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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保安左手拿一部手提电话，右手拿着一个手电筒朝我走来。他用手电照了照我的小货车拖斗，然后照着我，问：“是麦戈温小姐？”
我点点头，他便为我打开了车门：“我会替你停好车。进去吧，主人在等你呢！”
保安们从篱笆墙外望着我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屋门前。
阮凯为我开了门。
“玛吉。”阮凯手里拿着一个和那个保安一样的手提电话。她没有握我的手，倒是微微鞠了个躬，“你来了真好。”
“要是知道你有客人，我就该改天再来。”
“不是客人。”这次她挽住了我的胳膊，好像要给我点自信，“萨姆在开会。”
阮凯穿着一身家居服站在那儿，等我换完鞋并把它放在门后的鞋架上。上面已经有很多双鞋了，与外面的汽车相比，平均两双鞋一辆车，而且是清一色的男鞋。
阮凯大概50岁出头，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她杏仁眼，高高的颧骨，一个由外科手术做出来的欧化的鼻子，一头如黑岩石一般光滑黑亮的头发。看起来仪态端庄，举止高雅。
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门厅，我跟着她来到了被布置成暗色调的起居室。房间里有一张茶桌，一张舒服的躺椅和一个大屏幕电视。阮凯关上门，把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男人们的声音关在门外。
“我给你拿点吃的和饮料好吗？”
“不用了，谢谢，我得回家。”我把复制好的录像带递给她，“你留着吧！”
“太感谢了。”她把录像带放在一把绿色皮椅的扶手上，“等萨姆开完会，我再看。”
我有点糊涂了——她那么急切地要这盘录像带，却并不急着看。当她伸手把滑下来的头发理向脑后时，我看见她手腕上有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痕——像难看的手镯——我猜那是包贡干的，她的额头中央还有一个青绿色的枪口压的印迹。
“警察有包贡的消息了吗？”我问道。
“没有。”她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警察从我家的保安系统中取走了这盘带子，回头又拿它来向我交待，说这里面有包贡。”
屏幕上一片雪花点过后，出现了一头乌发和头发下面苍白的脸。摄像机是自上而下拍摄到站在门外的这个人的，显得这个人个头矮小，五官变形，根本无法判断他有多高，也看不清他穿什么衣服。如果他不抬头，连他长什么样也看不见，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抬头。
屏幕上一阵混乱过后，是另一架摄像机从另外一个角度拍下的镜头——是从房子外面拍摄到的——我猜是从前廊的某个地方。
黑暗中，一团白色的影子靠近了阮凯的房子，这个人的身影倏地从树干上闪过，站在月光下。但还是看不清他的模样，因为他把风衣的领子竖得很高，几乎将整个脸都埋在了里面。
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的影子落在篱笆墙上，影影绰绰。一只大手挡住了镜头，屏幕上变得一片黑暗。
“有三个人？”我问。
“我只看见两个。”她伸出两个修长的手指，指甲是经过精心修理的。“我开门的时候只有包贡一个人，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么的惊喜。这么多年不见了，我一直以为他死了。我请他进来。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从哪儿窜出来的。他突然扑向我，捆住我的双手，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是另外一个人捆住了你？”我问，“你认识他吗？”
“从来没见过，只记得他个子很高，声音像个白人。”
“那会不会包贡也是人质，他是被迫来打劫的？”
“被迫？”她摇着头，“不，绝不可能。他是头儿，他吩咐那个人拿什么，从哪儿拿。而且，当我表示反抗时，是包贡用枪顶住了我的脑袋。”
“你当时一个人在家？”
“是的，包贡好像知道我一定是独自在家。他知道那时管家下班了，也知道我一定没去饭店，而且留在家里。包贡不停地告诉那人要冷静，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不断地对那人说着‘萨姆现在在关店门’，‘萨姆现在在算账’，以及‘萨姆一定上了车要回家了’，最后说‘我们必须离开了’。”
