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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秋问了我的学历，我说是高中毕业。他微微一笑，说以你的学历，写好粉笔字应该是没有问题，你在我的这些徒弟中，学历算是很高的了。这时，和我一起的摄影师李宇新提出要将他写在地上的字拍下来。李宗秋一下来了兴致，说：“我在地上写字有五六年了，许多外国人还都给我拍过照呢”这时，他的脸上又露出了自豪的神情。
2、“书法大师”上过6年学
李宗秋的字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不时有人往碗里丢钱。我看他写在地上的《周公解梦》，就问“收入”的好坏是不是还跟写的内容有关。
他说对，不光字要写得好，内容还要贴近老百姓，要别人愿意看。他说最开始在地上写字的时候，是写诗歌，许多人根本就不看；写名人名言，大家也不太感兴趣。而《周公解梦》，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如“梦见棺材，要发财”、“梦见日出，前程无量”等，这些内容很多人都感兴趣。
此言不虚。一群人在围观李宗秋写字的时候，当场就有人请教他：“前些时梦见自己的上牙掉了一颗，这怎么解释呀”李宗秋沉思片刻说：“说了你可不要见怪，可能是要遇到什么灾难了”那人“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还真灵咧做完梦后，我马上打电话到东北老家，家人告诉我奶奶在那个晚上去世了。”又有人问：“昨晚我梦见踩了小孩的巴巴武汉方言，大便的意思，这是什么预兆”李宗秋仍然慢条斯理地回答对方：“恭喜，你可能在这段时间要发财了”对方一听此言，不禁满脸堆笑：“哈哈，那不就是我的彩票要中大奖了。”不管是真是假，对方都似乎从“解梦”中获得了乐趣，解完梦后也都掏个1元、2元的，丢在碗里算作谢意。
能写得一手飘逸的字，并能背诵《周公解梦》当场给人作解答，我猜想李宗秋的学历不会低。果然，李宗秋说他上过6年学，在村里应该还算得上个“秀才”。他出生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掖县廉村乡王店村，今年62岁。因为家里非常贫穷，上了6年学后只好含泪离开学校。但当时他就会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逢年节或乡邻办红白喜事，都要找他写对联。虽然李宗秋为很多结婚的新人写过对联，却始终没能为自己写上一副，家贫的原因使他终身未娶，一个哥哥也是孤家寡人。李宗秋说他一直都很想有一个伴，但太穷了，没有哪个女子肯向他抛红绣球。
离开学校后，他就四处流浪，先后到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20世纪80年代，他流浪到了武汉。从此，就一直呆在这里，中间偶尔回一趟老家。谈起辛酸往事，他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伤，也许是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使他早已习惯了人世的沧桑。
李宗秋最先出外流浪时，靠捡破烂为生，但捡破烂挣不了几个钱，常常连生活都维持不了。来到武汉后，他想到靠乞讨生活。但街头讨钱的不是残疾就是年迈，而自己好脚好手，怎么向别人开口呢他漫步街头，拿着一个碗，在街上转了三天，同情他的人并不多。有一次，他在汉口中山公园前看到一个残疾人在地上用粉笔书写自己的身世，字写得不怎么样，但给钱的人特别多。他灵机一动，自己的一手楷书不是写得很好吗为什么不能也像这般地挣钱呢于是，他买来粉笔，第二天就在武昌中南商业大楼一带写起来了。果然，写字的效果比纯粹乞讨要强多了，人们都赞叹他的字写得很棒，纷纷掏钱。这一天，他讨到了30多元钱从此，李宗秋走上了写粉笔字讨钱的生活之路。
李宗秋说，自从开始写字讨钱后，不仅“收入”提高了，自我感觉“身份”也比其他的乞丐要高一些，因为自己是在凭本事吃饭。他甚至不喜欢别人称他乞丐，而愿意别人叫他“卖艺者”。看来，文人的清高依然留在李宗秋的骨子里。
3、到“书法大师”家中做客
太阳已经西斜，路上的行人明显少了。李宗秋收起粉笔，坐在那儿，开始和我聊起天来。
他掏出一支“襄阳”牌香烟递给我，我摆了摆手，说不会抽。我问：“您每天的收入应该还可以，为什么抽这一元钱一包的香烟呢”他吐了一口烟雾，慢悠悠地说：“收入也就每天二三十块钱，除开每月80元钱的房租和生活费，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所以只能控制开销了。”这一点，与我所接触的其他乞丐很像，哪怕平时“挣”再多的钱，也只抽一些低价香烟。
