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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里许问牧师：“遗产的消息对您来说完全是出乎意外，是吗？”
“完全是个意外。我和她只见过一次面，那就是她结婚六个星期后的那个圣诞节，也就是我祖父死的那一天。我们总是叫她姨姥姥艾丽，其实，她是我的后祖母。我怎么也没法把她看做是我的祖母。每年，我们全家照例要在柯尔布洛克别墅聚会，那回，我是和我父母以及两个孪生妹妹一起去的。我那时候才4岁，两个妹妹还不满8个月。我祖父是什么模样，后祖母又是什么模样，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那次谋杀案——如果是谋杀的话——发生后，母亲领了我们几个孩子先回家，让父亲留下来对付警察、律师和记者。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记得大约一年之后，人家才告诉我爷爷死了。是我的老保姆告诉我的，那次圣诞节我们放她假，让她回去和家人团聚。那次我回到家后，便问她，如今爷爷是不是又年轻又美丽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吓坏了，她还以为这是因为幼儿的眼睛能看到鬼魂呢。好奈丽是个很迷信的女人。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爷爷已经死了，对那次做客和新奶奶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次谋杀发生时，亏得我还很小，什么都不懂。”
“她是个在歌舞场里表演杂技的演员，是吗？”
“是的，是个很有才能的艺人。我爷爷遇到她时，她正在戛纳的一家戏园子里和一个人合作演出。我爷爷为了疗养身体，带了一个男佣人到法国南部去游览。我听说她神不知鬼不觉从他表链上把他的金表摘了下来，爷爷发现跟她要时，她告诉他，他是英国人，最近害过胃病，又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久后还会遇到一件惊人的喜事。这一切都说得很对，除了我姑妈刚刚因为难产死了，给他留下一个外孙女儿，也就是玛格丽特·戈达。”
“这都是听了他的口音，观察了他的气色，碰巧蒙对的吧，”达格里许说。“惊人的喜事就是指他们的结婚，对吗？”
“那次结婚让人吃惊，这倒不假，不过对全家人来说，却并非喜事。说我们这些做小辈的势利眼、有成见，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当然，爱德华时代的人阶级偏见是很深的。不过这次婚事的确不美满。我是说在社会背景、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上都是不般配的，也缺乏共同的兴趣。年龄也太过悬殊了。我爷爷的新娘子比他的外孙女还小三个月。自然，一家人都很不痛快，谁都感到以后双方都不会满意，也不会得到幸福。”
“这样说还是轻的呢。”达格里许暗忖道。这次婚姻根本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对小辈们来说，这更是一场灾难。他还记得关于当地的牧师和牧师太太初次拜访新娘子的一个小故事。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牧师夫妇恰好也在现场。话说那次拜访时，老奥古斯都司·波克斯德是这样介绍他的新娘的：
“这位就是杂技界最标致的女艺人，请认识一下，我一点没察觉，她就把我的金表和钱包全掏走了。我要是不留神，连裤衩上的松紧带也会被她偷走的，不管怎么说，我的心已经被她摄去了。是不是啊，小宝贝？”他说完了，还高高兴兴地拍了一下她的屁股，拧了她一把。接着，又让她表演怎样从威纳波斯牧师先生的左兜里把他的钥匙串掏出来。
达格里许想，这个小故事还是别告诉赫伯特·波克斯德尔牧师为妙。
“那您希望我为您做什么事呢？”他问道。
“你在警察局里公事很忙，我知道我这是非分要求，不过，要是你能向我保证，你相信艾丽姨姥姥是清白无辜的，那我接受这笔遗产时就放心了。我不知道你能否想法子去调阅审判的案卷。也许你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线索。你在这方面是很聪明的。”
