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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吗？”吴世杰问他。
“什么成了吗？”他不懂。
“装什么傻，我牺牲这么大，你总该有点进展吧。”
他不说话。
“爽快点儿，要不我直接去问司南了。”吴世杰逼他。
“去问吧，她现在不跟我讲话。”
房间里有人起哄，要谁和谁对唱《当》。
“怎么搞成这样？”吴世杰追问，“他们在喊什么？”
“他们在唱歌。”
“那快去啊，点咱最拿手的那首，和司南一起唱。”
吴世杰有一张Adriano Celentano的黑胶唱片，念高中的时候就时常在宿舍里放，其中有一首la coppia più bella del mondo（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对），每次喝高了必唱。
“我们在莫干山脚下，怎么会有这首歌，”程致研回答，“而且，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唱歌。”
吴世杰“哦”了一声，总算想起来，她终究还是跟别人不一样。
沉默良久，程致研终于把话说出来： “我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在哪里，我什么承诺都不能给她。”
“为什么不去跟她谈谈？”吴世杰难得沉静下来，换了一种口气，“她做那么多事，也是为了你，她会理解，只要你过得好。”
“行了，再说吧。”程致研把电话挂了，他知道吴世杰说的这个“她”不是司南。
他早早的去睡觉，却辗转难眠。他住二楼的一个房间，农民别墅的格局，楼梯上来就是一个长长的阳台，连着六间客房。不知道几点钟，窗上响了一下，他爬起来看，竟是司南站在外面。
她叫他出来，开口便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玩不起？”
夜风拂过，远近绵延的竹林发出一阵又一阵的，他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酒气。
“我听说过那些事，关于你的。”她继续说下去。
“哪方面的？”他身边的流言一直很多。
“你这样的年纪，却高官厚禄。”
他不说话，等她说下去。
“有人告诉我是因为一个年长的女人。”
“‘有人’说的没错。”他不遮掩，也不解释。抛开那句话背后隐晦的含义，的确说的没错。
他从没指望某人会为他守口如瓶，他刚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和同事出去喝酒，管郑娜和胡悦然叫“姐姐”，关博远就曾总拿他打趣，说他最擅长的就是这一招。那个时候，他就猜到关总可能知道些什么，但又只是一知半解罢了。
光线晦暗，她脸上的表情捉摸不清，又绕回那个问题：“所以，你觉得我玩不起？”
他笑，而后回答：“不是你，是我玩不起。”
两人都沉默，他反复想着她说的那几句话，他知道自己的确喜欢她，如果她只是想玩，他奉陪就是了，很简单的道理，却不知为什么心里空阔的这样难受。
“我懂了，”她回答，“只想让你知道，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就像对别人一样对我。”
她等他一句话，或者一个手势，但什么都没有，她只能转身走掉。
他回去睡觉，还是睡不沉，却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十七岁，在波士顿乡下的一所寄宿学校里。
24
十年前，十七岁的程致研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转学到波士顿AP Academy读十一年级。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都在公立学校念书，这是生平第一次走进如博物馆般古雅肃穆的校园。
AP Academy是一间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私立高中，学生中的少数族裔本来就不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小留学生更是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而且多少都有些特殊背景。
程致研不是国际学生，更不是名门子弟，哪一派都不属于。在这种环境下，他似乎是注定要成为异类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很快就在那里混得如鱼得水。这多半归功于他本身，他长相英俊，性格外向，功课很好，数学几乎每次都是满分，而且还有运动天赋，开学不久就被教练看中，进了冰球队。同时也与他生活境遇上的变化不无关系，从那一年开始，他总是有充裕的零用钱，开学前得到的礼物是一辆银灰色的玛莎拉蒂跑车。人总是趋利避害的，而他刚好就是人们喜欢的那种幸运儿。
