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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度信任，指派他具体负责这起案件的侦破，而且局党组决议，为了配合沈恕办案，局内所有部门给他开绿灯，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什么资源都可以满足，可以说，局党组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大家知道，局党组成员都在重要职位，各有重要工作，不能分身投入到案子中来，都对沈恕寄予了厚望。”
“但是，”王水的语气一转，“沈恕在限定的一个月期限内有负众望，未能如期破案，我们公安干警家属的枉死案至今未破，沉冤难雪，沈恕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对沈恕同志的处理决定。”
现场有一分钟的沉默。
沈恕举起手来说：“我有话要说。”
王木说：“有话你尽管说，组织给你机会。”
沈恕说：“现在是下午4点，距离三十天的破案期限还有八个小时，这个时候讨论对我的处理决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王木说：“你要端正态度，这起案件的影响很大，如果你不承担责任，我们怎样向市委市政府交代，向干警们交代，又怎样向社会交代？”
沈恕说：“我一定会端正态度，绝不推卸责任，不过这起案子的限期还有八个小时，我希望局领导再给我半个小时，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座中的人员起了一阵喧哗。
王木皱眉说：“沈恕，你在闹什么玄虚？”
沈恕说：“我们正在提取最后的证据，还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后，这起案件就是百分百的铁案，所以我恳请党组再宽容我半个小时。”
党组成员们面面相觑。
富强率先打破沉默，说：“既然沈恕这样说，我们还是要信任自己的同志，希望他半个小时后，给大家一个惊喜。”
王木感觉到他的威严受到了挑战，说：“沈恕，你知不知道你的做法违背了组织纪律，让这些高层和中层领导坐在这里等你半个小时，你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沈恕说：“非常对不起，我只是没想到这个会议会提前开。”
富强打圆场说：“半个小时也不是很长，大家随便聊聊就过去了。”
这时沈恕的手机响起来。
沈恕向众人说声对不起，接起手机，听了一会儿，挂断电话说：“不必等了，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
王木说：“我们给你机会，简短地说。”
沈恕说：“我还需要两个人和我一起揭开谜底，他们是法医淑心和警员冯可欣，请组织批准。”
王木搞不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迟疑下说：“可以，不过我们是不是还要坐在这里等？”
沈恕说：“不必，他们已经过来了，就在门外。”
沈恕站起身，走到会议室门口，拉开门让我和冯可欣进来。
在众人的诧异眼光中，我和冯可欣走到沈恕身边坐下。
沈恕说：“请原谅我以这样的方式揭开本案的谜底，我需要在座每一位的见证、配合与支持。应该说，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我们稍有疏忽，都会导致凶手逃之夭夭，而一旦贻误战机，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时机和这样的场合。这起案件最初的破案思路，是由法医淑心提出来的。”
迎着众人狐疑的目光，我说：“‘7·15’大案的凶手是不多见的犯罪高手，反侦察能力很强，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诸如指纹、鞋印、毛发等可证明身份的证据，这使得案件没有突破的口径，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但是，自始至终，我们一直没有偏离侦查方向，因为凶手虽然未在现场留下物理痕迹，却留下了心理痕迹。”
说到这里，在座的官员们有了小小的骚动，交头接耳议论着这个名词“心理痕迹”。
我说：“是的，心理痕迹，大家对这个词并不太熟悉，因为我们在侦破过程中很少用到。但是，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名词。一年前，英国苏格兰场警察总署在网络上开办了一个心理痕迹学的函授课程，我和沈恕都参加了这个课程的学习，而且是同期毕业。
