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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哪一种法律，记者先生？是那部赦免了这些浑蛋的法律吗？那部让他们有时间假造新的身份的法律？1983年恢复民主制度后，我们这些受害人的家属还以为这些罪犯迟早会被绳之以法的。可惜我们忘了阿方辛总统的懦弱，忘了军队的强大力量。军队有足够的时间抹掉过去的一切痕迹，洗净他们沾满鲜血的制服，伺机隐藏虐待囚犯的刑具，反正谁知道过去那段历史是不是未来有一天还会重演。民主制度是相当脆弱的。如果您因为是美国人而对此深信不疑，那么您就和我们一样被骗了。1987年巴黑鲁和利克两位高级军官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并成功地迫使我们的司法系统默不作声。在他们的操纵下，两项耻辱的法律被投票通过，一项规定军队内部下级士兵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命令，另一项“既往不咎”的法律更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它规定所有至今还未判决的罪行自动过了追诉时效。您的奥尔蒂斯，和他成百上千的同伙一样在这期间只扮演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他们立即从中嗅出这是可以帮助他们逃避追捕的安全通行证的气味。这就是大部分施暴者的情况，而其中早先被投入监狱的一些同伙也因此被释放。这两项法律要再过十五年才会失效，可是在这十五年之中，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渣就拥有了充分的时间抹掉过去的痕迹。”
“阿根廷人民怎能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傲慢地问出这个问题的样子真有趣。那你们，作为美国人，你们认为你们的布什总统、迪克·切尼副总统或是国防部长代表你们执行公义，然而他们还不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名允许伊拉克监狱的狱卒在审讯时对犯人用刑，或是建立关塔那摩监狱6吗？你们为关闭这无视《日内瓦公约》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监狱做过什么？你看，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这么脆弱。所以，请不要随意评判他人。面对无所不能、全力操纵国家机器的军队体制，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欣慰地看到现在大部分普通人能够送孩子上学、吃饱穿暖、头顶有片瓦遮身；对于阿根廷社会的贫民阶层而言这一切需要大量的努力和牺牲。”
“我从没有评判过任何人。”安德鲁向路易莎保证道。
“你不是法官，记者先生，但是你的工作能为公义的贯彻做出贡献。如果你能揭开奥尔塔格面具后的真面目，如果他真是那个名叫奥尔蒂斯的人，他必将得到应有的报应。如果需要帮助，我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路易莎说着站起身，向摆在客厅最显眼处的橱柜走去。她从中取出一个装满文件的抽屉，将它放在桌子上。她用唾沫弄湿手指在文件中翻找着，最终目光停在找到的一份文件上，将它递给安德鲁。
“这就是你要找的奥尔蒂斯，”她说道，“1977年的时候他大概四十多岁，不过对于驾驶飞机而言显然是年龄太大了，除了海岸巡逻队的飞机之外。一位前程有限的军官。根据我从国家档案馆失踪人员档案中找到的资料显示，他曾多次下令执行死亡飞行的命令。从他驾驶的飞机上，大量的年轻男女，有时候只是刚刚走出青春期的孩子，被他活生生地投入拉普拉塔河中。”
看到照片上的军官趾高气扬的模样，安德鲁忍不住厌恶地努了一下嘴。
“他不受ESMA的头儿马沙拉节制，但马沙拉却很可能是帮助奥尔蒂斯在之后几年内成为漏网之鱼的帮凶。奥尔蒂斯是海岸巡逻队队长赫克托·费布尔的部下，费布尔是ESMA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同时还负责包括好几间刑讯室和产房在内的四区的监管工作。说是产房，真是太高看他们了，其实那就是一个只有几平米的房间，供女囚们像动物一样生产。甚至比动物们的待遇更糟，所有快分娩的女囚头上都被套上麻布袋。费布尔还强迫她们写信给家人，请他们在她被囚期间照顾孩子。你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现在，斯迪曼先生，请好好听我说，因为如果你真心希望我能够提供帮助的话，那你和我，我们之间必须形成一个契约。”
安德鲁为路易莎的杯子倒满柠檬水，她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很有可能由于奥尔蒂斯帮费布尔做事，所以他从费布尔那里得到支持。而这时有人将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交给了他。”
