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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他在离开时说，“如果一个外科医生看到，那么他很可能会看出这不像是十五年前的旧伤。外行人是看不出的。但伤口愈合需要十二周的时间。”
那是十一月初。到圣诞节时，由于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一个四十四岁的强壮的人新陈代谢还不错，伤口痊愈得很好，红肿已经消退了。
一次在每天的例行散步时，塔米安·戈弗雷博士问马丁：“年轻人，如果你要去的正是我认为你要去的地方，那么你必须掌握你很可能会遇到的不同层次的妄言和狂热。核心就是自我吹嘘的圣战，但不同的派系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和行为达到这个目标的。他们相互间差别很大。”
“这好像是从瓦哈比主义开始的。”马丁说。
“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忘记瓦哈比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而奥萨马·本·拉登已经向沙特宣战，称他们是异教徒。有许多教派是从超越了穆罕默德·瓦哈比教条的极端派系里演变出来的。”
“瓦哈比本人是十八世纪的一个传道士，来自内志沙漠，那是阿拉伯半岛上最荒凉最严酷的内陆。他留下了《古兰经》里许许多多最严酷的和最偏执的教义。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已经落伍了。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没有向西方或基督教宣战，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屠杀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妇女和儿童了。瓦哈比只是留下了偏执的温床，而今天的恐怖头目正是把年轻的幼苗安插在这个温床上，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杀手。”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被限制在阿拉伯半岛上？”马丁问道。
纳吉布·库雷希插话说：“因为三十年来，沙特阿拉伯用石油和美元使它的国家教义国际化，这包括了世界上的每一个穆斯林国家，也包括我的出生地阿富汗。他们都还没能明白一个恶魔正被释放出来，也没意识到它会转变成大规模杀戮。”
“那为什么‘基地’组织要对自己教义的发源地和资助国宣战呢？”
“因为其他先知们已经崛起了，更偏执、更极端的先知们。他们布道的教义是，对所有非伊斯兰教完全不容忍，进攻和摧毁他们是义务。沙特政府由于与西方打交道，并且允许美军在它神圣的领土上驻扎，所以备受谴责。当然，穆斯林世界每一个世俗政府都遭到同等对待。因为对那些狂热分子来说，他们和基督徒、犹太人一样有罪。”
“那么，你觉得在我的这次旅行中，会遇到一些什么人呢，塔米安？”马丁问道。
塔米安·戈弗雷博士发现了一块椅子大小的石头，于是坐上去歇歇脚。
“有许多团体，但其中有两个是核心组织。你知道‘萨拉菲’这个词吗？”
“我只是听说过。”马丁说。
“他们是想回到原点的一个组织，想恢复伊斯兰的黄金时期。回到初期执政的四大哈里发时期，也就是大约一千年之前。大胡子、凉鞋、长袍、严厉的穆斯林法规，抵制西方和西方带来的任何现代化事物。当然，地球上是没有这样的天堂的。但狂热分子不会因为不现实就踯躅不前，在追求疯狂梦想的过程中，纳粹分子、独裁政权、波尔布特的追随者屠杀了千百万人，其中有一半是他们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只是因为这些人不够极端。”
“你说的‘萨拉菲’，应该是指塔利班吧？”马丁说。
“塔利班只是他们的一小股。人弹袭击者通常就是这种人，头脑简单，信任他们的头目，服从他们的精神导师，不是很聪敏，但绝对听话，坚信他们所有的狂乱仇恨都能取悦万能的真主。”
“还有更糟的吗？”马丁问道。
“哦，当然喽。”塔米安·戈弗雷博士说。她站起身，开始带领这个小小的团队返回城堡。虽然隔了两条山谷，但还是能够看到城堡的塔楼。
“那些极端分子，真正的极端分子，我用一个专用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塔克菲尔’。不管在瓦哈比时代它是什么意思，现在它已经改变了。‘萨拉菲’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不听音乐，不与西方妇女为伴。根据一个人的服装、长相及其宗教信仰，能立即分辨出他是什么人。但从内部安全的角度来看，辨明身份只完成了战斗的一半。”