他说这话倒不是当面奉承，而是出于对别人专业知识的一种天真的钦佩心情。不过达格里许在业务方面的确是很高明的。眼下十来个在女王政府监狱里服刑的犯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少数几个逍遥法外的人其实也可以证明，因为他们聘请的辩护律师和达格里许一样聪明。不过，要调阅60多年前的旧案卷，需要的倒不是聪明，而是想象力。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以及两位学识渊博的律师死去都超过半个世纪了。两次世界大战不是不死人的。这期间，连王位都换了四次。很可能，1901年那个倒霉的节假日晚上在柯尔布洛克屋顶下睡觉的人里，唯一活着的人也就是牧师了。
老人现在精神上觉得很苦恼，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忙。达格里许有一个礼拜左右的假期，正好可以帮他一个忙。
“我来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吧。”他答应了。
虽然是首都警察局的探长，要调阅67年前的老档案，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来光是文件并不能解决牧师的问题。法官麦德洛克用对小孩讲话的语气总结了案情，显然，在他看来，这些陪审员不过是动机良好但是头脑简单的孩子。案情很简单，聪明点的孩子都能理解。总结文章很流畅，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
“陪审员诸君，我们马上要谈到12月26日夜晚的事了。奥古斯都司·波克斯德尔先生可能不够注意，午餐吃得过了量。三点钟，他胃里有点不舒服，这是他害了大半辈子的老毛病了，便回到自己屋里去休息了。我已经说过，他是和全家人一起吃的午餐，他吃的东西，家里别的人也吃了的。你们不妨下这样的结论：那顿午饭，除了营养丰富，并没有什么害处。波克斯德尔有一个习惯：他午后从不用茶。”
“晚餐是七点钟开始的，这件事在柯尔布洛克是最准时不过的了。陪审团诸君，你们一定很清楚用膳的有哪些人。这里有被告人奥古斯都司·波克斯德尔太太；有她丈夫的长子，莫里司·波克斯德尔上尉和他的太太；幼子爱德华·波克斯德尔牧师和他的太太；死者的外孙女玛格丽特·戈达小姐；另外还有两位邻居，亨利·威纳波斯牧师和他的太太。”
“诸位已经知道，被告只吃了晚餐的主菜，亦即浓味蔬菜炖牛肉，就离开了餐厅，说她要去陪陪她的丈夫。这大概是在8点20分。9点刚过不久，她拉铃叫客厅女仆玛丽·郝迪，吩咐做一碗羹汤给波克斯德尔先生吃。他们已经说过，死者爱喝羹汤，厨娘孟西太太也很会做羹汤。上了年纪消化不良的人喝点羹汤，胃里是觉得蛮舒服的。
你们也已经听孟西太太作过证，说她怎样按皮顿太太闻名遐迩的食谱的方法，当着玛丽·郝迪的面做了一碗羹汤，因为，她说，‘万一我不在，你自己可以按这个方法做给主人吃。’羹汤煮好后，孟西太太亲自用勺子尝了一口，接着便由玛丽·郝迪端到二楼的主人卧室里去，她还拿去一小壶水，万一老先生觉得太稠，就可以对点水冲稀一些。郝迪走到房门口时，波克斯德尔太太正好走出房间，手里抱着一堆袜子、内衣内裤什么的。她已经告诉过你们，她是到浴室去洗这些衣服的。她让那姑娘把羹汤放在洗脸台上凉一凉，玛丽·郝迪当着她的面按她的吩咐做了。郝迪小姐告诉过你们，当时，她注意到洗脸台上有一只碗，碗里泡了一些毒蝇纸，她知道波克斯德尔太太是用这种水来化妆的。那天晚上在屋子里的女士，除了威纳波斯太太以外，都告诉过你们，她们知道波克斯德尔太太是常常要泡这种水的。
玛丽·郝迪与被告一起走出卧室，你们也听到了孟西太太的证词，知道郝迪小姐离开厨房仅仅几分钟就有回到厨房。9点钟刚过，女士们离开餐厅，到小客厅里来用咖啡。9点15分，戈达小姐向大家表示道歉，说她要去看看她外公是否需要点什么。她走的时间是很确切的，因为此时正好时钟打响了一个表示一刻钟的声音。威纳波斯当时还说了一句：这只钟的声音很悦耳。你们都听到威纳波斯太太、莫里司·波克斯德尔太太和爱德华·波克斯德尔太太的证词，说那天晚上太太们都没有离开过小客厅。而威纳波斯牧师也能证明：三位先生也都没有走开过，一直到戈达小姐三刻钟以后下来说她外公身体很不好，希望立刻去请医生来。
戈达小姐告诉过你们，她走进她外公的房内时，他刚开始喝汤，他还抱怨说汤的滋味不好。她的反应是：她外公是不满意人家不让他吃晚饭，并不是真的认为羹汤有什么不对。因为他尽管抱怨，还是喝下去大半碗，而且还喝得津津有味。
你们也听到戈达小姐说过，她外公喝够了以后，她把汤碗拿到隔壁房内，放在洗脸台上。然后她回到外公的卧室，和波克斯德尔先生、波克斯德尔太太三个人打了差不多三刻钟的惠斯特牌。
