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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得好。”我说。
他摇了摇头，脸上满是坚毅的线条：“从这儿我们用一分钟就可以到联合火车站。你回家走这条路花一个小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站台里有卖午饭的，我们去吃点东西，等着你的好朋友出现吧！”
我们坐在一张擦得亮堂堂的桌子前——桌子正对着通向铁轨的地道——吃着金枪鱼三明治和用一个罐头热出来的西红柿汤。这个老旧的车站本来就要废弃，儿年前由于往返两地的火车开始运行，使它又充满了生机。坚硬的皮鞋后跟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回荡在有着高高的、拱形的天花板的大厅里，并且随着每个旅客的来来往往而起起落落。
麦克在账单上放了12美元，把餐巾纸叠好放在盘子旁边。在我和米丹通话后已经过去了一小时。
麦克站起来：“好了吗？”
“好了。”我收拾好茄克、背包和雨伞，和他走出去来到红线轨道的终点等着。
5分钟后，米丹出来了，肩上吃力地扛着两个沉重的帆布包，已经被水弄得黑乎乎的。他看见了我，朝我笑着，快速地越过另一个兴奋的旅客朝我走来。但当他看见我旁边站着的麦克时，他突然停住了，畏缩不前。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眼就能认出那些穿便衣的警察。我猜，他们一定犯过法，经验告诉他们谁是警察。米丹一眼就看出了麦克的身份，虽然麦克那普通的廉价衣服被孩子们和我送给他当圣诞礼物的华丽的雨衣掩盖着。
我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抓住米丹的肘部，把他从人流中拉出来。“米丹先生，”我说，“这是麦克·弗林特。”
麦克伸出手来，米丹为了握手只好放下其中的一个帆布包。我提起包，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帮他忙，实际上是找到了一个抵押品。这样，米丹就不会跑掉了。
“那么，”麦克说着把米丹的第二个帆布包拿过来，我想他这个挺“绅士”的动作和我是出于相同的动机。“你是阮凯的朋友，你曾在她的饭店里吃过饭吗？那真是个好地方。今年冬天我们就去过那儿。”他一路上风风火火，嘴巴一直没闲过，我们只好紧跟着。“你想在那儿吃生鱼、大米饭和面条吗——根本没有，大部分都是法国风味的食品。当她端出的不是蛋卷而是法式的馅饼和薄脆饼干时，我都惊呆了。”
就在麦克提到蛋卷时，我们已走出了站口。在看见第一排橡木长凳时，麦克停了下来，把他背的帆布包放下，然后他又把我背着的包卸下放好，问我：“你打算干什么？”
“这要看米丹先生。”我说着，看了看米丹，“你想去喝杯咖啡吗？”
米丹睿智地一笑，举起了他的双手，让我们看它还在怎么样发抖着，“一杯咖啡的价钱可以让我脱离雨的苦海。你可以看到，昨天早上雨一开始下，我就躲进咖啡馆喝了个够。这样我就不必再另找一个地方度过这漫漫长夜了。”
“你没有地方落脚吗，米丹？”我问。
他耸耸肩：“因为这场大雨，今天晚上会有更多的避难所开放的。”
他的表情让我看到了一种精明的计算。于是我问道：“你吃过饭了吗？”
“是的，我吃过一点东西。但我还没睡过觉。”
从麦克那儿我听到了一种类似于低沉的咆哮那样的警告。那个假期，迈克尔从学校捡回来一只迷路的小猫时，他也是这样咆哮的。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我们可以帮米丹先生找一个旅馆。”我说，“它可以作为一个采访点打入预算——通常都是这么干的。”
“就住今天一晚上？”麦克问。
一种渴望的表情从米丹的脸上掠过。
“我们会安排好的。”我说。还有三场暴风雨正通过太平洋袭来，每一场都等着要倾泻到这个海岸。大部分饭店都给电视台留了最好的房间。虽然价钱不是最重要的——兰娜的制作间也许每天买水的钱都比这房费多得多——我只是在想我们是否能用普通的价位租一个好房间。
麦克说话了：“大陆饭店就在地道中心附近。如果地铁也被洪水淹没的话，你可以坐红线火车回到市中心。没有必要再流落街头了。”
我又提起了米丹的一个帆布包：“先把你全身弄干再说。”
麦克在地铁上目送我们离开，才自己驱车回警署。
旅馆的登记员看了一眼米丹，是彬彬有礼的那种——也许他受过这方面训练，也许是我随信用卡递给他的贵宾金卡的作用。他以没有打折扣的钱给了我一间可以俯瞰城市全景的房子。然后他让我制定了一个标准：一天要做多少房间服务，要洗多少衣服，但这些都要收费。看起来，湿淋淋的已毫无线条可言的米丹与这间房子特别相配，毕竟，这是在洛杉矶——栖息在沙漠边缘的特大的城市，谁又会有雨衣呢？
