“哦，那是婚外情……”“哦……外国人也搞婚外情啊……你以后得看好你老婆。”“妈，我又没要娶外国女人……”
我突然想起我带回来了一些外国糖果，赶紧把它们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我妈把这些糖果跟如云送的巧克力放在一起，在我家的玻璃壁橱里，跟陶瓷摆设放在一起，就好像它们不是食物，而是一种装饰品。
第二天我出门的时候看见了冉大妈。她一个人出来倒垃圾，我追上去跟她打了声招呼。其实很多年前，我妈跟这栋楼里的邻居都不怎么来往，平常碰见了点个头，但很少会到谁家里去坐一会儿，很少。冉大妈家里那个很久没有出现过的男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事，也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走了。我想我爸离开的时候大概在其他人眼里也是这样的吧，加上我的假装离开，就很自然地，我妈在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独居的女人，这栋楼里也无人追问，就好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突然在想，为什么冉大妈不直接搬过来跟我妈一起住，或者我妈搬过去跟她住呢？反正这层楼就两户人家，两个房子里都只各自住着一个女人，与其这么经常串门来往，还不如住到一起有个照应，也节省开支。但我妈跟冉大妈似乎一直是这样，坚持两个人独自住在原来的屋子，坚持一种微妙的界限，就像刻意去维持一个早就破裂的家庭，即使坚守着一个虚壳，也总比什么也不坚守要好。即使有一天，那个缺席的丈夫和父亲会回来，或者有新的人填补空缺，或者这个位置永远空缺，这两个女人都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撑起她们各自的家庭。
一路上我跟冉大妈聊天，等走上六楼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随手撕了张纸，写上我的手机号，交给她：“这是我的号码，如果我妈这边有什么事，就请你多关照一下，还有麻烦你马上给我打个电话。”我在我的号码前面添了几个字：紧急联系。她一口应允下来，接过纸条之后忍不住笑我用的是一张破烂的发票。那张发票就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