“是很有可能，还是你确信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不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之间契约的内容。向这些被偷走的孩子们揭露他们真正的身世，这一直是我们——五月广场母亲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等到成人之后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并不是亲生父母，而且他们还是参与杀害自己亲生父母的帮凶，这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这一过程必然艰难而又令人心碎。我们一直在为真相有朝一日被揭露，专制受害者的真实身份得以恢复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因此而毁掉无辜者的生活。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把我知道关于奥尔蒂斯的所有事都告诉你，而你，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关于那些孩子的事情，而且只告诉我一个人。你必须以你的名誉起誓，如果没有我的许可就永远不能将这件事公之于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路易莎，世界上并没有局部的真相。”
“是的，没有错，但是这个世上有些真相需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才能揭开。请想象一下如果你本人就是被这个奥尔蒂斯‘收养’的孩子，你愿意无动于衷地得知自己的亲生父母已被人谋害，你的生活只是一场骗局，你的身份甚至你的名字都是一个谎言吗？你愿意在翻开报纸的时候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吗？你曾经考虑过这样一篇报道会对相关人士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吗？”
安德鲁忽然有种不祥的感觉，他仿佛看到卡佩塔夫人的影子在这个房间里游荡。
“我们现在还不急于下结论，因为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奥尔蒂斯曾收养了这些偷来的孩子中的一个。但是不论如何，我还是希望能够事先和你就一些问题达成一致。”
“我答应你，在没有你的许可下我不会擅自发表任何报道的，即使我怀疑你并没有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我们顺其自然吧。另外，你自己也要小心。费布尔是相当残暴的一个人。他曾经用‘丛林’来代称战争，在他眼中他比其他人都更加凶猛。所有从他手下侥幸逃生的幸存者至今仍对他心有余悸。”
“费布尔还活着吗？”
“不，唉。”
“为什么你要叹气？”
“因为由于那项赦免法律，他一生中剩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外度过。直到2007年他才被起诉，但他被起诉的罪行还不到他之前犯下的罪行的百分之一。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他被判决。他曾在电击某个受害人时，把他十五个月大的孩子绑在这位父亲的胸前。但就在他要接受审判的前几天，他被发现死在自己的牢房中。由于他所享有的监禁制度的优待，他在牢房中的待遇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他死于氰化物中毒。军方害怕他会吐露更多的秘密，因此正义其实从未得到伸张。对于那些受害人的家属而言，就好像折磨从未停止过一样。”
路易莎说罢朝地上啐了一口。
“只是费布尔就这样把那五百个被偷走的孩子的身份秘密也一同带进了坟墓。他的死并没有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我们仍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我们的调查工作。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自己能够多加小心。费布尔的许多手下至今还在监狱外活得好好的，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止所有试图揭穿他们的秘密的人。奥尔蒂斯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
“那么究竟要如何才能证明奥尔塔格就是过去的奥尔蒂斯呢？”