“但还有些人，会融入西方的习俗，不管他心里有多厌恶，但他为了不致引起怀疑而完全西化。九一一事件的所有十九个自杀炸弹袭击者之所以能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混过去，是因为他们的样子和举动与常人无异。伦敦大爆炸的四个炸弹袭击者也是一样，看上去都是正常的年轻人，去健身房，打板球，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其中一人还是一个专业教师，整日笑容可掬，实际上却在策划大屠杀。这些人才是最危险的。”
“这些人经常理发，不留胡子，仪表整洁，身着西服，受过教育，获有学位。这种人是变色龙，他们只是暂时违背他们的信仰，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为了他们的信仰去实施屠杀。哦，我们到了，我的腿也走累了。该是做午间祷告的时候了。麦克，由你主持做祷告。等会儿可能还要向你提问呢。”
二○○七年元旦刚过，一份电子邮件从伦敦西伯特和艾伯克龙比公司的办公室发往雅加达。里士满伯爵夫人号货轮，将于三月一日从利物浦起航，载运“捷豹”轿车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卸完货后，她将空载驶向加里曼丹岛，在货舱里装上木材，然后去泗水，在甲板上装载丝绸。
在美国喀斯喀特山脉的帕赛顿荒野，建筑工程队在二○○七年一月底完成了那座木屋的改造任务。他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为了赶进度，工人们都在工地上过夜，暖气系统开始供暖之前，都要忍受极度的寒冷。但奖金很可观，很诱人。因此尽管条件艰苦，他们仍然十分卖力。工程终于如期完成了。
乍看上去，这座木屋跟原先没什么不同，只是变大了一点。实际上，它的里面已经变了样。为供两名情报官住宿，原先的几个卧室就够用了；为了满足八个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监视，另外建造了一座简易小屋，还在旁边搭了一个餐厅。
宽敞的客厅保留着，又扩建了一间娱乐室，里面设有台球、图书馆、等离子电视和DVD播放机。这两个房间都用了隔热保温的松木。
第三处扩建的房间看上去是用不保暖的带皮树木搭建的。它的外墙采用劈开的树干贴面，而内墙则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这个囚室从外面不可攻入，从里面也无法逃遁。
从警卫居室有一扇铁门可以通向囚室，门上有一个送饭口和一个窥视孔。门内是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铁床，床腿铸在了混凝土地面里，徒手绝对无法移动。墙上的搁架也与混凝土浇铸在一起，也是无法移动的。
然而地上铺着地毯，一个不可打开的地下凹槽里还不断向里吹暖风。这个房间在铁门对面还有一扇门，囚犯可随意开启或关闭。这道门只通往那个放风的院子。
院子里空荡荡的，在离围墙较远的院中央有一把混凝土凳子。围墙高十英尺，墙面很光滑，任何人都无法爬上墙头。
至于卫生设备，房间里有一个凹陷处，在地面上挖了一个孔，可供方便，上面还有一个淋浴喷头，但开关则由外面的警卫控制。
因为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由直升机运来的，所以从外面看，雪地上只是多了一块停机坪。除此之外，这座木屋矗立在五百英亩的土地上，虽然四周一百码范围内树木都被砍光，但从外围看上去，周围全是松树和云杉。
随后警卫人员来到了。他们大概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十名监狱看守，包括来自兰利的两名中级情报官，另外八名是初级特工，刚从中情局培训学校“农场”通过了心理和体能测试。他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能令人血脉贲张，可眼前只是一片林海雪原。不过，他们具备一流的体能，渴望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审判在二○○七年一月底前开始了，是在审讯楼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不少这样的大房间已经重新装修成了司法室。如果有谁指望看到像电影《义海雄风》里面杰赛普上校那样近乎疯狂的表演＇20＇，他肯定会大失所望。审判的程序是低调的、有秩序的。
共有八名囚犯被认为“没有进一步的危险”而可以考虑释放，其中七个大声叫嚷他们是无罪的。只有一个人傲慢地保持着沉默。他的案子被安排在最后听证。
