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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皮夹掉啦？再买一个就好啦！你现在有钱了。”
我摇摇头，假装从隐形皮夹里掏出一张卡。
“证件掉了？回家去，再申请一张就好了。”
我再次摇头，再一次指一指不存在的卡片。
“你需要……”
他最后总算是懂了，“你需要新证件啊？还是要个新身份？”
我点头。
“见鬼了，这是另一桩差事呢！”
我靠过去，一手搭在曼哈顿肩上，在心里说：老兄，行行好，你得帮我离开这里。
“听好……”曼哈顿说，“我们很清楚你背后的老板是谁，我是说，今天这一票他也会分到一份，当初就这样讲好了，相信我，我们不会背着他暗盘交易。你要是有这个困难，为什么不回家去解决？”
我该怎么解释？就算我能说话好了，现在这种处境是进退两难，我不能回家，就像一条被丢出门的狗，主人连我睡觉的毯子都给扔了，连后院也不能待，只得在外头自生自灭，靠翻垃圾桶生活。
最后曼哈顿叫住我，“听着，我认识一个家伙。我是说，要是你真的有麻烦……”
曼哈顿掏出自己的皮夹，拿出一张名片，抽出一支笔在背面写了几个字。
“打电话过去，他就会……”曼哈顿停手抬头看我，“啊，对噢，你不讲话。这行不通，你可能要自己去见他比较好。”
我掏出刚刚他给我的钞票，准备数几张递过去。
“等一下，慢点慢点！”
曼哈顿转头看着布鲁克林，两人对看耸耸肩。
“我本来要叫你保密，不准跟老大说，不过这应该不是问题。”
接下来，我上了卡车后座，就这样来到纽约。
第三章 密歇根州，1991年
故事倒退一点点，不必到底，到我九岁的时候就好。
“那件事”才结束，当时我身体几乎完全康复了，只不过还有点小问题医生解决不了，就是不讲话这个毛病。
在几个寄养家庭流浪了一阵子，我最后总算跟利托大伯住在一起。利托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标准的意大利种马，不过他本人的长相却差很远。他头发是黑色的，可是几个月没剪了；留了鬓角，可惜白了不少。大伯一天到晚照镜子，想必觉得自己的鬓角很了不起。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身打扮、那毛茸茸的花白鬓角……他要是娶得到老婆才没天理。不管哪个女人碰上大伯，恐怕只会转头就走。
虽然利托是我爸的哥哥，可是跟我爸一点都不像。我是没问过，不知道是他还是我爸是领养来的，说不定两个都是。这问题可能会让大伯很不舒服，尤其是现在，我爸已经不在了。
大伯住在一个叫做米尔佛德的小镇，在底特律的西北方。我小时候很少跟他相处，有机会见面的时候，也不记得有多少互动。不过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任谁都受不了，就算没目睹也一样。出事的是他的亲弟弟和弟媳妇，而我，他的侄子，不过才八岁就无家可归。州政府本来要把我安置在寄养家庭——那种爹不疼娘不爱的鬼地方，要真是这样，我这辈子搞不好会完全不一样，说不定现在还是模范公民呢，但也或许早就上西天了。谁知道呢？总之，最后是利托大伯带我到米尔佛德跟他住，离我出生的地方大概五十英里远，我说的是那幢维多利亚街上的小砖房，我度过童年的地方。一开始，我跟大伯住了几个月，像是试用期，后来社工人员才让大伯签了文件，让他变成我的法定监护人。
我很清楚，利托大伯对我一点义务也没有，他甚至什么都不用做。要是听到我抱怨大伯的事，请你记好这一点。
问题是，人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最好搬远一点，尤其是当你只想摆脱过去的时候。五十英里不够远，无法完全脱离以前的生活圈，也难免会碰到认识你的人。
米尔佛德这个小地方——现在的流行语叫“都更新市镇”，在以前，只是个蓝领阶级的小城镇，只有一条歪歪扭扭的干道穿过铁路高架下面。不管路边架了多少看板、警告标志和标语，平均一个月都有两三场车祸事故。随便哪个喝酒开车的笨蛋都可能出事，喝得醉醺醺的，一头冲过急转弯，撞上旁边的水泥护墙，光是大伯的客人就不知道有几个。大伯的酒店在铁桥旁边，就叫利托酒店，隔壁是一家叫“热火”的小餐馆。
？
大路的尽头有个小公园，里面只有生锈腐朽的秋千和单杠，哪个笨蛋去碰，铁定会得破伤风。公园后面的斜坡下就是贺朗河，河里有旧轮胎，还有翻倒的推车和成捆的旧报纸。河对岸是一家银行，银行就在铁路桥下。桥下是高中生晚上鬼混的地方，喝啤酒抽大麻，把汽车音响开到最大声。