“那么说他观察你们好久了？”
阮凯打了一个寒颤：“我想从这儿搬走，但萨姆不同意，他说是祸总是躲不过的。”
“抓住包贡就没事了。”
“也不一定。”
我听出了她语气中的痛苦：“简直像个噩梦。”
“现在我没事了。”她把袖子拉下来挡住了那些伤痕，“可有些东西失去了便再也回不来了。”她的眼光落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我记得以前来时那儿摆着一个花瓶。
于是我问：“包贡拿走了多少东西？”
她转过身来，背向那张桌子：“我没有细想过我们有多大的物质损失，玛吉。我是说从此家中的太平以及它的神圣不可侵犯再也没有了。”
“我很难过。”我由衷他说。
“你为我们做的一切我真的感激不尽。”她说着，再一次握住我的手。“这件事过后，我和萨姆还是要特别邀请亲朋好友们来庆祝新年，驱散这房子里的恐惧。你和凯茜，还有你的先生能来吗？就在周六晚上，好多人都会来的。”
“包括斯科蒂？”
“斯科蒂和萨姆很要好。”她有点难过，“前几年我们庆祝新年时总是非常想念你和凯茜。每次斯科蒂走进我的房子，我都在心里企盼着能看见你，但他身旁总是空的。”她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觉得有点失言，又补充道，“当然也不总是他一个人，有时琳达陪他来。可是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我说，“但是如果斯科蒂要来，我不来对大家都好。而且，这个周末我也要去旧金山处理一些事情。”
“真的脱不开身吗？”她的手不自觉地在她那瓷器般光润洁白的脸蛋上轻轻敲打，心里想着什么。
“我们好久没有长谈了，有那么多话要说呢。可今晚的确不是个好时间，萨姆和他的同事们等我煮咖啡呢。我们赶在你去旧金山之前约个时间好吗？”
“可以。”我脑子里迅速过了一下这周的时间安排，“星期五早上你有空儿吗？”
“完全可以，孩子们来之前我得采购一次，那天我一早就出门。”
“9点钟在我家好吧？如果我要去洛杉矶，下午才走。”
“我这就把我们的约会记在台历上。”她站起来朝桌子走去。“我周五上午9点准时到那儿。”
我出们走下台阶时，保安已经把我的车开到了门口。
我一溜烟地开走了，就像从一个常有神鬼出没的地方逃出来一样。
5
警察们也是互相关心的。当我和麦克决定结婚，把两个家庭合二为一时，他的一个老同学主动提出要把他祖母在南帕萨德纳的一个空房子租给我们。房子在距洛杉矶闹市区往北几英里远的一个小镇里，是一处安静的居所。
这座老房子曾经是世纪之交建筑师们创作的典范，在老祖母进入老人院以后，它已年久失修了。我和麦克也因此得以少付了些许租金，算是作为修补房屋的补偿吧。
我们很乐意干这活儿。六个月后，我们便让这旧房子重现了昔日的幽雅壮观。
但现在，虽然我自己亲手干的活儿还随处可见，我依然觉得自己在这里只像个付费住房的客人。
我到家的时候，房子漆黑一片，非常的安静，这感觉真不好。打开CD唱机，我蜷缩在书房的沙发里开始回电话。我们的狗——老鲍泽——慢悠悠地从后院溜进来，趴在我脚下开始小睡。有它做伴我很高兴。
就在我和审计员就预算开支讨价还价时，阿洛·德尔加多突然打电话来了。
“我搞到一点你要找的那小子的线索。”阿洛说，但不是那种大获全胜的口气。“你估计得不错，这个猎物一下子就不见了。”
“告诉我你现在得到些什么。”
“包贡乘一艘加拿大注册的货船到达威尔明顿。船上的货物大部分是加拿大使馆的家具和使馆人员的私人物品——一些家用物品，还有十几个乘客。外交人员及其所带物品都是免检的。所有的木箱都是密封运往加拿大的。”
“难民们疯狂地逃往国外，而人们还用家具占据空间？”我问道。
“是这样。”阿洛笑了，“可你知道有趣的是什么吗，玛吉？根据记录，那艘船载得满满的，而且它后面还拖了一只装货的太平顶船，上面的东西也无非是些家庭用品。”他故意停了一下，“可那里还有一箱东西，装满了艺术品和古玩，是越南共和国的财产，噢，应该说是前越南共和国。这些东西是以包贡的名义登记的。”
“包贡是携赃物出逃的？”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听好了——”
“告诉我吧，阿洛。”
“包贡必须通过海关检查，因为他不是外交官。”
阿洛又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故事的情节：“他拿着一堆文件证明那些东西都是贵重的艺术品和古玩。越南总统的夫人阮·范蒂厄女士是委托人，而包贡是她的代理人，包贡还拿了一叠密封着的官方文件证明他对那些东西拥有所有权，他还有一份某个博物馆的物品目录，上面列出的便是装在箱子里的东西。他像是要把那些东西运到美国的哪个博物馆藏起来，直到物归原主。”电话里传出阿洛搅动冰块的声音。“最后，检查人员还是打开了所有的箱子要看个究竟，你猜他们发现了什么？”
