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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晚上我做着同一个梦，梦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夸张地端着一大盆汤药对我说：“相思有毒，你敢不敢喝？”
“你是谁？”我问道。
“谁是你最想念的人，我就是谁！”它说。
“那你一定是刘嫣！”我欣喜不已。
“不！我是你自己！”
“怎么可能！”
“其实你最想念的，不过是你自己！”
于是便有一种失望的痛苦弥漫开来，让我深陷其中，无法挣扎！
“不！”我喊了出来。
……
醒来后，梦里的情节已经模糊不清了，苍白的灯光映照着四面的墙壁，衬托出暗冷的颜色，与那依然很强烈的悲哀相互交融着，浓浓地笼罩着四周！
李智林有些吃惊地看着我。
“师父，要不你先回家休息一下，有什么事让我先顶着。”他关切地说。
“没事！我经常这样，习惯了！”我抱歉地笑了笑，“吓着你了吧！”
“没有。”他说，“你这段时间太累了，胡子都长了出来！”
“这说明真相快浮出水面了！”我笑着说了一句。
后面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断肠草进行的，找到它的来源将成为破解谜团的关键。
我们从报案开始，一直到最近的家属上访，对所有的案件发展情况重新梳理了一遍。立案调查时，能收集的情况基本已经收集，没有收集的现在也没法补充了，因此我们并没有纠缠于那些信息。
最后，为了弄清家属上访的情况，了解他们所反映的事实，我们找到公安局的纪检部门。——如果有人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往往由这个部门首先接待。虽然这些情况表面看起来与案件无关，但实际上可能对案件的侦破有很大的帮助。
此案中，死者家属这个词我们听了很多次，可是两个死者的家属我们从未见过，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男死者的家属会是谁！——根据以前的调查情况，这个人视财如命，人情淡薄，已经没有什么亲近的人了！
纪检部门的领导对我们说，到他们那里反映情况的只是女死者一方的家属，那些人认为是女死者的丈夫作案杀的人，公安部门放纵不抓，所以一直申诉。据来访者反映，女死者与丈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两人时常争吵，已经分居很长时间了，女死者和房东住在一起已是公开的秘密！案发前不久，女死者的丈夫还去过她店铺里捉了一次奸，跟那个男死者打了一架，双方都受了点伤。为此，女死者还不得不把店铺的门锁换掉了，生怕丈夫再去生事。
至于男死者一方，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家里人来访过！
原来如此！听到这里，我心里便有了底。
回到办公室，我们综合调查得来的信息，再次分析了案情。李智林总结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女死者投放的毒草，另一种是有第三人进入现场投放毒草。我笑着说，他的总结涵盖了所有的可能，在逻辑上是当然没有问题的，不过范围太过广泛，似乎对案件侦查没什么意义！
“女死者投毒的可能性最大！”听了我的评价，李智林把范围缩小了些，“女死者投毒在先，男死者杀人在后。当男死者发现自己中了毒，明白女死者的企图后，出于愤怒用刀杀害了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场四周门窗封闭，没有第三人进入的痕迹，也解释了男死者为什么要杀害女死者！”
“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样，那可真是死无对证了！双方当事人都已死亡！”我笑着说，“可是，女死者投毒的动机是什么？男死者怎么知道女死者投毒呢？”
“你不是说过，人的思维永远超出想象，动机最难把握，因此不应该纠缠于想法，而应注重于客观物证吗？”
“你所谓的客观物证，就是指现场门窗封闭。但是，门窗封闭并不是没有第三人进入的当然依据！”我说。
“那么，师父的意思是同意第二种可能，有第三人进入过现场，实施了投毒？”
“没错，我认为是这样！”我没有再兜圈子，很肯定地回答了他，“现在要弄清的关键问题，在于是那个第三人是谁！”
“师父为什么如此肯定？”李智林很好奇，“为什么不是女死者投的毒呢？”