我知道，你八成觉得我吹牛。要是你看到今天的米尔佛德，一定觉得我疯了。现在这里都是高级社区，房子盖得很漂亮。干道两边不是古董店就是卖健康食品的餐厅，再不然就是精品店。公园里有一座白色的大型露台，夏天可以办演唱会。要是想在铁路高架桥下面抽大麻，警察铁定三秒钟就到了。
我只是想说，那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特别是对一个九岁小孩来说，那真是个寂寞无趣的地方。爸妈死了，还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利托大伯在酒店后面有一间平房，房子不大，锡制的壁板还是薄荷绿色。大伯从后面的小房间清理出一张牌桌，腾出来当我的卧房。“我想以后大概不能打牌了。”大伯第一次带我去看的时候这样说，“不过话说回来，我是输钱比赢钱多，所以应该要感谢你。”
大伯对我伸出一只手，后来我很熟悉这个动作：像要拍我肩膀，或是死党之间玩笑性的一打。你也知道，男人的互动多半就是这样，不过伯父的动作不大，应该是不想太用力吓到我，或者他只是想试试我会不会靠近一点，让他有机会伸手抱我一下。
我知道大伯很努力适应有我在的日子。有好几次，他说：“我们一对单身汉……快活过日子，对吧？要不要去热火吃点东西？”好像那家小餐厅的菜就能够让人“快活过日子”。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通常坐对面，大伯会把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说给我听：卖了多少瓶酒，要进多少货。我就一直安静坐着听。当然，我听进去多少其实不重要。大伯总有办法唱独角戏，讲个不停，只要醒着他就能一直讲。
“麦可，今天是不是要洗衣服了？你觉得呢？”
“该上工啦，麦可。开门才有钱赚，对吧？我得把店面弄干净，你先到后头坐着好啦！”
“麦可，该进货了，我们得去批发商那里一趟。既然要出门，干脆请几个小姐回来，大家开派对乐一乐，嗯？”
大伯会这样说个不停。我不管到哪里，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人天生就爱讲话，碰到我，通常要花一分钟适应，不过一习惯，话匣子就打开了，一打开也就合不上了，天晓得什么时候会安静下来。
不过安静的人就不一样了。我通常会让他们很不自在，因为他们不能跟我比。我比任何人都要安静，不管人在哪里，出了什么状况，说到保持沉默，冠军非我莫属，绝无异议。我只会安静坐好，像不说话的家具。
？
好吧，现在我要自怜一下。放下笔，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这招每次都见效，不信的话你自己试试。下次被关在铁笼子里好几年的时候，就试试这招。话说回来，我不会拖着你回想我看过多少医生。所有的语言治疗师、心理医生我都看过。现在想起来，我应该是他们梦想中的特殊案例。不管谁看到我，我都是一样忧郁、安静、失落，顶着一头乱乱的鬈发，两只褐色的大眼睛看起来很悲伤。从意外发生以来，虽然我逃过一死，却再也没说过任何一个字。要是有适当的治疗、正确的指导、足够的关怀和了解、充分的鼓励，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心理医生，都觉得终究会找到钥匙，打开我受伤封闭的心灵。到时候我一定会崩溃大哭，他们就会把我抱进怀里，摸我的头发，告诉我以后一切都会很好。
所有的人都要我这样，每个人都是。相信我，他们什么都办不到。
每次去看过不同的医生，利托大伯就会得到不同的诊断，在回家路上还会说给自己听：“选择性缄默症”、“心因性失语症”、“创伤导致喉头麻痹”……到最后，全部都差不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就是决定不说话了。
只要别人知道我在卖酒的小店长大，就会问我被抢过几次。每次都是这样，绝无例外，这就是一般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只有一次。
那是我搬去跟大伯住的第一年，一个夏天温暖的夜晚，停车场空荡荡的，只剩下大伯的双色水星马奎斯轿车，车后面的保险杠还撞凹了一块。