当然，他在AP学院也并不非人见人爱，万事顺意。他进入冰球队，挤掉了一个原先的队员，因此该队员的死党邓肯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排斥。第一天训练结束，他洗过澡去更衣室，邓肯当着他的面把他的书包和衣服从储藏柜里拿出来，扔在地上。他看见了，并不问为什么，过去就把邓肯撂倒了。十几岁的男孩子都是冲动易怒的，冲突很快升级，一直到老师介入才收场。
程致研在那场冲突中认识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吴世杰。
吴世杰几乎是本能的站在他这边，第一时间加入了战局，并且在老师面前作证，说事情的起因是邓肯有种族主义言论。
事后，吴世杰告诉程致研，他最欣赏那种一句废话没有，上手就一板砖的气势，觉得特亲切。两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了朋友。
两方面都受了些轻伤，程致研是无所谓的，邓肯靠体育特长奖学金入学，没有什么背景，本身也不想闹大，事情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过去了。
那是程致研在AP学院闯的第一场祸，其结果并没有让他收敛，反倒更加张扬肆意，因为只有不断闯祸才能引起些许注意，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孤儿。多年之后，他和吴世杰再想起那件事，总是颇多感慨，他已不是那个蛮勇的少年，而未成年就做过伪证的吴妈居然成了律师。
打过那场架之后，程致研在冰球队的日子并不像预想中的那样难过。
当时的他和吴世杰的体格差不多，都是六英尺出头，在亚裔中算是高大的，但在白人球员占绝大多数的冰球队里只能排在最末，比赛中与人正面对抗，完全没有优势。吴世杰是万年的板凳球员，但程致研在场上却很有存在感，他身手敏捷，反应快，总是能冷静快速地移动，而且每一步都很有脑子。
练习赛中的几个关键进球让他在队里脱颖而出，其他队员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教练对他也十分看重，总是以他为例，对其他人说：你们看，在赛场上身体和技术只是最基本的东西，关键比得还是脑子和意志力，最多再加上一点运气。
有时候，他甚至会指挥教练如何布置战术，实在过分了，教练便会大吼：现在我是绝对权威，你要听我的！但教练还是喜欢他的，因为他的确有想法。在一场校际比赛中，他组织起一次绝妙的进攻，事后教练问他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打法？他不无得意地说：因为他下围棋，从五岁开始。
那时的他尽情享受拼杀，总是过分自信，根本不相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他喜欢开赛之前的那个瞬间，和队友们站在一起，许多支球杆交叠，大声地喊：Who’s better than we are？No one！
他以为，身边这些都是他的朋友。
25
圣诞节假期之后，AP学院冰球队与波士顿当地一所公立学校打了一场比赛。虽然只是普通校际比赛，但因为两队正在争夺一个参加全美高中生联赛的席位，所以任何一次对阵都很较真儿。
那天AP是客场作战，公立学校没有自己的冰球馆，赛场就选在一个社区体育中心里。观众席坐的很满，既有对战双方学校的学生，也有参赛球员的家长。程致研和吴世杰都没有家人在场，只有吴世杰读九年级的小女朋友拿着一部手持式摄影机，带着几个中国妞儿在场边替他们呐喊助威。
第一局AP学院比分落后，第二局又以两个进球反超。其中一个是程致研打进的，另一个也是由他助攻，那支公立学校的队伍作风彪悍，立刻以他为目标，严防死守。几次正面遭遇之后，双方队员都频频出现违规动作，冲突一触即发。
第二局结束，十五分钟休息，AP的队员士气高涨，在场边听教练布置战术，喝了一点水，处理了一下伤口，又再上场。
第三局，比赛陷入焦灼。开场五分钟，吴世杰横杆阻挡犯规，被裁判处以两分钟小罚，坐进受罚席，他的小女朋友挤到场边，隔着防护网跟他说话，他火气很大，让她离他远点。
不知是谁先发出一声惊叫，吴世杰回头再看场上，已经出事了。对方一名球员在中线处突然加速，用球杆将程致研推倒，而后猛地撞向界墙。谁都能看出来那一下撞得不轻，虽然这种冲撞在高速的冰球比赛中并不罕见，但奇怪的是程致研并没有马上爬起来，只是用手里的球杆无力地阻挡了一下。
裁判随即吹响了哨子，示意对方边线界墙三米内冲撞，处以五分钟大罚，但场上的局势却没有因此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双方球员都朝出事的地方聚过去，很快乱作一团，每个人手里都握有碳素纤维的“凶器”，就连裁判过去劝架，也险些被打。
