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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包贡没有死。”我缓缓他说，“阮凯上周看见他了，在她圣玛利诺的家里。”
“上周？”米丹很惊讶地四处观望着，似乎某个地方会有人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会这样？包贡一直没与我联系过。我想他一定死了，即使他还活着，写信给我对他来说也是有危险的。”
“为什么有危险？”
“共产党，”米丹咂咂嘴，似乎这个词在他嘴里留下了坏味道，“在越南时，我就知道共产党想逮捕或者干脆把他干掉。”
“和你一样，包贡也乘直升飞机逃离了越南。”我告诉他，“他虽然错过了撤离的飞机，却成功地登上了一架加拿大的运输机。1975年9月，包贡从洛杉矾港口进入了美国。”
米丹使劲摇着头，说我在骗他。他双手不停地摆动着，似乎在抵挡我话语的力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上周包贡闯入阮凯家，把房子洗劫一空，并把她当做了人质。”
“上周？”米丹似乎更惊奇于这个时间而不是这件事情。
“是的，很抱歉告诉你这件事。但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能使他对亲人痛下毒手？”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又回到了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话题上：“可这些年来包贡会在哪儿待着呢？”
“我希望我知道的更多些，米丹先生。可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我说，“1975年包贡进入美国后，任何电脑数据库里都没有关于他的记录。除了一些老照片和他进入美国时由移民局签发的海外身份证号码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没有进过难民营；没有用他的本名拿过居民身份证；也没有驾驶执照；并且从未纳过税。直到阮凯打开她家的大门，发现包贡拿着一把枪站在那儿，我们才认识了他。”
“电脑？”米丹又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想，也许我表弟包贡只是不想被人发现而已。”
我没有说话，泼水声和远处的车鸣声更加衬托出我们之间的沉默。
“我们可以请你吃午饭吗，米丹先生？我们还想和你谈谈。”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和吉多走在前面，米丹则跟在后面。我们准备回市中心帆船港口的旅游度假村，那儿有一流的礼品店和饭店。我感觉到米丹身上有股傲气。他偏向一边的走路方式表明：虽然我们现在走在一块，但我们仍然是陌路人。
我们在一个食品摊前买了些食物，米丹选了汉堡包，拿着它来到了凉台上。一排排的小船静静地泊在红木栏杆的那一端。我挪动了一张长凳，以便他坐下时背能靠在船上。在正午太阳的照耀下，长滩市中心的天空显得异常高远，随风飘来的粉红色和古铜色云彩也越来越浓，演绎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奇妙画卷。
稀稀落落的窗子发出的散射光对镜头有些影响，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些挥舞着手想挤进镜头的游客们。我们坐定了，把那些挥手的人挡在视线之外。除非有人从水里跳出来抢镜头，否则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们。为了避免他们的呼喊声和城市的喧嚣，我们在米丹的衬衫上别了一个小小的胸麦并打开录音机。
吉多仍然很乖戾，他一屁股靠在6英尺远的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油腻腻的鸡肉汉堡。他用一叠餐巾纸擦擦手，然后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试了试机器。调整一番后，他冲我举起了大拇指。
米丹的注意力游离于一对在附近闲逛的人身上；而他们也正注视着我们。他们看上去有点像政府公务员或中型公司的白领阶层：短袖、没有皱纹的衬衣，普通的领带，松松垮垮的裤子上因久坐而起了褶子——都是廉价的随处可见的服饰。但他们显得挥洒自如，这令我想起与麦克·弗林特一起工作的侦探们。
“米丹先生，”我叫道，把他的视线重又拉回到我身上，“请跟我说说包贡的经历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口可乐。他讲话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不动声色、超然物外。他的冷漠让我再次感到了他的傲慢。
