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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曼咕哦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得说，真难以想象。”如果说霍尔曼对案件作过任何评论，那也是仅止于此。
隆尼·谢弗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诧。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印象。
菲利浦·萨维尔曾经礼貌周全地向哈金法官提出过一个要求，允许他在午饭时抽出一点时间在法院后面的一棵老橡树下练瑜伽。法官欣然批准。他在一名法警监护下走到树旁，脱去衬衫、短袜和皮鞋，在柔嫩的草地上坐下，身体缩成一团，活像一张椒盐卷饼。在他开始念念有词的当儿，法警溜到附近一张水泥长凳上，低下了头，这样就谁也认不出他。
凯布尔像老朋友一样对克里格勒亲切地说了一声“哈啰”。
克里格勒满面春风。充满信心地回礼道：“下午好，凯布尔先生。”
距今7个月前，在罗尔的办公室里，凯布尔和他那一伙人曾经对克里格勒作了一次长达3天之久的录像取证。看过和研究过那盘录像的人当中，至少有两打律师，外加几名陪审员咨询顾问，甚至还有两名精神病专家。他们的一致结论是，克里格勒说的是实情。但事到如今，即使是实情，也得把它搞得模模糊糊。现在是对证人进行反诘，而且是关键性的反诘，因而只好让事实见他妈的鬼去，在证人的头上必须浇上一桶粪。
经过成百小时的密谋策划，他们终于制定了一条战略。凯布尔用一个问题开始了盘诘：“克里格勒先生对原来的雇主是否仍是气愤难平？”
“是。”他答道
“你恨那家公司吗”
“公司是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人又怎么能恨物呢？”
“你恨战争吗？”
“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
“你恨虐待儿童吗？”
“我想这非常令人恶心，但幸运的是，本人与此从无关系。”
“你恨暴力吗？”
“我确信暴力很可怕，但在这一方面，本人同样是十分幸运。”
“如此说来，你是什么都不恨的了？”
“我恨花椰菜。”
场内响起了一片轻微的笑声，凯布尔明白，他已挨了一记闷棍。
“你不恨派恩克斯？”
“不。”
“你恨不恨在那里工作的人？”
“不。有几位我不喜欢。”
“你恨不恨当时和你一起工作的哪一位同事？”
“不。我当时是有几位敌手，可是我不记得当初恨过什么人。”
“你告过的那几位你也不恨？”
“不恨。我再说一遍，他们是我的敌手，但他们干的也只是他们分内的事。”
“这么说你爱你的敌手喽？”
“那也说不上。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去爱敌人，但这实在困难。我不记得曾经说过我爱敌手这样的话。”
凯布尔本指望通过暗示克里格勒作证可能是存心报复，以此来赢得一分，只要反反复复使用“恨”这个词，就有可能在一些陪审员心目中留下深深印象，令他们牢记不忘。但他的这一希望最终还是落了空。
“你到此作证是出于何种动机？”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为钱吗？”
“不。”
“你到此作证，是由罗尔先生或者为原告效力的别的什么人付给你报酬吗？”
“不，他们同意支付我的旅费，如此而已。”
让克里格勒敞开胸杯，详述到此作证的种种原因，是凯布尔最不愿干的事。在和密尔顿的一问一答中，克里格勒对此已有所涉及，而在当初录像取证时，他更是详详细细讲了足足5小时。必须立即转换话题。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吸过香烟，克里格勒先生？”
“吸过。遗憾的是，我曾吸了20年。”
“你的意思是，你但愿从来没有吸过烟？”
“当然。”
“你是何时开始吸烟的？”
“1952年，我进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公司鼓励所有的员工吸烟。现在依然如此。”
“你是否认为吸烟20年损害了你的健康？”
“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没有像伍德先生一样死掉。”
“你是何时戒烟的？”
“1973年。在我得知有关尼古丁的一切之后。”
“你是否觉得，由于吸了20年香烟，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
“当然。”
