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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夫人，”他说，“我敢肯定，你屈尊纡贵，替指挥官的行动作出解释的行为，我们大家都表示感谢和赞赏。但还有一个漏洞。据我了解，加洛韦勋爵遇到你从书房到会客室的途中，只几分钟过后，就发现了指挥官在花园里走过。”
“你得记住，”玛格丽特夫人的声音微微带点讥讽地回答，“我刚刚拒绝了他，所以我们没可能臂挽着臂回来。他是一位绅士，应该耽搁一下落在我后面。能因此指控他谋杀吗？”
“在这几分钟里，”瓦伦丁郑重地说，“他实际上可以——”
敲门声又起，探进伊凡惊恐的脸孔。
“请原谅，先生，”他说，“布雷恩先生已经离开这所房子了。”
“离开了？”瓦伦丁叫道，霍地站起身来。
“离开了！飞跑走了！不见了！”伊凡用令人发笑的法国话说，“他的帽子，大衣也都走了。我跑出房子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找到了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痕迹’。”
“你这是什么意思？”瓦伦丁问。
“我这就拿给你看，”仆人边说边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没有刀鞘，闪闪发亮的骑兵军刀。房间里的每个人看着它就像看到了雷电。但是，经验老到的伊凡继续十分平静地讲下去。
“我找到了这玩意儿，”他说，“就丢在去巴黎的大路旁五十码开外的灌木林里。换句话说，我就是在你的那位可尊敬的布雷恩先生跑掉时丢掉它的地方找到的。”
又是一阵沉寂，但是是另一种沉寂。瓦伦丁拿起军刀，检查检查，不动声色地凝神思考了片刻，然后满脸敬意地转向奥布赖恩。“军官，”他说，“我们相信如果警察局要检查的话，你是愿意把这件武器呈交上来的。”同时，他拍着铮铮作响的军刀背，“我把你的剑还给你。”
对这一动作的象征意义，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当然，对尼尔·奥布赖恩来说，这一姿态是他生活的转折点，等他趁着晨光，再度来到这神秘的花园漫步时，这件悲剧性的无聊小事，便在他那平常的仪态上丝毫不留痕迹了。毕竟，他是一个有千万条理由快活的人。加洛韦勋爵是个绅士，向他道了歉。玛格丽特夫人比夫人还高贵，至少她是个女人。早餐前，他和她在当初的花坛之间漫步时，也许会给他一些比道歉更加美妙的东西。整个人群的心情都更轻松了。因为尽管谜团尚未揭开，怀疑的沉重压迫已经从他们全体身上移开，飞向了那个逃亡巴黎的外国亿万富翁——那个他们几乎不了解的人。魔鬼被抛出了这所房子，他自己把自己抛出了这所房子。
然而，谜团尚未揭开。奥布赖恩在花园座椅上坐在西蒙医生旁边时，热心的医学科学家立即重新提到了这件事。但他没能从奥布赖恩嘴里套出更多的东西，后者的思想完全跑到比这愉快得多的事情上了。
“我不能说这事使我很感兴趣，”爱尔兰人坦率地说，“尤其是因为现在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了。显然，布雷恩因为某种原因恨这个陌生人，就把他骗进花园用我的剑把他杀了，然后逃向城里，走的时候把剑丢掉。顺便说一下，伊凡告诉我死人的口袋里有一张美元票子。因此，他是布雷恩的同胞。这似乎更明确了。我看不出解决这事有什么困难。”
“有五大难点，”医生平静地说，“像高墙一样挡道。不要误会我，我不怀疑是布雷恩干的。我想，他的逃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是怎么干的。第一难点：当一个人可以用一把折叠刀杀了人后再把刀放回口袋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一把又笨又长的军刀？第二难点：为什么没有听到响动或喊叫？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挥舞着刀向他扑上来时，一般都是不吭声的吗？第三难点：有一个仆人整晚上都守着前门，连一支耗子都进不了瓦伦丁的花园，那么死者是怎么进的花园呢？第四难点：同样情况，布雷恩是怎么走出花园的？”
