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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土著——他们上个世纪就已被斩尽杀绝——曾经在肯塔基、威斯康星和古老的大西北见过的情景。假如你有幸将那种空气吸进肺部，你会感到它要比这150年来在任何地方吸到的空气都要清甜。
在那幅图片下面的另一幅图片里，有七八个人在沙滩上玩耍——可能是湖畔，也可能是上面那幅图片里的那条河的岸边。两个小孩蹲在水边戏水，近处一群大人围成一圈，各自以舒适的姿势坐着、跪着，或蹲在金黄的沙粒上。他们在说着什么，有几个人抽着烟，多数人手里都拿着喝掉一半咖啡的杯子。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可以看出适值清晨，刚刚用过早餐。他们都面露笑容，一个女人在说话，其余的人在聆听。有个男人半蹲着，朝水面打出一个水漂儿。
于是你明白：他们用过早餐后利用上班前的二十分钟在沙滩上修身养性；他们是朋友，每天都这样聚一聚；于是你明白——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全都热爱，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没有任何压力。还有——行啦，够啦！每天早餐后人家就花半小时时间坐着聊天，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坐在美妙的沙滩上。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脸。这些脸相貌平平，大同小异，可是都绽开笑容。有的年轻极啦，二十多岁吧；有的看来三十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大概五十的光景。最年轻的那一对脸蛋柔嫩光洁，让人以为他们就出生在那儿。那是一个没有忧伤也没有恐惧的地方。其他那几个，特别是年纪大些的，额头上皱纹密布，嘴角也已经凹陷，可是也让人感到那些皱纹将不会加深，它们已被治愈而成为往日的遗迹。而在年龄最大的那一对的脸上，呈现出来的则是——可以说是永久的欣慰。没有哪张脸流露出怨恨；这里人人都充满欢乐。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过去如此，未来也将这样，更不用说现在了，而且人家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一种要上那儿去的强烈的渴望从我内心深处涌出——到沙滩上去，用过早餐后跟他们一道沐浴清晨的阳光——我实在克制不住自己。我抬头瞧着柜台后面的那个男人，脸上堆出微笑：“这个——很有意思。”
“是啊，”他也笑了起来，很惊奇地摇了摇头，“客人们总是这么感兴趣，这么动心，一般都不再问什么，”他发出了笑声，“只想知道价钱和其他细节。”
我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我想你对整个计划都比较了解吧？”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小册子。
“那当然。你想知道什么呢？”
“这些人，”我轻声说，用手碰了碰一群人在沙滩上玩闹的那张图片。“他们做些什么呢？”
“人家工作，个个都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斗。“一般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有的读书。根据我们的规划，有一个……”他又笑了笑，“……挺不错的图书馆。有的人干农活，有的人写作，还有一些人做手工活。大多数人都生儿育女，哎，这么说吧，他们做的事都是自己真心愿意去做的事。”
“假如没有任何事情真心愿意去做呢？”
他摇头不以为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总会有些什么事情是自己真心愿意去做的，只是在我们这种地方，没那么多时间去发现罢了。”
他取出一只烟叶袋，靠着柜台开始往烟斗里装填烟叶末，两眼看着我，一副很严肃很深沉的样子。“生活就摆在那儿，宁静而淡泊。有点像早期的拓荒公社，只是没那么些让人短命的苦役而已。有电，有洗衣机、吸尘器、自来水、现代化的浴室和现代医药，现代得很。但是没有收音机、彩电、电话和汽车。地方也不算大，人人都在小社团里生活工作，大多数生活用品都由自己动手制作。房子靠自己盖，当然有邻居帮忙。产品归自己所有，东西多极啦，但不得出售，也无法出售，根本就没有票券。他们跳舞、打牌、结婚，举行命名仪式、祝寿仪式和丰收聚会。还有游泳和各种体育活动。举办演讲表演，谈吐幽默，妙语连珠。走亲访友和相互宴请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没有任何压力，经济的或社会的都没有，不用为生活担惊受怕。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快乐的天使。”他又笑了笑，“我在背诵解说词呢，当然，开个小小的玩笑。”——他朝小册子点了点头。