“你是否认为，公司对你决定吸烟负有某种责任？”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公司鼓励员工抽烟。没有一个不抽。我们在公司内部商店买烟，半价优惠。每次会议开始的时候，都有一盘子卷烟传来传去。吸烟是公司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你办公室里有通风设备吗？”
“没有。”
“被动吸烟的情况严重到何等程度？”
“非常严重。我们头上总是低悬着一团蓝色的烟雾。”
“那么你今天责怪这家公司是因为你的健康没有达到你认为应该达到的那种水平？”
“我倒宁愿这样说，大学毕业后，我要是进入另一行业就好了。”
“行业？你对整个烟草行业心怀怨恨？”
“我不是烟草行业热情的崇拜者。”
“所以你才到此作证？”
“不。”
凯布尔翻了翻笔记，迅速改变了话题：“克里格勒先生，你有过一个姐姐，对吗？”
“对。”
“她出了什么事啦？”
“1970年去世了。”
“死于何种原因？”
“死于肺癌，她每天两包烟，吸了大约23年。是香烟杀害了她，凯布尔先生，如果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原因的话。”
“你和她关系密切吗？”凯布尔颇为同情地问。他挑起了一个悲剧性的话题，给陪审团留下了不良印象，此刻他想以同情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抵消。
“我们很亲密。我只有这一个同胞。”
“她的去世你很悲哀？”
“是。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时至今日，我仍旧怀念她。”
“提起这件事我很抱歉，克里格勒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有关，我不得不提。”
“你的同情令我感激不尽，凯布尔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毫无关系。”
“她对你吸烟有何想法？”
“她不喜欢。她临死前还要我戒烟。凯布尔先生，你希望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吗？”
“假如是事实的话。”
“哦，这绝对是事实，凯布尔先生。我在她去世前一天，向她保证一定戒烟。而我也确实戒了，虽然这一过程拖了足足3年。因为我上了钩了，这你是很清楚的，凯布尔先生，像我姐姐一样上了钩了。生产那些杀害了我姐姐的卷烟的公司，故意使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一直保侍在高水平上。这些卷烟本来也是可能将我杀死的呀。”
“喂——”
“你别打断我，凯布尔先生，尼古丁本身并非致癌物质，这你很清楚。它只是一种毒品。这种毒品使人上瘾，从而让致癌物质在某一天可以乘虚而入。香烟天生有害，其原因就在于此。”
凯布尔镇静自若地望着他：“你讲完了吗？”
“我准备回答你下面的问题。但是，你别再打断我。”
“一定。而且我向你道歉。现在我请问你，你是于何时开始相信香烟天生就有害的呢？”
“我说不出准确的时间。这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谁都知道香烟天生有害，这无需天才。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回答你：我开始相信这一点，是在70年代初期某个时候。在我完成了我的研究项目以后，在我姐姐去世以后，在我看到那份无耻的备忘录之前不久。”
“1973年？”
“1973年左右。”
“派恩克斯和你的聘用关系是何时中止的？哪一年？”
“1982年。”
“如此说来，你尽管认为该公司的产品天生就有害，你仍继续为之工作？”
“是的。”
“1982年你的年薪是多少？’
“9万美元。”
凯布尔停了一下，他走回被告律师席，从一位助手手里接过一本拍纸簿，瞧了一会儿，一边咬着一根眼镜柄。他随后又回到麦克风前，询问克里格勒1982年起诉派恩克斯公司的原因。克里格勒一时摸不透他的用意，惶惑地望着罗尔和密尔顿，用目光向他们求援。凯布尔对导致这起讼案的一系列事件的细枝末节紧追不舍，而案子本身又极为复杂，涉及许多个人隐私，因而进展很慢，近于停顿。
罗尔表示反对。密尔顿表示反对。凯布尔则装模作样，似乎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居然会表示反对。双方律师凑到哈金法官面前，低声争论，而克里格勒则巴不得快点走下这个证人席。凯布尔对克里格勒在派恩克斯公司最后10年的工作表现，发动了连续不停的攻击。他可能要传唤其他证人出庭，反驳克里格勒、这便是他作出的强烈的暗示。