当我打开为米丹安排的房间时，他咧嘴笑了，头一次他的笑里没有那种讽刺的意味。在他走进房间时，我感觉他就像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离别又回到了家一样那么兴奋。
他的所有东西都被水浸湿了。米丹去淋浴的时候，我把服务员和洗衣服的勤杂工叫来了。一刻钟后，他裹着宾馆提供的宽大的毛长袍回到客厅。桌子上摆着他的午饭，他的衣服正在外面洗烫。
米丹坐下来吃着热腾腾的龙虾饼，煮得嫩嫩的牛排——切得非常薄以至于你可以透过它看见人，还有“恺撒”色拉和双份的鲍鱼。我留出一段时间给他吃饭，中间不时和他扯几句闲话。他吃完了食物，斜躺在椅子上，用手抚摩着他那凸起的肚子。
“谢谢你的乐善好施。”他说。
“你的表妹阮凯也会这样做的。她会为任何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亲戚这么做。我只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如果你想报答我的话，给阮凯打个电话告诉她你还好。”
“我会的。”他说，但语气不那么让人放心。
“昨天我们说完话后，我又回到了你住的地方想再和你谈谈。”我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坐在一张柔软的沙发里，“但是你已经走了。你住的小屋子也消失了。”
“这群摧残艺术的家伙！”他薄薄的嘴唇卷起来，充满了厌恶，“这群犯法的家伙！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家，所以我们在银行里没有账户。他们认为我们把仅有的钱藏在什么地方了。他们到处搜寻他们能偷到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能小发一笔财。如果你的门不上锁的话，你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
“你去吃午饭的时候，那些家伙把你的小屋拆散了吗？”
他轻蔑地耸耸肩，想忘记这件事：“幸运的是那时我不在那儿，不然他们会连我一块给拆散的。”
“太可怕了！”我说，虽然我想他在撒谎。为什么那些小偷不拿走那两个帆布包呢——此时它们正安全地躺在房间的角落里。为什么他们不把那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扔得更远一些，让米丹找不到呢？为什么米丹把剩下的东西收拾得如此之快，我和吉多再回去看它时已空无一物了呢？米丹的故事根本经不起推敲。
“你打电话给我时，说有些事情要告诉我。”
“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真是感到不好意思。但在思考了一番后，我觉得它什么价值也没有。”
“不管有没有用，先告诉我好吗？”
“我在想曾经一度有人跟踪我。”
“谁跟踪你？”
“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还有移民局的人，他们都在寻找相同的东西。”
“你被通缉吗？”
“没那回事。”
“那谁又想跟踪你呢？”
他摇了摇头，不再回答。他笑着，似乎把这样一个想法摆在头等位置是很轻浮的表现。“我想我一定弄错了，联想的力量让我产生了许多奇特想法：我在想，当包贡强行闯入阮凯的房子时，阮凯是怎样的一种情景。这么多年以后她见到他一定特别惊奇。但她也一定感到特别恐怖，因为她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竟然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对付她。这一切是多么的令人费解。不是吗？”
“是的，我知道。”
“然后我就想，是什么促使包贡做出这种事情呢？我又想，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毕竟袭击了她，下一步他就该袭击我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抛下了他，我们没有和他一块儿逃出越南。”
“你觉得包贡是想复仇？”
米丹摇了摇头：“他想得到他那一份。阮凯和我逃跑时都带了一些东西。世上没有无价之宝。但价值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不管我们拥有什么，在法律上总有一部分是包贡的。”
“你从博物馆偷走了一些东西。”我说。
“为什么不呢？我们历尽千辛万苦，难道该把那些值钱的东西留给共产党么？”他脸露凶相，“我为我的祖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难道我不值得获得一些奖赏吗？”