那个人走进店里，很快绕了一圈，确定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他停下脚步，看到我站在通往后面的走廊。坦白说，当时我确实不应该在店里。我才九岁，而这家店卖酒。可是利托大伯也别无选择，起码晚上只能这样。我多半乖乖坐在后头的房间里，那是我的“办公室”，利托大伯是这样说的。四周堆满装酒的纸箱，大概有五尺高，还有一盏台灯。我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看我的漫画书。那些书多半是从街角的商店买来的，每天都这样，看到要回家睡觉的时候。
就算我当时不应该在那里出现好了，可是我还是每晚都在。城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事，也知道大伯已经尽力养我了，完全不靠别人帮忙，所以大家都不打扰我们。
那个人站在那边好久，低头打量我。他脸上长满雀斑，还有一头颜色不深的红头发。
“老兄，需要什么吗？”利托大伯的声音从柜台传来。
那人什么都没说，只对我点个头就离开了，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身上有枪。
关于这一点你得相信我，虽然我只有九岁，可是我就是知道。你大概觉得，我现在是事后回想才这么说，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自然以为自己知道结果，纯粹是回忆作祟。可是我对天发誓，就算时光在那一刻停止，我也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会怎样——他会走到前面去，右手拿枪指着利托大伯的头，让他把收银机里的钱都交出去，就像漫画里的情节一样。
一等那人转身，我就关上门。后面房间里有电话，我过去拿起话筒拨了报案电话，响了两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你好，有紧急事件吗？”
紧急事件——或许只有这样才行，说不定这样我就能开口说话了，等到必须说的时候，自然会说出口。
“喂？听得到吗？需要帮忙吗？”
我紧紧抓着话筒，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说话的。这我很确定，不过当下也注意到其他的事——恐惧，那种我每分每秒都感受的恐惧，就在那一刻全部消失了，一点都不剩，起码当时就是这样。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我第一次一点都不害怕，尤其是经过六月那件事以后，于是我决定要做下一步。
接线员还在讲话，我由着话筒掉下去，在电话线的一头晃荡，声音也变成听不清楚的嗡嗡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报案这样就够了。只要打过去，接通了不挂断，警方就会追查。不过在这天晚上，等警察找到这里来，恐怕也已经太晚了。
我打开门，走进店里，隔着长长的货架，我听到一个急促尖锐的声音在说话。
“没错，全部都要，全部的钱都放进去，就是现在。”
利托大伯的声音低了八度，“老兄，放轻松，没人会做傻事。”
“那小鬼在后面干吗？他要去哪里？”
“你别管了，他跟这里没关系！”
“把他叫过来好了！我现在很紧张，你总不希望我紧张失手吧？”
“就算我叫也没用，他听不见，他又聋又哑，你放过他就是了！”
这时我从转角走出来，看到他们两个。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景象，每个细节我都记得。利托大伯手里拿着纸袋，另一手拿着收银机里的钞票。他背后是展示用的酒瓶，柜台上还有咖啡空罐贴着我的相片，上面还贴着一张纸条，要大家捐钱帮助“奇迹男孩”。
另外那个人——那个抢匪，就站在那里，右手握枪，一把左轮手枪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发光。他很害怕，这我看得很明白。一枪在手，照理说应该是什么都不怕，掌控情势，结果却刚好相反。那个人怕到无法思考，对我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情境教育，虽然我那时候才九岁，那一幕我却会一辈子记得。
抢匪打量我两秒，在下一秒拿枪对着我。
“麦可！”大伯吼道，“该死的快走开啊！”
“我以为你说他听不见。”抢匪说。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