“从孩提时代我就认识了包贡。”他说，“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我们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在一块长大的。我们的家庭送我们一块上学。在我的表兄和包贡的姐姐结婚后，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阮凯告诉我，在越南战争期间，你、她还有包贡在博物馆工作，那是一个在帆港的法国殖民地博物馆。”
“噢，是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承认这件事，“南越最后一任总统的妻子蒂厄夫人要包贡当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包贡则请我和阮凯帮忙。”
“这个博物馆听起来像是一笔家庭财产。”我说，“包贡先生与蒂厄夫人有过联系吗？”
他再次点了点头：“这是越南人做事的方式。”
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于一个居住在污水横流的河堤旁的小屋里的人来说，米丹先生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他的英语口音纯正，言谈举止文雅大方。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似乎有点不太和谐。
“当共产党从北方大举进攻时，我们——包贡、阮凯和我只有一天时间把那些最重要的博物馆珍品装入箱子，并装上军车。”他的目光穿越港口，回忆着往事。“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和四辆卡车。但我们却要挽救经历过八百年风风雨雨和侵略者破坏的历史文化遗迹。时间太短了，是不是？”
也许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但我控制着自己没有说出来。那个法国博物馆已经被河内政府重建了，并以世代居住在岘港地区的人们的名字重新命名为查姆博物馆。我猜想，除了脱离逃亡的西贡政府的控制这一事实外，里面的文物从未有遭受损坏的危险。
“你把那些文物送到了什么地方？”我问道。
“西贡。我们一行四辆卡车在军队的护送下出发了。但我只看见两辆车到达——我和包贡的。路上挤满了逃出来的人。在帆港南部几公里远的地方，一群被抛弃的士兵抢占了阮凯的卡车。第四辆车呢，我就不知道了。”他抬起了像学者一样纤细柔嫩的手，“上路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没再见过它。要折回去找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它后来也到了西贡，但我不知道。”
“你和包贡、阮凯，还有谁一块逃离的？谁开着第四辆卡车？”
他打量着我，眼神里闪动着一丝机警。然后，他用手挡住了脸以避开吉多的镜头，谈话到此终止。“你说你叫什么来着？”他问我。
“玛吉·麦戈温。”我回答。
米丹把手伸进兜里，摸出我先前给他的名片仔细看了看，然后又抬头盯着我：“麦戈温？你的本姓吗？”
“我丈夫的姓，也是我工作中使用的姓。在国家税收档案上我叫玛戈·迪尚斯。”
“是个普通的名字，对吧，麦戈温？”
“是的，很常见。”
他点了点头，收起名片，但仍充满警惕。可是他并没有站起身离开，这倒真让我松了一口气。
“那第四辆车呢？”我督促道。
他避开了这个问题：“那么久了，谁还记得呢？”
我接着问：“那些被你们送到西贡去的文物后来又怎样了？”
他耸了耸肩：“到达之后我就走了。我们把车停在了皇宫的后门，拿到了外交凭证，就直奔美国大使馆等待撤离。事情就是这样。”
我提示他继续讲下去：“然后你离开了越南？”
“所以今天我才会在这儿嘛。”他摊开两手，好像我不该问他这么傻的问题。
“你好像过得很不好。跟我讲讲你在这儿的生活吧！”
“我开了一个小礼品店，可是不景气。然后我找了份厨师的活儿。”他笑了笑，撇撇嘴，露出一副灰白的牙齿。“我父母送我上大学的初衷可不是让我在饭馆里当厨子，可我还是成了一名成功的厨师。”
米丹搅了搅杯子里的冰，眼睛望着远处的船只：“你说对了一半，麦戈温小姐。搞艺术的确是我们的家业，可我爸爸和我爷爷都只是出口商，不是收藏家。他们坚持留在越南多捞点儿。”
“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被解雇了。”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懊恼不如说是愤怒。“我和最后的这个老板吵了一架。这件事本来无足轻重。但是他告诉所有愿意听他的话的人，说我是河内的奸细。现在连我的老朋友都不愿意被人看见与我在一起，更没有人肯雇佣我了。”
“河内的奸细？战争已经结束了，米丹。”
他往椅背上一靠，两手交叉于胸前：“是吗？”
我不愿给他目前的处境雪上加霜。缓了一会儿，我问：“你陷入困境时，为什么不向你的家庭寻求帮助呢？”
