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聚了的人也不行，所以他们干脆直接叫他调查局官员——“他在中国北京城外一个小渔村，正跪在一条河边，据说是想抓条鱼还是什么的。当地人的英语都不行，他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用普通话问他叫什么名字，怎么到那里的，家在哪里，等等，总之就是见到迷路的孩子后通常会问的那些话。
“大家发现语言完全不通之后，一些女人试着安慰他。他就开始哭起来——这也很自然，对吧？”官员又笑了，“毕竟他不是在堪萨斯。但她们还是让他平静了下来，然后找了个会说英语的干部来，然后嘛……”他耸了耸深色西装下的双肩，意思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又补充道，“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他又不说话了，只是看着露西尔，笑得颇为真诚。露西尔盯着这个突然死而复生的儿子，微微皱起了眉头。她一把将他拉到胸前，亲了亲孩子的额头，然后双手捧着他的小脸，不停地亲，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雅各布咯咯笑个不停，但是并没有去擦妈妈亲她的地方，其实他这个年龄的很多孩子，都是妈妈亲一下就要擦一下的。
“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调查局官员说。
山本神威
他走进便利店的时候，门上挂的铃铛轻轻响了一下。门外有个人正开车从加油站出来，没有看见他。柜台后面一个胖墩墩、红脸膛的人原本正在和一个瘦高个儿聊天，此刻两人都不说话了，一起盯着他看。店里只有冰柜发出低低的嗡嗡声。神威深深鞠了一躬，便利店的门在他身后关上，小铃铛又响了一下。
柜台后面的两个人仍然没说话。
他又鞠了一躬，面露微笑。“请原谅，”他说，“我投降。”说着，他举起了双手。
那两个男的都跳了起来。
红脸膛的人说了一句神威完全听不懂的话，然后看了看另外那个瘦高个儿，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很久，目光左顾右盼。然后红脸膛的人指了指大门，神威转过头，只看到空无一人的街道和冉冉升起的太阳。“我投降。”他又说了一遍。
跟其他人一样，几个小时前，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树林里。他随即把手枪埋在树林边的一棵树旁，甚至把军装外套和帽子也脱了下来，和手枪埋在一起。他担心美国人会杀了他，所以当天光初亮，他来到这座小小的加油站的时候，身上只穿着背心、长裤和锃光发亮的长靴。“我叫山本，”他用日语说道，然后还是那句，“我投降。”
红脸膛的人又开口了，这次声音大了一些。然后另外一个也接上话茬，两个人都指着门的方向，大声嚷嚷着什么。“我投降。”神威又重复了一遍，那两人升高的调门令他感到害怕。瘦高个儿从柜台上抓起一罐苏打水，向他扔过去，结果没打中。他又嚷嚷起来，还是指着店门，并且继续寻找其他可以扔过去的东西。
“谢谢。”神威挤出这么一句，虽然他知道自己并不想这么说——他只会寥寥几个英语单词。他退到大门边，红脸男子伸手从柜台下面摸到一罐什么东西，咕哝着扔了过去。罐子砸到神威左边太阳穴的上方，他向后倒在店门上，铃铛响了。
红脸男子又扔出了各种罐子，瘦高个儿大喊大叫，也在找有什么能扔的东西。神威跌跌撞撞地逃出加油站，一边跑一边高举双手，想证明手中没有武器，也没有恶意，只是想要主动投降。他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了。
外面，太阳已经升了起来，整座城市都蒙上了一层柔和的橙色光芒，看起来一片安宁。
他的头部一侧有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来，他高举胳膊，在街上走着。“我投降！”他的喊声几乎把整座城镇叫醒，希望这样的喊声可以让碰到的人放过他。
二
当然，就算是死而复生的人，也得存档备案。国际复生者调查局源源不断地收到捐款，已经到了来不及消耗的地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尽其所能，甚至不惜举债也要为调查局投资，为的是维护与调查局的关系，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掌握了所有复生者以及相关人物事件的组织。
