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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的时候，柜台后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嘴上叼着烟，正站得笔直在写什么东西；四五个人一声不吭坐在椅子里等待。我走进去时，那男人瞅了我一眼，注意到了我手里握着的那张票，等我将票出示给他看时，他朝最后一只空着的椅子点点头，于是我便坐了下来。
身边是一位姑娘，两手护住她的钱包。她的长相还算不错，甚至可以说挺好看；我想她可能当过速记员。小办公室对面坐着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黑人，他太太膝上抱着一个小姑娘，坐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年约半百的男人，扭头看着屋外落在过往行人身上的雨点。他衣冠楚楚，头戴一顶灰色洪堡帽，很可能是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之类，我暗忖，同时心想不知他那张票价值多少。
大约20分钟过去了，柜台后的那个人仍在写着什么。这时一辆破旧的小巴士驶到门外的马路边，我听见刹车的声音。巴士破破烂烂的，大概已被转了三四次手，旧漆上又新涂了红、白油漆，挡泥板上布满凹痕，车胎的胎面几乎已经光滑，不见一丝胎纹。车身上印着三个红字“艾克米”，司机穿一件皮夹克，戴一顶出租车司机头上常见的破布帽。这种车你常常可以在周围见到，满载衣衫褴褛、疲困无言的乘客，谁也不知道驶向什么鬼地方。
这辆车花了将近两小时才好不容易穿过交通拥挤区，朝前驶向曼哈顿的尖角。我们都一言不发，默默地坐着，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透过雨点淅沥的车窗眺望外界。小姑娘睡着了。我透过车窗玻璃，看着淋得透湿的人们在巴士站旁挤成一团，看着人们气呼呼地砸着紧闭的车门，看着司机们的烦躁扭曲的脸。在14街我看见一辆汽车驰过一摊肮脏的积水，脏水溅了路旁一个男人一身；我看见那男人吐出脏话时嘴巴在动。前方红灯亮起，我们的车顿时动弹不得，这时人群纷纷从路边拥上马路，在我们的车和其他的车之间寻找出路。我看见成千上万张脸孔，其中没有一张是笑的。
我打了一会儿盹。接着在驶上长岛什么地方的一条灯光闪烁的高速公路时，我又沉入梦乡。醒来时车子正颠簸着离开高速公路，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我瞥见一座农舍，窗户漆黑。这时车子减速，颠了一下后停住了。随着一声刹车，马达声消失，我们停在了一座仓库模样的建筑旁边。
这是一座仓库——司机走过去将巨大的滑动木门推开，滑轮轧着生锈的铁槽发出咯咯响声。待我们拥进去后，司机松开木门，木门又隆隆作响地在我们身后关闭。仓库破旧潮湿，墙壁歪斜，一股牲口的味儿。脏兮兮的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未油漆过的木凳。司机用手电筒照着木凳，不慌不忙地说：“请坐在这儿。把票拿出来。”接着他依次在我们的票卡上扎了洞。就着移动的手电光，我瞅见地上撒着无数票卡，像是黄色的碎纸。他又走到了木门旁边，打开一条刚好可以挤身出去的缝，然后在夜空的映衬下挤出门外。
“祝你们好运，”他说，“在原地等着。”他松开木门，木门滑动着关上了，切断了他的手电筒的光。又过了一阵，马达轰隆作响，车子不紧不慢地开向远方。
漆黑的仓库悄无声息，只听见我们自己的轻微呼吸。时间在流逝，我感觉到一种冲动，非常想与身边的不管哪个人说说话。但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感到自己很不自在，很傻，意识到自己只是坐在一个荒废破旧的仓库里。时间一分一秒地消失，我烦躁不安地动了动脚，开始感到有点儿冷。忽然我似乎若有所悟——脸孔顿时因为气愤和羞辱变得通红。我们被耍了！骗了我们的钱不算，还把我们扔在这儿。我简直就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我站起来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走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想摸到电话或者叫警察。仓库的大门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但我推开一道缝挤了出去，然后掉头大声呼叫其他人出来。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手电筒一刹那的照耀下，每一个局部的映像都印入了你的脑海，并且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存在。在我掉头的一瞬间，仓库里忽然一片明亮。从墙壁和天花板的裂缝以及布满灰尘的窗户中，射进来灼目的光，我张嘴惊叫时空气直灌肺部。我一辈子都没吸进过这么清甜的空气。我透过仓库一只脏兮兮的窗户，瞥见——比一眨眼还要短暂——下面有一座密林覆盖的非常壮观的v形谷，密林中流淌着一条蓝色的小溪，小溪边上两排低矮的房屋之间，一片阳光般金黄的沙滩。就在这一瞬间，这幅图画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沉重的大门缓缓合上，我夹烂了指甲也没能阻止住它——于是我自一人站在冷雨翻飞的暗夜中。
我花了四五秒钟——就四五秒钟——又把那门扳开。可是四五秒已经太久太久。仓库里空空荡荡，一片昏黑。除了一张破旧的松木凳，什么也没有，在我手中的火柴照亮下，只见地面上有一堆五彩纸。在用双手胡乱扳弄那扇木门时，我就已明白里面不再会有人；我知道他们在哪儿——知道他们正在意外的狂喜中，在那个绿意盎然的深谷里，大笑着朝家里走去。
我在一家银行干活，干一份我讨厌的活。每天乘地铁，在地铁里看报，读报上的新闻。我住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在一件破衣服的兜里，压在一堆皱巴巴手绢下面有一张黄色的长方形票证。票证上面写着：“你好，一次有效，单程赴凡纳。”背面印着日期。可是日期早已过期，票证已经作废，上面钻了一排小孔。
我又去过艾克米旅行社。刚一进去，那个灰发的高个子男人就走来，把两张五元的钞票、一张一元的，还有17枚硬币放在我面前。
“上次你来时把这些忘在了柜台上，”他沉重地说，直视我的眼睛，然后又冷冷补上一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时又进来了一批顾客，他转过身去招呼他们。我极为无奈，只离开。
你就当那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行社走进去——在任何城市的哪个角落你都能找到它！问几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你的旅行计划啦，假期啦，随便问什么。然后稍稍提到那本小册子，但不要直接问起。让对方有时间审查自己。如果他认为行，如果你符合条件，如果你信——那就当机立断！因此你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我清楚，因为我试过。试试。试试。
沈东子译
13．惊魂过山车
〔美国〕斯蒂芬·金