“当然。”我低声说，又低头去翻看小册子，拨拉了一页。“居民地家庭”一条说明这样写道，下面果然有十几张小屋内部陈设的图片，而且很可能就是我在第一张图片上看见的那些小屋。其中有起居室、厨房、书房和院落，许多家庭按早期美洲的风格进行了装饰，只是看上去那些家具，比如石椅、碗柜、桌子和卷角的地毯的确是自己动手做成的，做得还算美观。另外一些家庭的摆设则具有现代味道，有一家甚至还显示出了明显的东方情调。
所有的屋子显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眼看上去就会感到，对于住在里面的人们来说，这些屋子是家，是真正的家。在一间起居室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缝制的题词：“没有比自己的窝更好的地方。”这句话看起来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也不像是从哪本破书上抄来的。它显得异常自然，与环境极为吻合。
“你是谁？”我抬头直视那个男人。
他点燃烟斗，不慌不忙地将火苗吸进去，瞟了我一眼。“书上有，”他说，“在封底。我们——也就是说，凡纳人，最早的定居者——是跟你一样的人。凡纳是一颗有空气、阳光、土地和海洋的行星，像这颗行星一样，气温也相似。因此那儿的生活当然也就跟这儿的差不了多少。我们跟你一样，只是去得早了点而已。有些细微的结构差异，但无碍大局。我们读你们的詹姆斯·瑟伯尔、约翰·克雷顿、拉伯雷、艾伦·马普尔、海明威、格林、马克·吐温、艾兰·尼尔森；吃你们的巧克力——我们不生产；听你们的音乐；当然你们也会喜欢上我们的一些东西，尽管我们的思想、目标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与你们的截然不同。”他微微一笑，喷出一口烟。“稀奇古怪，是不是？”
“是。”我清楚自己的回答有点荒唐，但忍不住一笑，脱口问道：“那凡纳在哪里呢？”
“按你们的计算方式，离这儿有好几光年。”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有点恼火。
“那就是说很难去那里，是吧？”我问。
有那么好几分钟，他看着我；后来朝身旁的窗户转过身。
“你过来，”他说。我绕过柜台站到他的身边。“那儿，靠左边的地方——”他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用烟斗柄指点着说——“是两栋大楼，背靠背盖起来。一栋的人口在第5街，另一栋的人口在第6街，看见了吗？就在大街中央，可以瞧见屋顶。”
我点点头。他又说：“在其中一栋的第14层住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太太。他们家的起居室的墙壁是另一栋大楼的后墙，在另一栋大楼的第14层，住着他们的朋友。那家人的起居室的墙壁正好是这家人的大楼的后墙，也就是说，这两对夫妻彼此相距不到两英尺，因为两幢大楼的墙壁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个头高大的男人笑了起来。“可是如果罗宾逊夫妇要去拜访布莱登夫妇的话，他们就要从起居室走到前门，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电梯，乘电梯落下14层楼，然后来到大街上，走过一个街区。大城市的街区可长啦，碰上下雨天恐怕还得叫辆出租车。他们走进另一栋大楼，又穿过大厅，坐电梯爬上第14层，再穿过走廊，摁响门铃，最后才来到朋友家的起居室——而这地方离他们自己家的房间不过咫尺之遥。”
高个男人回到柜台前，我绕过柜台又站回另一侧。“我想告诉你的是，”他接下去继续说，“罗宾逊夫妇出游的方式就像是空间旅行，跨越遥远的距离。”他耸耸肩，又说，“如果他们能在不损害自己或墙壁的情况下穿越这两英尺距离——嗯，那就是我们旅行的方式了。我们不用跨越空间，免了。”他又笑笑，“在这儿吸口气——呼出去时就到了凡纳。”
我轻声问：“那他们就是这样去成的吗？图片里的那些人？你让他们去那儿。”
他点头。
“为什么呢？”我再问。
他耸耸双肩。“假如你看见一家邻居着火了，能救的话，你救不救呢？尽自己的能力，至少？”
“是的。”
“那就对了——我们也一样。”
“你认为我们有这么糟糕？”