讽刺的是，调查局内部的人对这个机构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清点人数，然后告诉复生者们回家的路。仅此而已。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哈格雷夫家小屋前廊上的澎湃感情才渐渐平复，拥抱和亲吻暂告一段落。哈格雷夫夫妇带着雅各布进了厨房，此时他已经坐下来，安心享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吃不上的各种好吃的。调查局官员与哈罗德和露西尔一起坐在客厅，他从一个棕色的皮箱里掏出一摞文件，开始进入正题。
“该复生者最初的死亡时间是？”他问道，同时又向夫妇俩介绍了一遍自己的身份：马丁？贝拉米探员。
“我们非得用那个词吗？”露西尔问。她深吸一口气，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背。突然间，她看上去那么气派而高傲。刚才盯着儿子看的时候，她的一头银发还有点乱，现在都已经梳理顺直。
“哪个词？”哈罗德不解。
“她指的是‘死亡’这个词。”贝拉米探员说。
露西尔点点头。
“说他死了，这有问题吗？”哈罗德的嗓门比他自己预期的要大一些。雅各布就算听不见他说话，至少也看得到他此时的样子。
“嘘！”
“他就是死了，假装他还活着也没用。”哈罗德放低了声音，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马丁？贝拉米明白我的意思。”露西尔说。她两手放在大腿上，不停扭绞着，每隔几秒钟就要用目光搜寻一下雅各布的身影，就好像他是风中的一根蜡烛。
贝拉米探员微微一笑。“没关系，”他说，“其实这很正常，我确实欠考虑了。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他低头看着调查问卷，“该复生者是什么时间……”
“你是哪里人？”
“您说什么？”
“你是哪里人？”哈罗德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蓝天问道。
“你说话的口音像是纽约人。”哈罗德说。
“这算优点还是缺点呢？”贝拉米探员看似随意地问。其实，自从他被分配来负责北卡罗来纳州南部地区的复生者以来，他的口音问题已经被人问过十几遍了。
“很讨厌，”哈罗德说，“不过我这个人不太计较。”
“雅各布，”露西尔插话说，“请叫他雅各布好吗？这是他的名字。”
“好的，夫人，”贝拉米探员说，“不好意思，现在我知道得更清楚了。”
“谢谢，马丁？贝拉米。”露西尔说。她的双手不由得再次握成拳头，然后她深吸一口气，集中精神，慢慢放开手指。“谢谢，马丁？贝拉米。”她又说一遍。
“雅各布是什么时间离开的？”贝拉米探员柔声问道。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哈罗德回答。他走到门口，神色不安。他舔舔嘴唇，两只手一会儿摸摸穿旧了的休闲裤的口袋，一会儿又摸摸同样苍老灰白的嘴唇，没有发现任何能让人平静的东西——也就是香烟——上上下下都没有。
贝拉米一边记录一边又问。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搜索人员寻找雅各布的那天，这个名字仿佛变成一个符咒。每隔一会儿，就有人大声喊道：“雅各布！雅各布？哈格雷夫！”接着这个名字会被大家依次传递下去：“雅各布！雅各布！”
一开始，他们你一声我一声地喊，声音尖厉刺耳，充满恐惧和绝望。可是搜了很久，男孩依旧不见踪影。为了省点嗓子，搜索队的队员们开始轮流呼唤。太阳渐渐变成金红色，一点点滑到地平线之下，被高大的树林吞没，终于消失在了灌木丛中。
大家高抬着腿跨过沿路的荆棘丛，脚步开始踉跄起来。他们都累坏了，焦急的心情也让人疲惫不堪。弗雷德？格林一直陪着哈罗德。“我们会找到他的，”弗雷德不停地说，“他拆我送他的那把玩具枪的包装时，你看到他的眼神没有？这个小家伙肯定激动得要命。”弗雷德气喘吁吁地说道，此时他的两条腿几乎要累断了。“我们会找到他的，”他点点头说，“我们会找到他的。”
天色终于完全黑了下来，阿卡迪亚地区茂密的松树林中，到处有手电筒的光在闪烁。
搜索者一路找到河边，哈罗德很庆幸自己已经说服露西尔留在家里等。“他说不定会自己回来呢，”他劝她，“到时候他肯定要找妈妈。”其实，他心里有数，遇到这种情况，肯定只能在河水中找到儿子了。
哈罗德走进河里，即使是河岸浅滩处的水也有膝盖那么深。他走得很慢，每走一步，就叫一声孩子的名字，然后停顿片刻，听听附近是否有答应的声音，然后再走一步，再叫一声，往复不停。
最后，他终于看到了孩子的尸体。月光洒在河面上，将孩子的身体映照成美丽的银白色，跟波光粼粼的河水一样让人难忘。