作者按：关于这个故事，我在前言（指作家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集《世事无常》所作前言。）中已经谈了很多。我说了个你基本可以在任何一个小镇里都能听到的故事。另外这个故事和我早年写的另外一个故事（短篇小说集《夜班》中的“房间里的女人”）相似。我想谈的是自己母亲临近死亡时我的感受。在大部分人一生中都要经历一次，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这样一个现实，并借此投射出我们自己也必须面对死亡的现实。这大概是恐怖小说单一而重要的主题：我们需要化解只能靠充满希望的想象来理解的玄秘。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人，也从未想过要告诉别人，倒不是因为我怕别人不相信，而是感到惭愧。因为它是我的秘密，说出来就贬低了自己及故事本身，显得更渺小，更平淡，还不如野营辅导员在熄灯前给孩子们讲的鬼故事。我也害怕如果讲出来，亲耳听见，可能会连自己都开始不相信。但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一直无法安睡。一合上眼，往事历历重现，我惊颤着彻底清醒过来，打开床边的灯，心中的往事却遁散了许多。你可曾注意夜晚里黑影幢幢，甚至开了灯还是如此，而长长的黑影可能就是心中萦绕的往事，无论是哪种心事。
那时候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一天，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妈中风了。父亲死得早，当时我还小，无法记住他的模样，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母亲——阿兰·帕克和珍尼·帕克——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住在街那头的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到我的四人集体宿舍来。她是从我家的冰箱上的磁贴板上知道我宿舍的电话号码的，那是我妈妈贴在上面的。
“她的病发作了。”她用拖腔拉调的北方口音说，“刚好是在餐馆里。你就不要急匆匆地赶来了。医生说还好，她依然清醒，还能说话。”
“啊，可她要不要紧？”我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甚至显得轻松，但心却狂跳起来，宿舍忽然变得燥热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是周三，我的舍友一整天都有课。
“哦，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你，但别吓着你。想得相当周到，你说是吗？”
“是的。”我当然吓着了。当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母亲从工作的地方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时，你的感受会怎样。
“她告诉你，就待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来。”
当然马上就去，不然就没有机会见面了。我母亲躺在南方160公里外医院的病床上，可能快死了，我怎能还待在这破烂不堪的、充满啤酒味的宿舍里。
“你妈她还年轻。”麦考蒂夫人说，“只是这几年，干的活太重，得了高血压，加上又吸烟，看来她不得不戒烟了。”
可我认为她不会戒烟，无论病有没有发作，她嗜烟这点我很清楚。我谢了麦考蒂夫人。
“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你。”她说，“阿兰，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周日吗？”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黠，似乎知道我会去。
我望着窗外，美丽的金秋十月的午后，这片新英格兰湛蓝天空下的树林，金黄的树叶飘落在弥尔大街上。我瞥了下表，3点20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准备离开宿舍去上4点开始的哲学讨论课。
“你开玩笑吧？”我反问，“我今晚就到那儿。”
她笑起来，笑声干涸而略带嘶哑。麦考蒂夫人总是对戒烟、她自己和她的威斯顿牌香烟津津乐道。“真是好孩子，你直接到医院，是吗？然后再开车回家？”
“是，我想是这样。”我回答。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麦考蒂夫人我的车的传动装置坏了，哪儿都开不了，只能开出停车场的车道。我将搭便车去路易斯顿镇的医院。如果不太晚，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知道。”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小棚屋里开满鲜花。听着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象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21岁的我来说，48岁似乎已经很老了。
“小心点，阿兰，别开快车。”
我的车速，当然是由我搭乘的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不论司机是谁，最好像逃离地狱般开得快快的。我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快到达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但没有理由让麦考蒂夫人替我担心。于是我说：“不会的，多谢了。”
“很好。”她说，“你妈就会好起来的，看到你她一定说不出有多高兴呢。”
我挂上电话，草草地写了张便条，说明了发生的事及我的去向。我请一个比较负责的舍友，赫科特·帕斯摩尔，帮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他告诉我的任课教师我缺课的原因，这样我才不会挨批，因为有两三个老师最恨逃课。然后我塞了几件要换的衣服到背包里，再加上一本卷了边的《哲学入门》，一头直奔出去。我将拉下下周的课，还好所上的课程我学得不错。
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似乎哲学课本上的观点对它都不适用。我渐渐看清了人世的真谛，一个人洞察世事而没有哪本书能解释清楚，我想有时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忘却的话。
从在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有190多公里，最快的路是走i95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这路就不好走了。州警察总爱在这条路上驱赶搭车的人，甚至只站在公路的坡面上他们也会赶。如果被同一个警察抓到两次，他还会开单罚你。所以，我只好从68号高速公路走，这条路从本格开始向西南蜿蜒，还是蛮好走的。只要你看起来不像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就很容易搭上车，大多时候也没有警察管。我搭上的第一辆车是由一个郁闷的保险经纪人开的，他把我载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公路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