“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想到了早晨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标题，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千篇一律。
“是不怎么样。”我说。
他颔首同意。“我们不可能让你们全去，甚至也不可能让很多人去，因此一直在挑选。”
“有多久了？”
“很久啦，”他笑笑，“我们有个人是林肯（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被蓄奴派分子刺杀身亡。）内阁的阁员。不过直到你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才有了一点眉目。在那之前我们还一直只是旁观。1913年我们在墨西哥城开了第一家公司，现在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分公司。”
“1913年，”我喃喃自语，记忆中仿佛忽然闪过什么。“墨西哥。对！是不是……”
“正是。”他笑了，接过了我的问题，“安布罗斯·比尔斯（安布罗斯·比尔斯（1842—1914），美国讽刺作家，著有《魔鬼辞典》等。1914年因愤世嫉俗远走战乱频仍的墨西哥，从此下落不明。据信被比乔亚的军队所害。）那年或是第二年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活到1931年，一个老头儿，又写了四本书，我们都有。”他翻了一页小册子，指着第一幅大照片上的一间小屋说：“这就是他的家。”
“是不是克雷特法官？”
“克雷特？”
“另外一桩轰动一时的失踪案；他是一位纽约大法官，几年前忽然不见了。”
“这我不清楚。记得我们倒是有过一位法官，从纽约来的，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我隔着柜台朝他探过身子，凑近他的脸，点点头说：“我喜欢你的玩笑。非常喜欢。无法用言语表达。”随后又轻声补上一句：“什么时候不再是玩笑？”
他审视我的脸。“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得当机立断，列克星顿大街酒吧的那个中年汉子对我说过，因为不会再有第二个机会。我清楚；我试过。我伫立沉思。一群不愿再看第二眼的人，一位只见过一面的妞，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我又想到离开那间小屋去上班，下班后又得摸黑赶回去。最后我想到了图片上浓绿的峡谷和清晨阳光下奶黄色的沙滩。
“我去，”我低声说，“如果你允许的话。”
他依旧审视我的脸。“想清楚，”他严肃地说，“想明白。我们可不希望有谁在那儿不快活，哪怕你还有一丁点疑虑，我们都宁可——”
“我想清楚了。”我说。
过了一会儿，这个灰发的男人打开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拿出一块黄色的长方形小卡片。其中一面印了字。中间是一杠浅绿色，看上去像是一张去白色平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火车票。上面写着：“你好，去凡纳有效。不得转让。单程。”
“呃……多少钱？”说着我把手伸向荷包，心想不知他要不要我付钱。
他看着我的手在臀部的裤袋里摸索。
“你兜里的全部，包括零钱。”他笑笑，“你不必带钱了，我们可以用你的钱支付活动费用、电费、房租等等。”
“我没有多少。”
“没关系，”他又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挺重的印戳机器，就是在车站剪票口常见的那种。“我们卖过3700美元一张，也卖过6美分一张。”他将票放进机器里，一压把手，然后把票还给我。背面新印上去一行紫色的字：“当日有效。”下面是日期。我把两张伍元的钞票、一张一元的和17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拿上票去艾克米货栈。”灰发男人说，隔着柜台向我讲解去那儿该怎么走。
艾克米货栈一点也不起眼，你可能见过它——就是百老汇西边一条小巷里的一家小店。橱窗上很随意地漆着“艾克米”三个字。里面堆着在破旧房间里常见的坛坛罐罐，有一只破损的木质柜台和几只破椅子。像艾克米货栈这样的小店在那一带比比皆是——小里小气的剧院售票处、贼头贼脑的巴士售票处，还有就业办事处等等。你可以从它旁边经过一千次而没注意到它；而假如你住在纽约，说不定你也会开上一家。
我来到的时候，柜台后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嘴上叼着烟，正站得笔直在写什么东西；四五个人一声不吭坐在椅子里等待。我走进去时，那男人瞅了我一眼，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