“第五个难点呢？”尼尔说时，眼睛盯着小路上慢慢走来的英国神父。
“我想，是件小事，”医生说，“不过我认为是最奇怪的事情。我初看脑袋是怎么砍掉的时候，我以为凶手砍了不止一刀。但是仔细检查后，发现在砍断的部分上砍了许多刀。换句话说都是在脑袋掉下来之后砍的。布雷恩难道恨他的仇人恨得那么凶，非得在月光下用军刀多次猛砍才能解恨不可？”
“可怕！”奥布赖恩发抖说。
小个子布朗神父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已经来到，带着他特有的腼腆神色等着他们讲完，然后很尴尬地说：
“我说，对不起打搅了你们，但是我是奉命来告诉你们消息的。”
“消息？”西蒙重复道，透过眼镜有点很不烦恼地说。
“是的，我很难过，”布朗神父温和地说，“你们知道，又出了起谋杀案。”
座椅上的人跳了起来，把椅子都摇动了。
“而且更奇怪的是，”神父迟钝的眼光望着杜鹃花接着说，“同样令人厌恶，又是砍头。他们实际上是在河里发现那颗仍在滴血的脑袋的。靠着布雷恩去巴黎的大路几码远，所以他们认为他——”
“好呀老天爷！”奥布赖恩喊道，“布雷恩是个捣蛋狂吗？”
“有美国人的血统，”神父冷漠地说，“他们要你们到图书室去看看。”
奥布赖恩跟着其他人去验尸，恶心地马上要呕吐了。作为军人，他厌恶所有的秘密谋杀。这些荒唐透顶的肢解，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第一颗头砍下来，然后又一颗。
在这种情况下，说两个人的智慧胜过一个人，两颗脑袋胜过一颗脑袋，简直是胡扯。他穿过书房的时候，一件令人震惊的巧合使他打了个趔趄。在瓦伦丁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彩色照片，是一颗正在滴血的头——第三颗了。那头正是瓦伦丁本人的头。仔细看才看出来那只是法国国家主义派报纸《断头台》对它的政敌所玩的一种手法。凡是它的政敌，一定会以受处决后的头像出现在报纸上。瓦伦丁是他们的政敌，这一期轮到他上“断头台”了。但是奥布赖恩是爱尔兰人，他不懂这一套，他只奇怪法国的知识界何以作出这种残忍而卑劣的把戏。这使他回想起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图书室深长，低矮，黑暗。只有百叶窗里透进的一点阳光，才泛有一丝晨曦的红色。
瓦伦丁和他的仆人伊凡在一张微微倾斜的长书桌尽头等候着他们。
书桌上摆着两个人体的残余部分，在晨曦中看着分外的大。花园里发现的那个人的大黑脑袋和黄面孔基本没变样。第二个人头是今天早晨从河水漫过的芦苇中钓起的，水淋淋地摆在第一个人头旁。瓦伦丁的人还在搜寻第二具尸体的其余部分，据认为还在河水中漂浮着。
布朗神父一点也没有奥布赖恩的那种感觉，他走向第二颗人头，眨着眼仔细观察。
这头比湿漉漉的拖把还大，白头发，在炙热强烈的晨曦中发出银色的光芒。紫色的丑脸，也许是罪犯型的，被丢进水里的时候，撞到树上或石头上，撞烂了。对奥布赖恩来说，这个像人猿似的头上竟有一圈像圣人一样的银发，那似乎是他的巴黎噩梦的最后一笔。
“早上好，奥布赖恩指挥官，”瓦伦丁文静却热情地说，“我想你已经听说布雷恩宰人的最新试验品了。”
布朗神父仍然弯腰对着那白头发的脑袋，没抬头说道：
“我想，你十分肯定，这颗脑袋也是布雷恩砍下的。”
“嗯，这似乎是常识，”瓦伦丁手插在口袋里说，“像前一个一样用同样方式杀死，用同一凶器切下来。我们知道他带走了这凶器。”
“是的，是的，我知道，”布朗神父唯唯诺诺地说，“但是，你知道，我怀疑布雷恩是否能砍下这颗头。”
“为什么不能？”西蒙医生问，他理直气壮地瞪着神父看。
“嗯，医生，”布朗神父抬起头来眨着眼睛说，“一个人能把他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吗？我可不知道。”
奥布赖恩觉得他的耳朵轰地一下，差点神志昏迷过去。但见医生跳向前去，把那湿漉漉的白头发向后撩去。
“哦，没有疑问这就是布雷恩，”神父平静地说，“他的左耳朵上确确实实有这个缺口。”
侦探一直用坚定闪亮的眼睛盯着神父，这时张开紧闭的嘴尖刻地说：“布朗神父，你似乎对他知道得很多。”
“我是知道，”小个子神父简单地说，“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几个星期，他想入天主教。”瓦伦丁的眼睛冒出狂热的火花，他紧握双拳大步走向神父，“而且，也许，”他恶狠狠地嘲弄道，“也许他也在想把他所有的钱留给你们的教会。”