“比对照片应该是有效的，我们可以看看玛丽莎的胶片里是否还留下了其他什么有用的东西，只是在我的相册中神情倨傲的军官与如今七十四岁的商人之间，隔着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只有一点儿容貌上的相像不足以说服法官。最好的办法是能够直接从他口中拿到口供，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具体要怎么做我也完全没有主意。”
“如果我去调查奥尔塔格的过去的话，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
“你可真是太天真了！请相信我吧，要是奥尔蒂斯改换了身份，他必然还有同党。作为奥尔塔格，他的经历必然是从就读的学校开始，学历工作都一路安排妥当，甚至连对国家虚情假意的热爱也必定在内。玛丽莎，请来厨房帮我一下。”说着，路易莎站起身。
独自一人待在客厅里，安德鲁翻看着相册里的照片。每一页都有一张军官的照片，下面写有他的军阶、所属连队与所犯罪行，有几页上还写有孩子的真实身份或后来的姓氏。在相册的最后一页是一份包括那五百个失踪的孩子的名单，其中只有五十人的身份得到确认。
几分钟后路易莎和玛丽莎再次出现。玛丽莎婉转地告诉安德鲁她姑姑累了，眼下最好马上告辞。
安德鲁再次对路易莎的接待表示了感谢，并向她保证一有新发现便会立刻通知她。
回到车里后，玛丽莎一直沉默着，但她的一举一动却泄露了她紧张的心情。每当在十字路口遇到车辆不肯让她先行的时候，她便会猛按喇叭，满嘴吐脏话。尽管安德鲁的西班牙语也很流利，但他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我刚刚是说了什么让你生气的话了吗？”
“你不必摆出这副尴尬的样子，斯迪曼先生，我在酒吧工作，我希望和我打交道的人都能够开门见山。”
“你姑姑想和你说什么我不能听的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玛丽莎冷冰冰地回答道。
“她叫你去厨房并不是找你帮忙收拾装柠檬水的杯子，你把它们忘在了桌子上，回来的时候更是两手空空。”
“她对我说要小心提防你，你知道的绝对比你说出来的事情更多，由于你向她隐瞒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没法儿完全信任你。你在酒店吧台遇到我时并不是出于偶然，是吗？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对我撒谎，除非你想搭出租车回家，日后也不用我帮忙了。”
“你说得对，我早就知道你姑姑是五月广场母亲中的一员，我也知道只有通过你我才能认识她。”
“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来说是块跳板。这倒也不错。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拿到的那份文件上有你的名字和工作地址。”
“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出现在你收到的文件里？”
“我也不知道。几个月前我的上司收到一个装有奥尔蒂斯和一对失踪夫妇信息的信封。来信指控奥尔蒂斯参与杀害了这对夫妇。里面提到了你，以及你和路易莎的亲属关系。信里说你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奥莉薇亚·斯坦恩，我的上司对这趟调查很有热情，她要我跟踪奥尔蒂斯这条线，重构出他在阿根廷专制时代阴暗的生活图景。明年就是阿根廷重获民主四十周年纪念，到时候所有报社都会将视线集中在这个国家上。奥莉薇亚喜欢能够在竞争中抢得先机，我想这就是她要我开展调查的动机。”
“那么是谁把这封信交给你的上司的？”
“奥莉薇亚·斯坦恩告诉我信是以匿名的方式寄来的，但是里面包含的有效信息十分充分，足以令我们认真看待这封信。奥莉薇亚性格强硬，是个不太容易相处的人，但是她的职业素质不容怀疑。”
“你看起来和她很亲密。”
“根本不是。”
“我，我就不会直呼我老板的名字。”
“我也是，这是年龄特权！”
“她比你更加年轻？”
“年轻几岁吧。”
“一个女人，比你更年轻同时却又是你的上司，你的自尊心应该有些受打击吧？”玛丽莎说着笑起来。
“你愿意陪我去你姑姑刚刚提到的档案馆吗？”
“如果要我充当你的司机，那你得记得给我加工资，斯迪曼先生。”
“你刚刚和我提到了自尊心的问题？”
这时玛丽莎不得不在一个汽车修理加油站停下车，她的甲壳虫的排气管冒出一束火花，发动机噼噼啪啪地响着，噪声震耳欲聋。
当修理工勉强尽力抢修时——因为玛丽莎没钱换个新的排气管——安德鲁下车给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奥莉薇亚正在开会，但她的助手坚持请安德鲁稍等一下。
“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奥莉薇亚气喘吁吁地问道。
“比上次更糟。”
“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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