“傲慢。傲慢是你们美国文化中的七宗罪状之一，对吧？”他捶捶胸脯，“看看这个罪人。”
“如果你想弄清包贡从1975年到现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去哪儿了，你会从哪儿下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国家税收档案上有你的地址，我们按那个地址去找，结果房东太太告诉我们你搬走了，但时不时还在那一带看见你。于是我们拿着你的照片四处寻找，直到有人认出了你，告诉我们你住的地方。”我说，“但是包贡从他踏进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行踪。我想知道——警察也想知道——他1975年以来到底去哪儿了。阮凯说没有任何亲戚收到过他的信。”
“的确没有。”米丹想了想，然后耸了耸肩。“如果他没有与家人联系，当然没有人收到他的信。包贡不想被人发现。谁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像包贡那样不在电脑数据库中留下任何资料是明智的。”
“那你觉得应该从哪儿找起呢？”
“我想包贡也许会像当初离开难民营时那样，去那些拥有亚洲文物的博物馆、画廊或拍卖行找工作。他也许还是个艺术品进口商呢。这种人不多，或许有人能记得他。你们可以在电视上登出他的照片吗？”
“不太容易。”我回答。
“嗯，”米丹的目光又放远了，显然又陷入了沉思，“那我帮不了你们。”
“那么你知道包贡为什么要躲起来吗？”
“不知道。”
他回答得匆忙而简短，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他都这样处理了。午餐已经用完，一堆餐巾纸整齐地堆在他的手边。显然，米丹已经不想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了。
最后，他很不情愿地答应我们：若再有问题，以后还可以找他，并让我们见到阮凯时代他问候她。我们向他道了别，留下他一人在那儿晒太阳。
吉多收拾好录音机和摄像机快速地朝我们的小货车走去，好像还在生气。平日夸夸其谈的吉多今天却如此沉默寡言，真有点奇怪。
“来杯啤酒怎么样？”我在他背后喊，“能报销的。”
他停下来，想了想，重新卸下了他的那副行头说：“好吧。”
我们锁好车，沿着河岸走到了这小小水村的尽头，这里有一处带露天甲板的酒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月天：天气晴朗，有着微微的海风，摄氏21度左右。其实，除了八九月份会热几天，新年伊始时下点儿雨，七月份有点雾，洛杉矶海岸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好天气。这天惟一煞风景的是吉多的忧郁。
一位身着短装的女侍者把两杯冰啤摆在我们面前。吉多瞟都没瞟一眼她年轻的背影。他用胳膊时斜撑在桌子上，压根没看一眼面前的冰啤。
“你做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他问。
“你知道麦克正在办的那件案子吗？”
“知道。”吉多皱了皱眉，“一群孩子把一个老家伙折磨至死。在我们新制作的影片中将要用到的题材。”
“佩德罗并不老！他刚21岁。”我说，“但杀他的人令我想起包贡，也许我们能把他也加进影片中。”
“把他加进来？”吉多皱了皱眉，“佩德罗死了，包贡是个恶棍，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提高了嗓门，这不仅让我自己吃惊，也震住了吉多。
他像拳击手上场前那样用手托着自己的下颌：“你究竟怎么了？”
“我不想按原计划完成这部影片了。我不想再面对那些几近病态的青少年和他们无能为力的母亲们。‘我的孩子不坏’，我每天都陷在她们这样的哀诉之中，‘是这社会毁了我的孩子’。”
“你需要休息。”吉多说，“你已经马不停蹄地拍完三部电影了。”
“问题不在于工作量，而在于那老一套。我制作的三部电影全是关于噩梦的制造者——那群小畜生的。”
“我了解。”他稍稍放松了些，“你已经成为你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你为电视网制作的第一部影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们希望你沿着成功的轨迹继续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创作出相同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要在他们手下，你就会永远拘泥于这一套。”
“可我想摆脱出来。”
“但我看不出包贡怎样能使你继续创新。你打算怎样？去弄清包贡这二十几年来究竟在哪儿？像电视剧《寻找沃那多》那样？”
“也许吧。我想搞清楚神秘的包贡———个失踪了二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