“按照犯罪心理学理论，凶手一般会尽量避免在与自己相关的场所里杀人，并且案发后会尽量远离现场，以洗脱嫌疑。因此，如果是本案投毒的凶手，女死者不可能让男死者命丧于自己的店铺里，除非是准备殉情，但她并没有服用断肠草，可排除这种可能。而且，女死者在男死者中毒后并没有尽快离开，以致于被杀而死于非命，更排除了她投毒的可能性！”我说道，“记得我曾经说过现场里的茶杯吗？物证是不会说谎的，有茶杯就有外人，不是两个死者在家里所能解释的。”
“有茶杯就必然有外人？”李智林有些将信将疑，“是不是有点绝对了！那不过是件常见的东西罢了！”
“虽然常见，但意义特殊！”我说，“对于我们来说，茶杯不仅仅是件物品！茶道是我们传统的待客之道，出现在案件现场里，就具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如果是这样，男死者为什么要杀害女死者？”
“这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人的想法很难猜测！有的动机，很难用常理进行解释！因此不能纠缠于此。也许只有找到了真正的凶手，才能知道为什么！”
“说实话，我被绕糊涂了！”李智林有些沮丧，“那么投放毒草的可能是谁呢？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个人的确很熟悉现场。”我开始刻画犯罪嫌疑人的特点，“因为男死者熬药的位置很隐蔽，一般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而且，在男死者的倒地位置，有断肠草的残渣，我确信那是凶手事后清理现场时掉下来的！……”
“这样说来，女死者的丈夫可真有作案嫌疑了！”没等我说完，李智林似乎有所领悟，“他曾经到过现场，熟悉那里的环境，也完全可以事后清理现场，而且如果他到了那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死者总会倒茶给他喝吧？毕竟也算是客人！——只是有些特殊！”
“不会是他！”我摇摇头，有些不忍心打击他了，“这个投毒的人，一定跟男死者很亲近。——至少之前是这样！”
李智林看来我，等待解释。
“对于喝中药补肾的事，男人是最忌讳别人知道的，除非特别亲近的人，否则是不会说出来的。当然，在了解到男死者曾经与之打过架这件事以前，女死者丈夫也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从女死者那里得知的可能。但是正如我们后来所获悉的，他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女死者甚至把店铺的门换了锁，这就阻断了这种可能！——女死者的丈夫已无法再平静地进入现场！”
我停顿了一下，以便李智林跟上我的思路。
“综合以上条件，投毒者知道男死者熬中药的事，而且能事先预备好断肠草，从容进入现场投放到药罐里，还能事后进入现场，试图清除掉断肠草残渣，不是男死者亲近的人绝不可能做到！而死者沏茶给凶手，以客相待，又说明不是经常见面的亲近者！”
“可以够上这个条件的，似乎只有男死者的前妻了！但是以前对她调查过了，证实她没有作案时间。”李智林说道。
“怎样确定她没有作案时间的呢？”我问。
“发案当天，男死者前妻一直在自己母亲家打麻将。这个过程，在场的牌友能够证明！”
“我从来不相信别人在娱乐时对时间的判断！人们常说，快乐得忘记了时间。——当对一些感兴趣的事过分专注时，时间是过得不知不觉的！在这个时间里，即使有人长时间地离开，也不会引起注意。”
“你是说男死者的前妻可能离开过？”
“完全有这个可能！”
我们把调查情况详细向潘云进行了报告，当他听到凶手可能是男死者的前妻时，颇为意外。
“能肯定吗？”他问。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这是他第二次这样问我了！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解释道：“我不得不谨慎一点，稍有差错很难收场的！”
第13章 那个女人的真相
潘云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把男死者的前妻传唤到了公安局，没有戴手铐，没有大声呵斥，只是说有些情况需要找她协助调查。但那个女人脚刚踏进公安局，就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我和李智林去审讯室时，她已经一五一十把事情交待清楚了。
董建国坐在桌子前面，边问边做着记录。我和李智林坐在旁边，协助他讯问一些案情上的细节问题。
那个女子此时正坐在那里，拿着纸巾不时擦着鼻子，两行眼泪无声地从脸颊上流下来。
原来，离婚之后，前夫一直没有付给女儿扶养费。为了讨要女儿的抚养费，女凶手去找过他很多次。