“我相信你有权利得到一份。”然后我告诉他阿洛发现包贡运的东西都是复制品。他的反应与阮凯几乎如出一辙。
“包贡应该知道怎样区别真伪的，麦戈温女士。”他说，“他应该比谁都清楚。你看，作为博物馆的馆长，包贡经常从收藏品中选取一部分送到巴黎去保存。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叫人做一些复制品。这样一来二去，原件会被卖掉，而这些复制品会被拿出来展览，没有人会发现这是假的。”
“其他人发现了吗？除了你，包贡和阮凯？”
他点点头：“我们政府的工资特别低，而我们家的开销又特别大。一点点外快是家庭渡过难关的必要条件。”
“如果你被抓住了，会怎么样？”我问。
“被谁抓住？总统——蒂厄先生每个月只有不到六百美元的工资。你能想象他过得如此奢华吗？你能想象他流落在异国他乡还一样过得舒适无比吗？很明显他花的不是工资。”
“我记得蒂厄离开越南时带了一满箱金子。”
“你认为这就是他出国避难带的所有东西了吗？”米丹盯着窗玻璃，看绵绵细雨顺着玻璃往下流，“我和阮凯拿的一小部分根本不能和他的相比。不能相比，九牛一毛而已。”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第七大街上的城市广场大厦成了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只有从办公室里透出的灯光星星点点地撒布在上面。天空就像夜晚一般漆黑。
米丹打了个哈欠，这时我才想起该走了，好让他休息一下。我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回答，但雨停之前他不会去别的地方。
我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写在电话旁的便笺上，说：“给我打电话。”
他答应了。但迄今为止，我对米丹告诉我的事情仍不怎么相信。
“好好休息吧！”说完这句话。我走出了房间。
10
佩德罗·阿尔瓦罗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小萨尔瓦多市中心西郊的一个小镇，就在麦克阿瑟公园旁边。
阿洛在一张新的书签上给我留言：就在一周之前，佩德罗进过局子。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无证驾驶着他姐姐的车飞奔，被执勤的警察抓住了。
佩德罗在监狱里清醒地熬过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被带入法院。尽管他万般哀求，但还是被判了监禁，佩德罗得在监狱里整整度过15个日日夜夜。那个法官——出于最好的原因，给佩德罗判了个缓期执行，以便他先处理好一些私人事务。佩德罗答应在3月1日回到监狱。只是，他的命没那么长。
我不知道那个法官是否意识到，他的好心让佩德罗丢掉了性命。
我乘地铁到了麦克阿瑟公园，走上第六大街，穿过兰格熟食店。午饭时间早已过去，晚饭又还要几个小时——但这家熟食店里面灯光通明，有人在四处走动。它看起来像个避难所，窗玻璃呈金黄色，给人以抵抗这黑漆漆的白天的温暖感。我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往回看，这样我才能记住到熟食店的路。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麦克阿瑟公园都不是个适合一个人散步的地方。
街道实际上被弃置了。不时有几个人躲在临时做的雨披下飞奔而过，每个人都急切地想找个避雨的地方。雨点敲打着我的伞，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但雨点的重量比先前轻多了。天空里，黑沉沉的云块中夹杂着几块像补丁一样的白云，看起来天要放晴了。
佩德罗的姐姐住在一幢20年代的有着使馆风格的水泥小屋里，有两间在楼上，两间在楼下。一大片有着相同风格的建筑物集中在这个街区：拱形的门洞，窄窄的窗子，有着低矮的护墙的平屋顶，顶上还有着一排红色的泥瓦片，表明建造者想模仿西班牙风格。她家在小街的114号。前院不足4英尺宽，上面还缀满补丁，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用水泥粘合的了。野草透过缝隙长出来，生机勃勃。
我走上一段狭窄而黑暗的楼梯，然后敲响了右边的门。
“就来。”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夹杂着平底锅的咔哒声和泼水的声音，“请稍等。”
我瞧了瞧手中的便条——最后一次电话交谈时我从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