“上帝啊。”哈罗德轻呼。从那以后，他的口中再没有喊出过这个词。
哈罗德一边讲述事情的经过，一边从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了岁月的流逝。他说话已俨然像一个老人，坚硬而沙哑。说着说着，他就会伸出满是皱纹的厚实手掌，拨一拨脑袋上所剩不多的几根白头发。他的手上布满老人斑，骨节因为患了关节炎而变得肿胀。跟同龄人相比，他的关节炎还不算厉害，但那种疼痛还是让他经常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年轻人的资本了。甚至连他说话的时候，都能感到尾椎上传来一阵阵刺痛。
他的头也快秃了，无论是圆圆的大脑袋，还是皱巴巴的大耳朵上，都斑斑点点。露西尔尽量给他找合适的衣服穿，但所有衣服到他身上仍然像是要把他的身体吞没一般。毋庸置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头了。
雅各布的归来——依然那么年幼，充满活力——说不清为什么，突然让哈罗德？哈格雷夫意识到了自己的年迈。
露西尔也跟她的丈夫一样老了，一头白发。他说话的时候，她移开目光，始终注视着八岁的儿子。此时，那孩子正坐在饭桌边，吃着一块胡桃派。时光仿佛倒流到一九六六年，一切平静如常，而且再也不会发生不幸。有时，她抬手拨开额边的一绺白发，不经意间也会看见自己满是老人斑的枯瘦双手，不过她倒是没有因此烦心。
哈罗德和露西尔夫妇都身材瘦长。这几年两人老了，露西尔看上去甚至比哈罗德还要高一些，或者，不如说是哈罗德萎缩的速度比她更快。结果现在两人争论的时候，他不得不抬头看她。露西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像哈罗德那样日渐消瘦——她把丈夫消瘦的原因归罪于他总是抽烟。她的裙子依然合体，瘦长的胳膊还是那么灵活地指挥这指挥那；而哈罗德的胳膊在宽大的衬衫中晃晃荡荡，衬得他比以前更没底气了，这也让露西尔这些日子越发占得先机。
露西尔对此很骄傲，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尽管她有时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些不好意思才对。
贝拉米探员不停地做着记录，手都抽筋了。他放松了一下，接着记下去。他原来也想过把谈话录下来，但还是觉得用笔做记录更好。当人们与政府官员见面谈话，却发现官员什么也不记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而且这也正适合贝拉米探员的工作方式。他的大脑更容易处理视觉信息，而不善于听觉信息。就算他现在不做记录，过后也得整理出一份纸质文件。
贝拉米从一九六六年孩子的生日派对开始写起。露西尔一边抽泣，一边诉说当天发生的一切，语气中充满愧疚。她是雅各布还活着时，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她只依稀记得儿子冲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去追另一个孩子，挥动着一条苍白的胳膊。葬礼那天去参加的人太多，教堂里面几乎坐不下。贝拉米把这些都记下了。
但是有些谈话内容他没有记。出于尊重，有些细节他只是自己记在心里，而没有记在官方文件中。
哈罗德和露西尔虽然从失去孩子的悲伤中熬了过来，但也仅限于此。在接下来的五十几年中，他们的生活中一直充斥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孤独。这种孤独常常不期而至，在周日的晚餐时分不管不顾地涌上心头，令两人的话题陷入尴尬。那种感受他们无法描述，也很少谈及。他们只能屏住呼吸，在孤独中如坐针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感觉虽然规模日渐减小，却始终令人捉摸不透、无法忽视，就仿佛卧室里凭空出现了一台核粒子加速器，坚定不移地预测着宇宙真理中最不祥、最不着边际的一面。
或许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逃避这种孤独感，甚至已经轻车熟路。这就像一场游戏：不要提及采草莓节，因为雅各布最喜欢这个日子；不要一直盯着那些漂亮的楼房看，因为这会让你想起自己曾说过，雅各布将来能成为建筑师；对那些与雅各布有几分相似的孩子，则完全视而不见。
每年雅各布生日前后那几天，他们总是过得很压抑，相对无言。露西尔会毫无缘由地抽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