我说：“您不准备写了吗”李宗秋告诉我，一到下班时间，写字就不行了，看的人少，给钱的人就更少，到这个时候就差不多该收工了。他边说边开始清点一天的“收入”。他的神情非常专注，清点得非常仔细。清点完毕，他的神态明显有些失望，可能是今天的“收入”并不怎么理想吧。果然，他说今天不行，只挣了20多元，算是很平常的一天。我问他“生意”好时能达到多少他说一般在30元以上，“生意”好时在50元左右，高峰时能达到100多元钱。
李宗秋开始收摊子了。说是摊子，就只有粉笔、海绵擦和一个用来装海绵垫的蛇皮袋子。他将粉笔装进荷包里，拿起海绵擦将写在地上的字全都擦去。我很奇怪，为什么要将字擦掉呢李宗秋“嘿嘿”一笑，说这是他们的“行规”，把街道弄脏了，怕日后街道管理人员找他们麻烦。
擦完粉笔字，李宗秋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吃饭。我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井岗村，离这儿有三四站路。我提议坐公交车去，我来买车票，但他摆着手说，很近的，早就走习惯了。我又叫了一辆“麻木”（武汉方言，指三轮车），他也坚决不坐。无奈，我只好跟着他步行。他边走边说，走路既能节约钱，又能锻炼身体。
走在人群中，李宗秋的背有些微驼，但脚步健朗，穿戴还算整齐。如果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看上去倒很像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
我以为路程很近，谁知穿街走巷，七拐八弯，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井岗村。附近有一家菜场，我提议进去买点菜，算是作为拜师的见面礼。李宗秋坚决不同意，说我是客人，不能让客人破费。我们拉拉扯扯，引来了很多人观望。最后，我还是没拗过他。
走进井岗村，一间间民房横七竖八，显得没有条理。房子与房子之间只有窄窄的过道，屋前房后垃圾横陈，刺鼻的气味时时迎面扑来。李宗秋就住在这里一间三层楼民房的最上面一层。
穿过暗暗的、窄窄的楼梯，来到三楼，打开房门，一阵霉味扑面而来。房屋不大，大约十个平方。里面凌乱不堪，什物摆得乱七八糟。最靠里边是一张竹床，床单很脏，两个被子随便地铺放在床上。床的左上边，牵着一根铁丝，铁丝上面搭着几件衣裳。在床的靠左边位置，几块砖头架起一张长方形九夹板，这就是李宗秋的饭桌了。床的右边摆着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架着一个多用锅。这就是李宗秋的家，简单而寒酸。
在武汉，能租得起房的乞丐或流浪汉的家大凡如此——只要有一个挡风避雨的地方，有床可以睡觉，有炉子可以做饭就足够了。在平常人眼里或许显得凄惨，但比起那些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乞丐，不知要强上多少倍。
4、孤独的“写字老人”
李宗秋边择菜边告诉我，房子的租金是每月80元，不包水电费。为了节省钱，他一天只吃两餐，早晨随便弄点吃的就出门，中午一般不吃，到晚上回来后自己再做顿吃的：炒两个菜，喝二三两散酒，也乐得逍遥自在。如果不买肉或鱼，一天的生活费便控制在3元钱以下，买肉或鱼的话，生活费一般也不超过5元钱。我要动手帮忙，他把我推到一边，说就两个菜，很快的。
不知不觉，菜炒好了。一碗五花肉炒青椒，一碗芹菜炒干子，还有一碗是早上剩下的番茄鸡蛋汤。我看瓶里剩余的白酒不多了，要去再买一瓶。他一把拉住我，说就这酒应该够了，不够他再去买。他是那种很固执的老人，说一不二，我只有坐下。
我们边喝边拉扯起来，我感谢李宗秋的诚意，说我们只有一面之交，便对我这般热情。李宗秋说，说实话，他在武汉住了十几年，除了那几个徒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人愿意到他家中来做客。他说你能来我这里，不嫌弃我老，跟我学手艺，还能陪我一起喝酒吃饭，我比什么都高兴。言语中，我感觉到这位长年漂泊在外的老人的孤寂的心，正因此，才对我的到来显现出莫大的热情。
李宗秋酒喝得很猛，不停地劝酒斟酒。他红着脖子说，其实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培训班，像社会上的舞蹈、美术培训班一样，教别人学写粉笔、钢笔书法，收一大堆徒弟，好让他的书法能传承下去。他说现在不仅写粉笔字的人不多，就连写钢笔字的也越来越少了，而他经过多年自行研练，不仅会写楷体、行书、草书，还很擅长描摹一些名人的字体，像毛主席的“毛体字”，他用粉笔可以临摹得维妙维肖。