“这起案子刚好给我们的心理痕迹课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考题。凶手在现场做了许多假象，也留下许多破绽。至少有三个地方暴露了他的身份。其中的一点就是凶手伪装了强奸现场，剥去了死者身上的衣服，在床头柜上留下了撕开的安全套包装，撕裂了死者的下体，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却用一个夏凉被遮住了死者下身，这个举动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凶手潜意识里不愿让别人看到死者的下身，他在保护死者的隐私。试想，一个与死者不相干的凶手会不会在作案后，心情紧张的情况下多此一举？显然不可能。那么，我们就推断，凶手是死者身边的人，对她的隐私很在意。这就是凶手在现场留下的心理痕迹。”
听众们又起了一阵喧哗。富强向我挑起拇指，以动作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我接着说：“除此之外，凶手使用的作案凶器是一把菜刀，而死者身上连中七刀，其中有四刀是不致命的。凶手试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他曾经用刀向死者逼问一些信息，比如保险箱的密码和钥匙等，而且在逼问期间用菜刀在死者身上留下了不致命的伤痕。但是，凶手在杀死女死者的时候，有一刀砍在实木的床头板上，而且砍下了相当大的一块。这也透露出凶手的一个信息，他想杀死被害人，不是逼问，也不是临时起意，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被害人死。所以，保险柜里的三十万元只是烟幕弹，他的作案目的是杀人。”
王木插话说：“你说了这么多，都是推测，没有实质的证据，这就是你们办案的态度吗？”
我说：“我们会提供实质证据，否则不会拖到最后一刻，我现在说的，是我们推理寻找凶手的过程。”
王木的脸色不悦。
我继续说：“凶手取空保险柜里的财物，又把五斗橱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造成他人室抢劫的假象。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如果被害人在被逼迫的情况下说出了保险柜密码，又怎么不会说出钥匙的所在？凶手的做作，更坚定了我们的想法，他是害命，而不是图财。此外，邻居的证词也强化了我们的推断，死者邻居说在午夜时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实际上凶手作案时穿的是一双软底鞋，这栋楼的隔音又很好，邻居没有可能听到脚步声，除非凶手是在有意做作，故意跺出声音，让邻居听到，以造成作案后慌乱逃窜的假象。
“这些线索汇集在一起，侦破方向就很明显，凶手是死者身边的人，男性，对死者有一定感情，在意她的隐私，身体强壮，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这个范围已经很小。”
我话音未落，听众们都骚动起来，目光有些异样，有人在偷瞟朱家襄。
王木斥责我说：“你们破案子可以确立嫌疑人范围，但是不要乱怀疑人，这样对人会造成负面影响，破坏他人的正常生活。”
我说：“我们没有胡乱怀疑，只是推测，以明确侦破方向。”
沈恕接过话头说：“明确侦破方向后，我们一直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在侦查，至于广泛地排查嫌疑人，是我们故意布置的烟幕弹，绝不是在浪费警力，而是被逼无奈，因为这起案件非常特殊，凶手一旦察觉到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逃之夭夭，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沈恕说：“我们在一开始并未怀疑到凶手，因为他在表面上没有作案时间，案发的时候，他正因公出国。”
座中人一片哗然。
6。惊愕凶手
朱家襄拍案而起，怒吼说：“沈恕，你疯了吗？血口喷人！”
沈恕笑一笑说：“朱支队，清坐，少安毋躁。案发后我们调查了几个与被害人有瓜葛的人，包括朱支队的亲兄弟朱国襄，是你的弟弟给了我灵感。因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朱国襄虽然已经一直在楚原市做生意，他却已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我当时好像在浑浑噩噩的梦中惊醒，如果凶于也持有外国护照，而且他在加入外国籍时改了名字，那么，他就可以使用这本外同护照进出中国，而在出入境记录中不留下他的中文名字，我们就没办法查到他。”
朱家襄的脸色阴沉得要下起雷阵雨。
沈恕说：“人们都有思维惯性，以为国外距离楚原很遥远，所以在案件侦破的初始，没有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从韩国汉城飞楚原，只要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而且航班很密集，在一个夜晚往返完全可能。我们查过，案发当晚，楚原机场有一班晚十点半从韩国飞达的班机，义有一班凌晨三点飞汉城的航班，中间的间隔，刚好是案发时间。”