“什么？”
阿洛停了一会儿，差点笑出声来：“玛吉，全都是赝品！简直是一堆狗屎！”
“你说话要有根据，阿洛。”
“当然，我可以给你看一份海关的报告。传真过去行吗？”
“马上发过来。”我说，“查到一些人名了吗？”
“有十几个人名吧。我已经在海关直到了其中的两个。还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下落吗？”
“当然。”
“我把所查到的一切都发到你的电子信箱上去，这样可以了吧？”
我道了谢，答应第二天早上给他打电话。
我看了看表，觉得这时候给阮凯打电话还不算太晚。
拿起电话，她就问我：“是不是你有事，要取消周五的约会了？”
“没有。”我告诉她，“我又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包贡的情况。”接着我把阿洛告诉我的事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她。
阮凯笑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感到震惊，甚至也不觉得奇怪：“赝品？可怜的包贡，怎么会这样呢？包贡能够辨明真伪的。”
“你确信他能的？”
“当然。”
“那么，为什么他明知是假货，还要带出来呢？”
“我暂时只能想到一种可能，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一个男孩每天用自行车推着一袋面粉过境。疑心的卫兵每天都要检查那个口袋，然而每天发现的都是面粉。卫兵怕被那个小孩子愚弄，天天检查。可是那孩子却一天天富有起来，因为他每天过边境回家的时候都穿着新衣服、好衣服。这样日复一日，小男孩也一天比一天富有。但是卫兵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你知道那孩子倒卖什么吗？”
“自行车。”我回答，“可是包贡在倒卖什么呢？”
她又一次笑了：“这正是问题所在，不是吗？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
我们道了别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吉多。
“太酷了！”当我告诉他包贡运的全是假货后，他叹道，“还有什么别的消息？”
“暂时就这些了。”
“我在这儿等着，玛吉。”他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会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也爱他，然后挂了电话。
从书架上的一堆录像带中，我找出了一盘录着很久以前我和阮凯的一次谈话的带子。那时候，我在录制一部描写移民经历的短片。现在，我突然明白了那次对话中阮凯说的一段话。
那次谈话时，阮凯告诉我她是在如何的慌乱之中离开了越南。如果当时她有时间思考，如果她知道以后的几十年将无法回去，她会像她的堂兄霍尼·阮氏一样留下来，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我告诉她霍尼的结果是接受十几年的劳动改造。阮凯坐在她幽雅舒适的房间中，目光越过景色优美的后院，若有所思他说，世界上有很多把人囚禁起来的方法。
阮凯说她渴望回家，但又怕她的名字没有从黑名单上消失。
“她是你的朋友，嗯？那个现在名声被吵得沸沸扬扬的人。”麦克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他正斜靠在门柜上盯着电视屏幕，茄克衫还搭在肩上，手里拿着一摞没分好的信件。“我见过她吗？”
“是的，见过。”我往旁边挪了挪，给他空出个位子来。“我没想到你能这么早回来，你等的那个杀人犯的母亲不会没来吧？”
“不，她来了。”
“你帮我问了我可以和她的女儿面谈一次吗？”
“说好了。”他递给我一张登记表，“你可以给她打电话，定个时间。”
“今晚我能到少管所里去和她谈谈吗？也许这对她是件好事呢，她一定快被吓死了。”
他用带着疑惑甚至是懊恼的目光看着我：“今晚？那孩子回家去了。”
“她居然像个没事人那样，回家香香甜甜地睡觉去了？”
“说对了。”麦克在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