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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
“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那只钩子，也许用更加恐惧的目光瞧着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只大手，点了点头。
“我们不常说话。他的话很少。”
“这我知道，”雷伯说。“但也许他对你或者别的新佣人说起过关于我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的事儿。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三个小男孩还是那样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悄悄坐下，三张脸把视线从钩子移到那女人惊慌的脸上，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显示出一丁点儿兴趣。跟前这三个小男孩，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沉默，他们严肃的蓝色大眼睛，在这座森林环抱的农家屋内，令人联想起那些充满了妖怪和神仙的德国民间故事。
“有一次，”埃玛·多宁说，“他提起过一个疗养院。”
“你是说，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之间，他们可能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疗养院去了，对吗？”
“对。”
她说，这个疗养院在林茨附近。安东曾经说起过那个地方的名字，但她再也想不起来了。雷伯从衬衫里边抽出一份从英国将军那里偷来的地图。他费了不少时间耐心地把地图上林茨周围六十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名一个一个地读出来，包括毛特豪森在内
一直读到她说“对”为止。那个地名是：哈尔特海姆。
原来是哈尔特海姆城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7
雷伯离开莱歇瑙以后，在派耶尔巴赫那个赶车的老人家里度过了这天余下的时间，并在那里过了夜。老农邀请他住下，起先他还不接受呢。自从雷伯和母亲、姐姐、妹妹一起离开维也纳前往利沃夫直到现在四年来，他这是第一次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也是第一次在坐着一家人的餐桌旁吃饭。老人姓多普勒，他的三个孙子都被德军征募去当兵了。据正式通知，其中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杳无音讯。雷伯向多普勒谈了埃玛·多宁接受寄养三个孩子的事，请他照看一下那些孩子。
雷伯回维也纳以后犯了一个错误。这倒不是因为他老是在波希米亚公署周围悄悄潜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又回到家里去过，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去打听埃泼克这个人的行踪。他什么也没打听出来。这个名字根本没有人知道，就象是埃玛·多宁自己编造出来的。
其实，雷伯知道了这个名字，就已经表明他的调查取得了进展。他对安东·欣特泽耶尔之死的确切情况所作的探究同样有所收获。这个在克立姆罗德家服务了五十多年的“白发老人”，原来死在一辆军车轮下。要说有什么出入的话，那就是：雷伯确信，安东无非是被埃泼克谋杀的。
埃玛·多宁所描述的那个身材很高、长得很漂亮、穿党卫军将军制服的金发男子，无疑就是埃立希·施泰尔。现在，施泰尔也好，埃泼克也好，都认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查访活动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雷伯已经非常迫近可怕的事实真相。
如果你从林茨朝西北方向去德国的帕骚，会看到哈尔特海姆城堡就在多瑙河沿岸的公路边上。那地方叫阿尔克霍汉。这是个幽静的小村落，在奥地利北部，你可以找到好几百个这样的村庄。从阿尔克霍汉到林茨，只有十五公里左右。这城堡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几处窗洞却被堵死，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又看得出马克西米连皇帝（注：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德意志国王（1476年即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年即位））时代沉重阴郁的德意志特色。堡内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庭院，环列着气势宏伟的廊柱，但他们丝毫也不能冲淡由四座塔楼君临全堡的整个建筑群给人的不样印象。
“这里过去是一座疗养院，”红头发的电工颇为勉强地对雷伯说。“也可以说是一家医院。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进去过两次。那见的电线系统发生了短路，他们找我去修理。”刚说到这里，他就急忙摇摆头，戒心十足地补充道：“不过我可没有看见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这个红头发电工的铺子，开设在林茨城中离圣三一雕柱不远的地方。雷伯·克立姆罗德刚在他的店铺门口出现，电工马上认出了这个又高又瘦的小青年。战时，他作为一名电工，曾经几次进入毛特豪森集中营。他记得当时在集中营里，党卫军的军官们把这个少年拖来拖去，有一次，他们在雷伯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皮带，就象牵一条狗似的。和其他曾经或多或少跟集中营打过交道的人一样，他知道目前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正在全力搜捕战犯。他特别害怕最近刚在林茨成立的犹太人委员会。如今的犹太人都是危险人物，太危险了。他在林茨街头已经两次遇到过另一名过去的囚犯西蒙·威森塔尔，此人就住在这里附近。他夜里做恶梦，几次梦见威森塔尔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凶光，尽管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问心无愧他只是一个电工，仅此而已，人们有什么可指责他的？
然而，刚刚走进来向他打听哈尔特海姆的这个少年也是犹太人。红发电工清楚地记得，那少年穿的条纹囚衣上面，居于橙色双线三角形中央的是一个黄色的“J”字。正是这个红头发的电工把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的名字告诉了雷伯·克立姆罗德。
奥地利铁路部门想方设法把一些几乎已经完全毁坏的无棚车皮重又投放到某几条路线的轨道上运行，雷伯就是扒上这样一节车皮从维也纳赶到林茨的。六月三十日，他到达林茨。从林茨到阿尔克霍汉这段距离他靠两条腿和搭乘军用吉普走完了。军人很乐意让老百姓搭车。
雷伯从来也没有具体告诉过任何人，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哈尔特海姆城堡。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都没有敢向他提这个问题。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是第一个发现哈尔特海姆城堡内幕的人（当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那些人除外）；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加上西蒙·威森塔尔的积极努力，这个城堡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雷伯抵达萨尔茨堡是在七月二日晚上或七月三日早晨。
从毛特豪森到那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他都是步行的，睡得很少，唯一的例外是在派耶尔巴赫多普勒家过的那一宿；吃得更少，例外还是在多普勒家享用的那一餐，此外他没有从任何仗义提供的食物得到体力上的补充。他沉浸在不顾一切和戏剧性的孤寂之中，驱使着他的唯有一个执着的意念，查明父亲死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死的？
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姓洛塔尔。
“他不在，”一个灰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对他说，“他住在这儿，但工作不在这儿。你可以到照相馆去找他。”她答应雷伯的要求，把那里的地址给了他——就在钟楼后面一条有篷的甬道里。
“你认识路吗？”
“我会找到的，”雷伯说。
他竭力不让自己露出一瘸一拐的步态离开那儿。穿过一个名叫老市场的的广场时，他第二次看见了那辆救护车。第一次是在萨尔察赫河的另一边，当时雷伯正从林茨通到此地的公路上下来。他注意到。那辆车停在公路大桥的桥堍，面朝着他。前座上坐着两个男儿一动也不动，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明他们正在等待指挥者的命令再采取行动。这辆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