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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曹去卖钱。但对那些还残剩有饭菜的盒饭、被人丢弃的蛋糕之类的食品，我实在是没有勇气把它们捡起来，像小曹那样津津有味地去品尝，40多天来一直如此。我可以和乞丐朋友们一起睡，一起去讨要，但实在没办法享受他们所认可的“美食”。我的食物基本上是花钱在路边的小餐馆里解决的，流浪的生活打破了我原有的生物钟，饮食也变得没有规律，基本上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就去吃一点。正是不能同吃的原因，40多天来，我始终没能做到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乞丐。
晚上，我和小曹会自觉地回到“猴子”那里，在他的地盘上打伙睡觉。后来那个地盘上又新加入两个乞丐，人多睡在一起，不仅可以排遣夜晚的寂寞，也安全多了。
几天的时间，我们和“猴子”一帮人就混得很熟了。“猴子”手下那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儿叫林明，是河南潢川人，才18岁，去年刚高中毕业，到深圳打过工，回家路上被人把钱抢了，不敢回家，流落到了武汉。“猴子”也失却了刚见到他时的那种威严，和我们无话不谈，俨然成了好朋友。尽管如此，规矩还是要守的。在“猴子”“照应”下的第5天，我就买了两包“石林”烟代表我和小曹孝敬给他。但却没能请他吃一次“荤”，因为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小曹就从汉口转移到了武昌。然而短短一周的相处，我却见识到了所谓“猴子”的“吃荤”。
那是10月28日的晚上，10点钟还不到，“猴子”满嘴酒气地从外面回来，吩咐我们几个把“床铺”安顿好，让我们早点睡觉，他出去办点事。边说边从行李袋里抠出一件黑色风衣披上。那风衣虽然有些破旧，却是“猴子”惟一一件“上档次”的衣服。还是林明和“猴子”心有灵犀，见他这身打扮，便满脸堆笑地问：“老大，今晚是不是又要开荤了？”
“猴子”倒坦率：“是啊！你小子，这个月还没请我呢！”
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忙请求：“老大，能不能带我一起，长长见识？”
“想去就去吧，只是到时候别给我添乱！”“猴子”答应得爽快。
“猴子”要去的那个地方，白天晚上都有拉皮条的妇女在那一带活动。“猴子”说他基本上一两个星期都会出去吃一次“荤”。在那里“做生意”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农村妇女，以30多岁的“嫂子”居多，她们的目标也主要是外地来的民工和像他这样的流浪汉，因此价格开得都不高，有时甚至几块钱都可以成交一次。
一路上“猴子”侃侃而谈，说起这类龌龊勾当在他脸上找不到一丝羞涩感。相反，他大有以“嫖场高手”而自居的味道。说起第一次嫖娼，“猴子”说是在他大约24岁的时候，那时刚被劳动教养两年放出来，在劳教所他曾听一位“难友”讲过在某个劳动力市场（指原来的街头非法市场，2000年被取缔）嫖娼的事，出来后自己就想亲自去尝试一下。那时胆子小，不敢上去和那些女人搭讪。一个女人主动找了他，自此，“猴子”像中了魔一样，有钱就去那些地方，还成了一些女人的常客。
“你就不怕染上病？”我不无担忧地问。“猴子”一副老手的样子，说：“要会看！做那事之前先看一看，像我有经验的就能看出来，八九不离十！其实她们也怕你有病，做事之前会帮你用药水洗，自己也洗一下。”我又问：“那用不用套子？”“她们一般都要求用，但我从来不用！”
“猴子”说，做这事他不怕得病，但是怕警察。2001年3月份，他在汉口崇仁路一家发廊嫖妓，被宝丰派出所的民警抓了现行，关了7天，交了500元罚款才被放出来。罚款是他当时的一个老板替他交的，至今还欠着那个老板的人情。
尽管被抓，“猴子”依然改不了嫖妓的习惯，他挣的钱大多数都用来给那些女人了。“猴子”说，我这辈子是不可能找到老婆了。嫖妓，是这个29岁的流浪汉解决自身生理问题的惯常手段。
说话间，不知不觉已走到目的地。上了人行天桥，我和“猴子”来到天桥南侧的一条人行道上。路灯下，行人三五成群地来来往往，人流中，果然有几个如“猴子”所说乡下妇女模样、抹着口红胭脂的女人在那里鬼鬼祟祟地游荡，眼睛瞄着过往的行人，不时找人上去搭话，似乎在寻找着猎物。