“一开始就是我的错，我太相信那个混蛋了！”女凶手用手背不停地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从还没有结婚那时候，我就不应该相信他，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当面说爱我，可一转身就找别的女人，没有一天不在谎言中渡过！协议离婚时，他说自己愿意承担女儿以后的所有扶养费，但条件是把房子给他。为了女儿，我轻信了他。但离婚之后，他一分钱也没有给过我们。”
“每次去，他像模像样地倒茶给我喝，还问最近过得怎么样！”女凶手有些激动，“可每当我讲到女儿扶养费的时候，他就支开话题，说最近过得如何如何糟，生活上如何如何艰难！还假惺惺地让我耐心等，说如果有了钱，就一定会给我！就这样，我等了几个月，没等到他的钱！”
“有一次上街的时候，我恰巧碰到他和那个女人，两个人亲亲热热，那个混蛋给狐狸精买了很多东西，大方得很！我当时脑袋‘轰’一下就气炸了，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好过，女儿扶养费一分不给，倒舍得在那女人身上花钱！于是我就一直在想该怎样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想来想去，只有让他死，女儿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他的财产，而且这件事要尽快，否则等他和别人有了孩子，计划就泡汤了。我知道那个混蛋的肾不好，经常在家里熬药。——对待那个狐狸精，倒是蛮尽心的！于是就想到在他的中药里放毒草。”
“案发那天，我事先打了个电话，约定那个混蛋在店铺里谈点事。然后邀了几个人在母亲家打麻将，制造出一直在那里的假象。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借口上厕所，让别人代我打几圈，自己带了断肠草去了那个混蛋那里。在店铺里，我跟他谈了最后一次。他还是以前的那些话：现在没钱，以后有了会给我！我当时就跟自己说，没时间了，决不能再相信他那漫无边际的托词！于是趁他上厕所的机会，我把断肠草放在了他正在煎熬的中药里。放完毒草后，我回到了母亲家里，继续打麻将。”
“只是我想不到，那个混蛋居然会杀了自己的姘头！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那个男人太过自我，容不下任何猜忌！也许是我对他说过的那些话起了作用，以前吵架的时候，我对他说过：‘你以为那个女人是真心爱你吗？她只不过是为了你的房子，还有你的钱！’或许在他死之前，怀疑是那个女人下的毒。——那些中药，都是那个女人帮他熬的！想到这里我就开心不已，我想那个混蛋死之前一定悔恨万分，他一定会对那个女人说：‘你真狠心！’”
女凶手居然笑了。
“后来，我准备回到那里，把药罐里的断肠草清理掉。但一到那里，就被眼前的血腥场面吓朦了，当时胡乱抓了几把药罐里的东西就走！——中间好像还掉了一些在地上。”
在讲完整个做案过程后，她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中。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董建国问道。——在记完笔录后，侦查人员都会程序性地问这样的问题。
“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只是愧对孩子。可能以后，永远都无法尽到一个做妈妈的责任了！”女凶手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知道我最向往的事是什么吗？是有一天，我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嫁给一个爱她的男人。女儿哭着跟我说她不想离开我，于是我就陪她一起掉眼泪！……我会天天在家里等她，等她受丈夫欺负后回家向我哭诉。我就做一顿好饭菜，把她丈夫叫过来，在饭桌上骂他们两个人不懂事，不知道忍让！要他们保证以后不再那样了！”
“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我对不起孩子！”
“麻烦你们把我女儿送给她外婆好吗？我不想她知道我去了哪里！请你们对她说，妈妈有事出远门了，不要想她，认真读书，好好做人，等她长大了，妈妈就回来了！”
……
李智林说他还是不明白，女死者的财物到底哪里去了。
我对李智林说，财物丢失只是分析的一种可能，我们无法排除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