“也许他是这么想的，”布朗不动声色地说，“这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瓦伦丁狞笑着说，“你一定可以了解到他的许多事，了解到他的生活和——”
奥布赖恩指挥官把一只手放在瓦伦丁的胳膊上：“别在冒出你那些诽谤性的废话来，瓦伦丁，”他说，“不然的话，还得再要一把剑来。”
但是，瓦伦丁在神父坚定而谦虚的眼光注视下，已经恢复了常态。“好的，”他简短地说，“个人意见可以先放到一边，你们这些先生仍然受到你们承诺的约束，就地留下来。你们必须强迫自己实践这个承诺，还得彼此强迫实行。伊凡在这里会告诉你们更多你们想知道的事。我要开始办公事了，写报告给当局。我们不能再保持秘密了。我要在书房里写，如果再有什么消息，到那里找我。”
“还有什么消息吗，伊凡？”警察局长大踏步离开房间后，西蒙医生问。
“我想只有一件事，先生，”伊凡说，他灰色的脸上起了皱纹，“不过也很重要，如果从某一个合适的立场来说的话。那里是你们在草坪上发现的那个老家伙，”他用毫不掩饰的敬畏神情指着那个有着一个黄脑袋的黑色尸体说，“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查出他是谁了。”
“真的？”医生吃了一惊，喊道，“他是谁？”
“他叫阿诺德·贝克尔，”低级侦探说，“不过他还有许多化名。他是那种到处流窜的流氓，据我们所知，他到过美国，布雷恩就是在美国和他结下仇的。我们和他没有打过太多的交道，因为他多数时间是在德国作案。当然，我们和德国警方还是有联系的。但是，很怪，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叫路易斯。贝克尔，我们和这家伙倒打过很多交道。事实上，我们就在昨天，不得不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这是一件很离奇的事，先生们，当我看到这家伙躺在草坪上的时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被吓过。这时我当然想起了他在德国的双胞胎兄弟，于是就追踪这条线索——”
作解释的伊凡住口不说了，原因是没有人在听他的。指挥官和医生都在注视着布朗神甫，他不灵活地站了起来，双手紧紧按着太阳穴，就像一个人突然头痛得厉害。
“停下，停下，停下，”他喊道，“停下别讲了，因为我看出了一半。天主会给我力量吗？我的脑筋会不会飞跃一下全面看出来？上天帮助我！我一向相当善于思考，我可以解释阿奎那著作的每一页。是我的头要裂开，还是我能全面看出来？我看出了一半——我只看出了一半。”
当布朗神父把手放下来之后，脸上气色很好，表情严肃，像个儿童。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让我们尽快把这件事讲清楚，处理完。听着，这会是让你们全体相信事实的最好办法。”他转向医生：“西蒙医生，”他说，“你头脑健全，今天早上我听见你就这件事问了五个最难解的问题。哎，如果你再问，我来回答。”
西蒙又怀疑又好奇，夹鼻眼镜从鼻子上滑了下来，但他还是立刻答道“好的，第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用短剑杀另一个人的时候，却要用笨重的军刀？”
“因为用短剑砍不下人的脑袋，”布朗神父平静地说，“对这个凶案来说，砍头是必要的。”
“为什么？”奥布赖恩饶有兴趣地问。
“下一个问题呢？”布朗神父问。
“啊，为什么那个人没有叫喊什么的？”医生问，“军刀在花园里是不寻常的事。”
“短树枝，”神父转向可以望到死亡景象的窗子，阴沉沉地说，“没有一个人看到短树枝这一点，为什么它们竟摆在离树那么远的地方？它们不是折断的，是砍断的。凶手使他的敌人全神贯注于他用军刀耍的把戏，让他看他怎样能把树枝丢向空中，落下时一刀砍断或者诸如此类的把戏。然后趁敌人弯腰看刀砍的成绩时，不吭声地一刀，头就砍下来了。”
“好吧，”医生慢吞吞地说，“这似乎说得通。不过，我的下两个问题会难住任何人。”
神父仍然站着，用判断的眼光从窗子里望出去，等待着。
“你知道花园里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