在场边的人看来，失控只是几秒钟的事情，边线裁判、记分员和两队教练尚且茫然无措，吴世杰就撞开受罚席的门，连滚带爬的冲进混战的人群，把已经失去意识的程致研拖了出来。他眼睛半开半闭，头盔不知所踪，脸上头上看不清有几处伤口，殷红的鲜血涌出来，沾染了黑色球衣和赛场上澄白的冰面。
比赛中止，校医跑进来做了急救，随后救护车来了，把他送进医院，因为严重的颅脑损伤，当天夜里又被转去了另一家医院，做了一场大手术。手术之后，他没有醒过来，医生们数遍了所有后遗症和并发症，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便是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多年之后回想起那段经历，程致研总是觉得，昏迷中的自己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他记得有一双手一次又一次的抚过他的脸颊，记得有人握着他的手，温热的泪滴落在他的手背上，记得ICU病房外面隐约传来争吵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隔着重重的水幕——
“我不要听百分比，他必须活下去，必须醒过来！”
“我不相信什么意外！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代价！”
……
三天之后，那一层层浸淫着他的漫漫无边的水终于退了，他在清晨醒来，发现真的有一个人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那个人就是陆玺文。他从没见过她这样憔悴，身上搭着一条灰色开司米披肩，斜靠在折椅上，眼睛里布满血丝。
他慢慢转过头，对她说：“妈妈，我没事。”
他的确没事，到底是年轻，身体底子也好，只做了六个礼拜复健，就行动自如了。医生最担心的记忆损失也没出现，他什么都记得，唯有一件事例外，他不记得有多久没这样叫过她了，妈妈。
26
陆玺文人生的头十八年，跟那个年代出生的大多数人都差不多，住在逼仄的小房子里，有两个或以上的兄弟姐妹，从小到大都是放养的，想要什么都得靠自己去争，哪怕只是雨天的一把伞，或是饭桌上的一块肉。
就这样长到十八岁，陆玺文终于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小步，她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继而又认识了一个条件很好的男朋友。
此男名叫程怀谷，其父在陆玺文念书的那间大学里教古代汉语，所以家就在校园旁边。他比陆玺文大两岁，高中毕业之后一直赋闲，既没工作，也没上学，只是在家补习英文，隔三差五的到大学里去玩玩，表面上看起来和其他学生无异。陆玺文在学校里交游甚广，两人见过几次，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
至于是谁先看上谁，为什么看上的，因为年代久远，已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陆玺文并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美女，她排球打得很不错，身材比一般女孩子高大，五官娇好，但眉目间带着英气。相比之下，程怀谷倒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跳舞唱歌他是会的，打球从来就不去。之所以说他条件很好，只是因为程家是正宗的书香门第，而且有颇为深厚的海外关系，程怀谷的曾祖父以及所有远堂亲戚都在美国，他自己迟早也是要出国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谁都不会觉得这个无业青年配不上在名牌大学念书的女学生，反倒觉得陆玺文挺走运的，搭上了一条出国的捷径。
果然，她的宝押的没错，两人交往半年之后，程怀谷拿到了经济担保和俄亥俄州一间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陆玺文二十，程怀谷二十二，刚好满法定结婚年龄。在程家人的默许，和陆家人的热烈拥簇之下，陆玺文退了学，赶在程怀谷签证办下来之前，和他领了结婚证书。
这场联姻背后有着太多源自于不同立场的考量，陆玺文的算盘自不用去说，程怀谷作为一个新婚的青年男子，也更容易证明自己没有移民倾向，更狗血的是，到了他真正坐在签证官面前的那天，他刚刚知道妻子怀孕了。
就这样，程怀谷很顺利地拿到了签证，飞赴美国。数月之后，陆玺文在上海生下一个体重七斤二两，身长五十三公分的男婴。她按照旧俗，坐了三十天的月子，摆过满月酒，就开始申请去美国陪读，那个襁褓中的小孩又成了她面签时最好的道具。签证官是个中年妇女，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