10点钟，奥古斯都司·波克斯德尔先抱怨说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他肚子里疼得有如刀绞，而且还有腹泻现象。开始出现这样的症状时，戈达小姐就下楼告诉她舅舅她外公身体不适，希望能赶紧请艾佛斯莱大夫来。艾佛斯莱大夫也向你们提供了证词。他是十点半来到柯尔布洛克庄园的。他发现病人非常痛苦，非常虚弱。他根据症状进行了治疗，尽可能设法解除病人的痛苦。可是奥古斯都司·波克斯德尔先生还没到半夜就去世了。”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都听到玛格丽特·戈达小姐讲过，她看到外公病情越来越重，便想起那碗羹汤，怀疑是不是这碗汤使外公肚子疼。她对大舅莫里司·波克斯德尔上尉提起这件事。波克斯德尔上尉告诉你们，他立即就把还剩有一些羹汤的碗交给艾佛斯莱大夫，请他把碗锁在书房的一只小柜橱里，锁上，贴好封条，保存好钥匙。你们也知道，事后对碗里的东西进行了化验，化验结果你们都很清楚的。”
别看这位勇猛的上尉，他采取的措施倒是满精明的哩，达格里许忖道。还有这位年轻小姐，简直可以说是心细如发了。老人吃完羹汤，那只碗并没有立即收到厨房里去洗掉，这又是偶然的呢还是故意的呢？他想到，为什么玛格丽特·戈达没有拉铃，让女仆把碗拿走呢？戈达小姐似乎是唯一的另一个嫌疑犯。他倒希望能多知道一些她的情况。
可是，除了两个主角之外，从审讯记录里是看不清其他人物的面目的。本来就不打算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审讯制度仅仅需要别人回答一个问题：在这个案件里，被告是确实有罪呢还是没有？至于人的个性的细微差别、饶有兴味的推断、群众当中的流言蜚语，这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70年过去了，这些发黄的档案里的历史人物是否还在人世呢？
经过考查，达格里许发现波克斯德尔兄弟是最枯燥不过的人物。他们和他们气度非凡、胸部高耸的夫人一直坐在餐厅里，从7点钟几乎一直到9点，（这真是一顿丰盛的晚餐那！）始终是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他们作证时所说的话也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闯进家庭的“小妖精”也许会使两位夫人的胸脯因为憎恨、妒忌、窘迫、懊恼这种种不算高尚的感情而起伏不定，如果真是这样，她们也没有公诸于众。不过，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太太肯定是无罪的，当然，对于如此有身份，如此可尊敬的上等人，本来就不该妄加怀疑。甚至连证明他们当时不在作案现场的人证也很有上流社会的色彩，亨利·威纳波斯牧师为两位绅士作证，那位贤德的牧师太太则替两位夫人担保。
而且，他们又有什么犯罪动机呢？老人的死亡已经不能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要说到好处，老人在世界上活的时间更长一些，说不定倒会对新夫人感到厌倦，没准等他头脑冷静下来时还会修改自己的遗嘱呢。
其他证人也提供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达格里许把他们的证词都一一细看过了：病理学家的证词、医生的证词。还有人提起艾丽格拉·波克斯德尔到村子店铺里去买毒蝇纸的情况，人家翻遍了旮旮旯旯、坛坛罐罐，才给她凑了十来张毒蝇纸，要知道这是在隆冬季节，又是在英国呀！厨娘作了证，客厅女仆也作了证。那位外孙女小姐的证词条理最清楚，话也说得最有把握。档案里确实找不出什么蛛丝马迹，可以证实牧师的怀疑。
这时候，达格里许想起了奥伯雷·格拉特。格拉特是个富有的业余犯罪学家，他对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所有重要的毒杀案都做过研究。对更早或更晚时代的案件，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像正统的断代史家一样，仅仅对自己专攻的时代有感情。其实他的确有资格将自己看做是严肃的史学家。他住在温彻斯特一幢乔治国王时代的房子里——他对维多利亚王朝与爱德华王朝的感情倒没有扩大到建筑方面去，这地方离柯尔布洛克农庄只有3英里。达格里许上伦敦图书馆去查了一下，发现格拉特并没有就这一案件写过什么书。
不过，要说他会忽略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