酒干菜尽，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十点钟。我提议出外转转，李宗秋说没这习惯，他在武汉有十多年了，到处都熟悉，热闹的地方要钱转，不热闹的地方没意思，不如干脆呆在家里。我说为什么不买一台旧电视机，看一下电视剧和新闻也好打发时间。他说本来是想买，但一台旧黑白电视机最少也得五六十元钱，到时万一要离开武汉也不好带走，卖掉又不值钱，所以一直没舍得买。
夜深了，我想告辞，回到我在汉口航空路立交桥下的“家”。李宗秋却说不必了，今晚就在他这里陪他拉家常吧，毕竟睡在床上比地上强。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以后我们可以合租在一起。恭敬不如从命，也想好好地陪陪这位孤寂的老人，我留下来了。
床十分窄小，一翻身它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们抵足而谈，李宗秋向我传授写好粉笔字的诀窍，并告诉我在武汉哪些地方写字最来钱。
夜很深，窗外一片寂静。困倦袭击着我，但李宗秋仍然在向我灌输他的“写字经”。他自顾自地在那里说，也许真的是难得碰到一个可以有耐心听他倾诉、听他讲话的听众。伴着老人的声音，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梦中，李宗秋仍在那里一笔一画地向我讲着、传授着，他非常有耐心，还说我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将来打算出一本关于书法的书——这一夜，是我在流浪生涯中睡得最安稳和舒心的一次。
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李宗秋已经不在屋里，大概又出去写字讨钱了。锅里放着一碗炒面，是他为我留的早餐。我没有吃，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掏出20元钱放在桌上，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第十二章 与“公交流浪歌手”张鸿对话
1、偶遇流浪歌手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现，贬者有之，认为唱几首歌便张手讨钱无异于当众勒索；认同者也有之，认为他们是不偷不抢凭本事挣钱。
——每天可以收入100多元，好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元。
——张鸿说：我唱歌是为了钱，但我只要中国人的钱，不要外国人的，流浪歌手也有他的尊严！
偶遇流浪歌手
2002年的武汉，一个群体的出现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并颇受争议，那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卖唱讨钱的“流浪歌手”。这个群体曾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盛极一时，在武汉市区的各条公交干线上，时不时地便会在中途蹭上来一两个怀抱吉他、或男或女的年轻人，向车上所有乘客道声好，说上一段开场白，便一边弹奏一边扯着嗓子唱起来。唱的过程中，他们会挨个儿向每一位乘客讨钱，给多给少往往不限。唱罢几曲收完钞票后，便鞠着躬、道着谢，中途一溜烟地跑下车了。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现，不仅武汉有，从媒体报道看，全国许多的大中城市都有相关的报道。对这个群体的骤然出现，贬者有之，认为影响了乘客的坐车情绪，唱几首歌便张手讨钱无异于当众勒索，甚至还出现过强要不给、打伤乘客的事件；而认同者也有之，他们欣赏流浪歌手的勇气和歌声，说他们为乘客带来了欢乐，并且不偷不抢，是凭劳动凭本事挣钱。
2002年10月底，当我们开始体验流浪、乞讨生活的时候，对流浪歌手的争议一直在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群体也属于我们寻访的对象。尽管他们与纯粹的流浪者、乞丐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要真的找起来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又很难在哪条公交路线、哪辆公交车上碰到他们。
2002年11月上旬，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在一辆公交车上碰到一位流浪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