“囚犯伊兹玛特·汗，你希望审讯翻译成哪种语言？”主持审判的上校问。他坐在房间尽头的讲台上，背面的墙上是美国国徽，他的两边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位少校，女的是一位上尉。他们三人都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司法处。
囚犯面对着他们，他身边的海军陆战队卫兵把他拉起来站直了。两张台子已面对面地放置好了，以供控方和辩方律师就席，控方律师由军方派出，而辩方律师则来自民间。囚犯慢慢耸了耸肩，盯着那位女上尉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把目光定在了法官头顶上方的墙面上。
“本法庭知道囚犯懂阿拉伯语，所以本法庭将使用这种语言。有反对意见吗，律师？”
这是向辩护律师提问的。律师摇摇头，在他接手这个案子时，就有人针对这位当事人向他提出了警告。根据他从各方面所收集到的消息，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当然，如果当事人能够配合，那么情况会好一些，至少自己不会太尴尬。他摇了摇头。没有反对意见，可以用阿拉伯语。
那位阿拉伯语翻译走上来，站在几个海军陆战队卫兵旁边。用阿拉伯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关塔那摩湾只有一个普什图语译员，他已经与美国人耗了很长时间，没能从他的阿富汗同胞的那里套出什么话来。现在他无事可做了，感受到了完成任务的轻松。
关塔那摩湾只有过七个普什图人囚徒，这七个人都是五年前在昆都士被错误地归到外国武装分子一边的。四个已经回去了，都是些头脑简单的农家男孩，他们都真诚地放弃了穆斯林极端主义；另两个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仍在接受心理治疗。这个塔利班军队的指挥官是最后一个了。
控方律师开始发言，译员随之说了一连串咝咝作响的阿拉伯语。其大意是：美国人要把你发回大牢里，关上一辈子，你这个骄傲自大的塔利班狗屎。伊兹玛特·汗缓缓低下头，把目光转向译员那边。这双眼睛说明了一切。黎巴嫩出生的美国译员继续翻译。这个阿富汗人也许会被套上一件滑稽可笑的橙色连身囚衣，戴着手铐脚镣，但你永远无法知晓这个混账在想些什么。
检察官的发言很简短。他强调了被告长达五年的沉默，还拒绝提供任何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同伙姓名。还有，被告是在参与一场残忍杀害一个美国人的监狱暴动时被抓获的。说完他就坐下了。他对结果没有疑问，这个人应被继续关押。
辩方律师的辩护词稍长。作为一个阿富汗人，被告与“九一一”暴行没有任何瓜葛，这点值得庆幸。当时被告正在参与的战争纯属阿富汗内战，他与“基地”组织的阿拉伯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至于毛拉奥马尔，以及阿富汗政府对本·拉登及其同伙的庇护，那是独裁政权的行为，而伊兹玛特·汗先生只是一名军官，不属于决定政策的领导层。
“我真诚地希望法庭承认这个事实，”律师总结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问题，那也只是阿富汗的问题。现在阿富汗已经有了新的民选政府。我们应该把他遣返回去交给那边处理。”
三位法官退庭了。他们离开了三十分钟，回来时，那位女上尉因愤怒而涨红了脸。她无法相信她刚才听到的话。但上校和少校曾经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见过面，知道他的命令。
“囚犯伊兹玛特·汗，站好。本法庭获悉，卡尔扎伊总统已经同意，如果你回到你的祖国阿富汗，你将被判处终身监禁。因此，本法庭再也不愿为了你而加重美国纳税人的负担。我们将把你遣返回喀布尔。你返回将会与你到来一样，戴着镣铐。本案到此结束。休庭。”
大为震惊的不止上尉一个人。控方律师在想这案子会对他今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什么影响；辩护律师感到格外轻松；那个译员愣了一会儿，还以为这个疯子上校会下令卸去手铐，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他——一个贝鲁特良民的儿子，将会无地自容。
英国外交部坐落在伦敦查理国王大街，离白厅很近，从查理一世被砍头的议会广场窗户可以一眼望到。在前一年夏天成立的那个礼宾小组，在过完二○○七年元旦后又开始上班了。
他们的工作是与美国人协调即将到来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