“猴子”偷偷告诉我，那些就是拉皮条的。她们有的只负责拉客，把“客人”带到附近租住的房子里，有另外的“小姐”陪“客人”，她们只收取中间费。但也有自己拉客自己“做买卖”的，一般是那些涂脂抹粉还有几分姿色的。
“猴子”毕竟是经验老到，他告诉我，到这里来的，有的是过路人，有的是嫖客。如果是过路人，一般都不会在这里停驻，如果是嫖客，则会在这里站着，装成一副散步或等人的样子。那些妇女很善于发现目标，能迅速觉察到哪些人是她们等待的猎物。“猴子”嘱我站在路边电线杆下不要动，果然，一会儿的工夫，一位约摸40岁左右的妇女走上前来搭话：“两位先生，要不要潇洒一下？”
“潇洒”在武汉话里就是“找乐子”、“玩”的意思。“猴子”接上那女人的话茬儿：“嘛样个潇洒法？”那女人一听，就知道来了“生意”，忙不迭地进一步介绍：“给你们两个一人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嫂子都有，包你们满意！”我对那女人说，主顾只有“猴子”一个，我是陪他的。那女人便拉着“猴子”在一旁谈起了价，最后商定了价钱，其中1/3是付给她的介绍费。
只几分钟的时间，一桩肉体买卖就这样快捷地成交了。我欲跟随“猴子”和那女人一同去“做生意”的地方，那女人却把我拦住了，说只能带“猴子”去。“猴子”便让我在天桥附近等他，他很快就会回来。我只好目送着“猴子”被那女人带进附近一条狭长的民居小巷。
几分钟过后，那40岁左右的女人首先从小巷里走出来。看到我，说已经给“猴子”介绍了个“小姐”，两人正在潇洒，然后费了半天口舌要我也去潇洒一下，见我始终无动于衷，便继续在天桥下游荡着寻找别的猎物去了。交谈中知道，她是仙桃人，受几位“小姐”的委托专门在外面拉皮条赚取中间费，自己并不亲自“做活”。至于“小姐”的情况，她说有嫂子也有姑娘，都是外地来的，在附近租了房子，一般自己不抛头露面，全靠她们这些年纪大些的在外揽客。我问一般都是什么人来这里“找小姐”，她说来这里的人档次都很低，大部分是外地来的民工，本地的主要是一些中老年人。她还说，有一天晚上，三个白天在地上磕头讨钱的乞丐来找她，给她100元钱，要求每人找一个“小姐”。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猴子”从巷口走出来了。见到我，一脸邪笑地问：“你怎么不找一个玩玩？”我说我怕病。他说我看是不是你有病，然后找到刚才那拉皮条的女人，说：“你介绍的这个也太老了点，下次再介绍个年轻点的！”那女人忙陪笑地说：“那么点钱你还想耍几好的！好好，下次再来我就帮你介绍一个好点的！”两人谈笑间，丝毫没有意识到刚刚做完的是一桩见不得阳光的龌龊勾当。
第五章 真真假假的残疾乞丐
1、“侏儒人”魏高炉
——乞丐圈流行的一句话：要想多讨钱，手脚不能全；手残脚也残，露着才来钱。因此，带自虐性质的裸残行为，成为他们通用的乞讨手段。
——分辨真假残疾乞丐的办法：真的残疾乞丐，一般会把残缺的肢体露在外面，一看就是真的，假不了；假扮的都会有衣服裤子包着，不能让你看，一看就露馅！
——10元一天，租来的！——许多残疾乞儿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航空路“猴子”的地盘上，我和小曹夜宿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我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汉口的航空路、武胜路、武汉广场、六渡桥、江汉路一带。在这片武汉商业最繁华的地区，每日都可遇见大量形形色色、不同类型的流浪汉和乞丐们。他们匍匐在行人如梭的脚步丛中，或坐或卧，或呼叫或静默，用不同的手段争取着一块块人们丢掷在他们面前的硬币。城市的繁荣寄养着他们，而他们的存在也使城市的色彩增添了几分光怪陆离。
在这群城市乞丐中，有一种类型占据着相当多的数量，那就是残疾乞丐。只要是人群熙攘的路边，一不留心，你就会发现前方坐着或趴着一个缺胳膊少腿的小孩子或是年轻男子，他们裸露着肢体的残留部分，展示给路人，形状凄惨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恐怖。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不幸能获得人们的多少怜悯？他们在城里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每见到一个形状凄惨的残疾乞丐，我的脑海里就会闪现出这些问题。然而真正进入他们的世界，我不禁惊讶地发现，在这个群体的背后竟隐藏着诸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