他的这一手法差点儿获得成功。被告律师无法驳倒克里格勒证词中对己不利的因素，他们便改变策略，在陪审团面前散布烟幕。如果不能把证人当场搞臭，那就用鸡毛蒜皮的细节缠得他魂不守舍，心烦意乱。
但年轻的尼可拉斯向陪审团揭露了被告的伎俩。他念过两年法学院，愿意在下午边喝咖啡边休息时用自己的经验提醒陪审团的诸位同事。他不顾霍尔曼的反对，大声道出了自己的愤慨，指责凯布尔使用障眼法企图把陪审团的看法搞乱。
“他把我们都当成傻瓜啦。”他愤愤不平地说。
第十七章
从比洛克西发疯一般接二连三打到纽约的电话，在证券市场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派恩克斯公司股票价格，在周二收市时已降到75。5，几乎下挫了4个百分点。而且，由于法庭上发生的那些戏剧性事件，抛盘数量特别巨大。
以前在审理烟草官司的过程中，一些公司原先的雇员也曾就喷洒在烟草上的杀虫剂提供过证词，而专家们则据此把杀虫剂说成与癌症有关，但这种说法并未打动陪审团。有次开庭，一个公司的前雇员曾经说出这样一个秘密：他的老板曾想用十来岁的青少年做广告，让这些长着十全十美下巴和十全十美牙齿、天真无邪的英俊少年，一边吸着香烟一边显出无穷的欢乐。这同一个老板，还想用4批年龄近二十岁的小伙子打广告，让他们扮成牛仔和货车司机，嘴里叼着根卷烟，在认真严肃地各干各的活。
但是，这些案子中的陪审团，都没有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裁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前雇员对原来老板的打击，像劳伦斯·克里格勒这样沉重。30年代那份无耻的备忘录，虽然已有不少人见过，但从未在诉讼中提出。他对陪审团所作的口头描述与原告律师拿到了正本，效果几乎完全相同。哈金法官同意他在庭上描述备忘录，这件事将在一审后上诉时成为争论的焦点，不管是谁在一审中获得胜诉。
克里格勒由罗尔手下的安全人员迅速护送离开了比洛克西，作证结束后1小时，他已登上一架私人飞机，返回佛罗里达。被迫离开派恩克斯公司后，他想与烟草官司中的原告律师接触，曾经想过多次，但以前一直鼓不起勇气。
为了打发掉他，派恩克斯曾在庭外付给他30万美元。这家公司曾要求他作出保证，决不在雅各布·伍德这一类案子中作证，但遭到了他的拒绝，而他一表示拒绝，就立即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说他们要一刀宰了他。他们对他威胁的次数并不很多，但断断续续长达多年，而且发出威胁的，总是陌生人的声音，威胁也总是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光临。克里格勒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对公司进行揭露，这本书据他说将在他万一非正常死亡后出版，目前由墨尔本海滩的一位律师保管。这位律师是他的朋友，正是这位朋友安排了他和罗尔的第一次会晤，律师还和联邦调查局通了气，万一克里格勒先生出了什么事，他们可以心中有数。
米莉·杜勃雷的丈夫霍皮，在比洛克西开了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他不是那种进取心很强的人，房源不足，客户不多，公司办得半死不活。但对仅有的一点儿业务，他还是认真从事，决不敢有半点马虎。公司前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块软木板，上面用图钉钉了几幅房屋的照片，那就是他目前手头的房源，主要是一些低矮的砖房和年久失修的两层楼公寓。
开办赌场的狂热，吸引了一批喜欢赶浪头的房地产商来到湾区。他们胆大无畏，不惜借贷重金从事房产开发。但霍皮和那些地产业的小伙计们却是安全第一。他们又一次受到排挤，只好在已经熟悉得过头的原有地盘里折腾，为新婚的年轻夫妇搞一些小小的鸳鸯楼，为穷途潦倒的人修修补补，为那些没有资格向银行贷款的人提供定向修建的次货。
但霍皮能按时支付账单，维持老婆米莉和5个孩子的生活。3个孩子目前在念专科，另外两个读高中。他的手下有六七个兼职的推销员，大多是灰心丧气的失败者，和他一样害怕欠债，也和他一样性格软弱。
霍皮喜欢玩牌。就在一幢幢高楼大厦在他周围地区拔地而起的当儿，他却在后面办公室的牌桌上虚度时光。房地产经纪人往往不问一问自己有多大能耐，总爱做发大财的美梦。霍皮和他那帮乌合之众，也难免在傍晚三杯下肚后，一边打牌一边胡吹可能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大生意。
星期四下午将近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