王木说：“沈恕，如果，你没有实质证据，就不要再说故事，要注意同事的团结。”
沈恕说：“王局，我有铁一般的证据，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在我产生了这个大胆的想法之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一个人加入加拿大国籍后，能不能继续保留中国国籍，我就此走访了一位社科院的北美问题研究专家。
“据这个专家介绍，中国居民非法保有双重国籍，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可以做到。在加入加拿大国籍后，这个人只要继续保留长期有效的中国护照，持加拿大护照进入美国，然后持中国护照从美国返回中国，中国海关和领事馆就无法知道这人持有加拿大护照，他就可以继续在国内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工作，甚至在执法机关出任要职。”
朱家襄这时反而平静下来，说：“沈恕，你很会编故事，证据呢？”
沈恕说：“说实话，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证据，我曾经试图联络过加拿大移民局，请他们提供这个人的入籍资料，加拿大移民局拒绝配合。尽管如此，这个人存在作案的可能，必须纳入嫌疑人范围。”
沈恕又面向王木说：“王局，这个事情在破案过程中必须要保守秘密，因为凶手持有外国护照，而且又身在刑警支队内部，万一他听到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逃到国外。我们只能把知情者的范围限制到最小，而在支队内部也必须每天演戏，马经略甚至不惜和冯可欣打了一架，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演员来说，确实非常辛苦。”
王木的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
富强也不好表态，只能用目光表示对沈恕的精神支持。
沈恕说：“我们在对这个人的跟踪过程中，发现他与一个女人关系暧昧，这为他杀人提供了犯罪动机。我们没办法直接接近那个女人，却想办法弄到了她的即时通讯号码，让冯可欣每天在电脑上和她聊天，并以他的善解人意和不错的外形，取得了那个女人的信任。所以冯可欣算是此案的一大功臣。”
座中警员们窃窃私笑。富强见缝插针地缓和压抑地气氛说：“小冯长得还是不错，算得上一表人才，有女朋友了吗？”
冯可欣有点不好意思，说：“还没有。”
王木呵斥冯可欣说：“谈案子的时候不要说无关的话。”
指桑骂槐。富强倒没有生气，脸上还是挂着笑意。
沈恕接着说：“冯可欣通过电脑聊天，套出那个女人的许多私密，包括她和嫌犯的交往，这使我们坚定了深入侦查的信心。”
朱家襄说：“沈恕，你如果没有证据，我会上诉到市委、公安部，为自己讨回公道。”
沈恕说：“随便你怎样做。我们确定嫌疑人后，下一步就是找出他的作案证据，尤其是凶器和他作案时穿的衣服。
“凶器已经确定，是一把菜刀，但是却不在现场，凶手应该是把它抛在了外面。而且凶手没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现在是盛夏时节，他在杀人时，如果遇到反抗，很有可能在死者身上留下毛发、皮屑，甚至被死者抓下血痕，但是现场完全没有这些物证。我们认为他在作案时穿了整套的保护服，比如不会脱落纤维的衣服、帽子和手套。这些衣物上不可避免地会溅上血迹，所以凶手不会把它们带到机场，由于他的时间很紧张，有很大可能把作案时的衣物和凶器一起抛掉。”
沈恕接着说：“这起案子的症结就在于寻找这些物证，耗费了很多时间。经过调查，嫌犯的财产绝大部分在国外，楚原市内只有他自己居住的一套房子，所以排除了他把证物藏在其他的空房子里的可能。此外，他的性格非常谨慎，不会把罪证托付给别人保管。而如果随意把这些引人注目的东西丢到垃圾箱，难免被人发现。他在仓促中更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些证据焚毁。”
沈恕显得非常镇定，继续说：“在偌大的一个楚原市，要找出这几件被人精心隐藏的物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们站在嫌犯的立场，设计了整个作案过程。首先，作为凶器的菜刀不可能从国外带来，只能是下飞机后在某个地方取得，当时是深夜，无处可买，哪里是取菜刀的即安全又便捷的最佳地点呢？我和老马、可欣研究后，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机场的寄存处。嫌犯下飞机后，直接到寄存处取出作案工具，无疑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带着嫌犯的照片，找到当晚机场寄存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