“侏儒人”魏高炉
航空路立交桥下的大转盘，是我每日要经过的一个地方。离大转盘不远的解放大道南侧，就是著名的武汉广场商业中心。商场的繁华带旺了周边地区，大转盘附近的人行道上，每日行人如潮，川流不息。
在立交桥东北向、解放大道北侧的一段人行道上，只要是晴好的天气，我总会看到一个身材短小、形似侏儒、头部和躯干明显比例失常的中年男子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张“求援书”和一个大口杯瓷碗，等待着过往行人的施舍。和这一带的许多残疾乞丐相比，这位“侏儒男子”是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因为他蜷缩在那里，体积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远处乍看像一个婴儿，走近一看却是位成年的男人。
每次经过这位“侏儒男子”，我总会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元、两元的硬币，丢在他面前的瓷碗里。尽管我这时和他一样，也是一身乞丐打扮。那男子并不说话，面无表情，只是转动眼眶里那双还算灵动的眼球，算是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出一种感激。我几次试图和他说说话，但他并不作答。我想他也许并不具备语言的能力，也就作罢。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位“侏儒男子”总是那样地打动我？也许是眼见同类生之不幸，触动了我人性中最柔弱的部分。在他面前的“求援书”上是这样写的：
“求援
因本人患先天性佝偻病，生无着落，请过路贵人献点爱心，本人万分感谢！（标点为作者所加）”
看起来，“侏儒男子”的生意并不好。这里虽然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但能够注意到他并舍得掏出硬币来的少之又少。曾有一个上午，我陪坐在他的旁边两个小时，他的大碗里只增加了两块钱的硬币。附近一位修车的师傅道出其中原委：他常年坐在那里，很多人都认识他了，已经见惯不怪了。看来，他残异的身体已经勾不起人们的同情心了。
他是哪里人？晚上宿在哪里？他的衣食住行是靠他自己，还是有亲人帮他打理？这些问题萦绕着我，让我一直想探个究竟。无奈他始终默然地坐在那里，无法和他取得任何交流。
有一天下午，天气骤变，风夹杂着雨滴袭向过路的行人。我流浪归来，经过那段人行道，恰巧看到那位“侏儒男子”正忙不迭地收拾“摊子”。他艰难地移动着，抖抖擞擞地想站起来。我忙跑过去，帮他收起地上的“求援书”，又将他扶了起来。他感激地看着我，出乎我意料，竟从喉咙里竟挤出了两个清晰的音节：“谢谢！”
原来，他可以说话的！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把他扶上停靠在路边的一辆属于他的三轮车，每日，他就是摇着这辆手动三轮车从住处开到这里，又从这里驶回家中。雨滴由小变大砸在行人的身上，我把三轮车推到路边一处可以躲雨的地方。看着眼前的雨和淋湿的路面，坐在三轮车上的他叹了一口气说：“唉！今天又没搞到钱！”
他的声音有些怪异，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音节简单却亮而清脆。这使我想起前不久来华访问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轮椅上接受访问时借助电子扩音器发出的声音，二者声音的质感很相像。
我笑着说，没想到你能说话。他说，平常我很少讲话，因为讲话费力气。他也冲我一笑，说我是个好人，经常关照他。
闲谈中知道，他叫魏高炉，是地道的武汉本地人。说着，他还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我。我一看是《残疾人证》，里面贴着他的照片，还记着他的生日：1958年10月。
魏高炉说，凭这个证他可以每月到居委会那里领取210元的低保金。自己由于身体的原因，开销很低，210元基本上能解决每个月的吃饭问题。平常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