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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石堤上，拥挤的人群已经形成了一道人墙，风雨不透，群情激昂。摄影师坐在造型各异的船上，甚至骑在起重机的顶端进行拍摄。阿伊恰靠警察的帮助才来到码头边，她送给我们一件临别的礼物：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猴子。这只猴子是帕夏手下的老百姓最近在阿特拉斯山脉中捉到的，取名萨菲。她死死抓住阿伊恰不放。后来，她发现草船上有几个男人的脸上有『毛』，就欢天喜地跳上船去。人们纷纷拥抱道别，用各种语言致意祝愿，在这『乱』糟糟的时候，这只小猴子也积极参加进来，出足了洋相。
我们事先在草船吃水线附近绕了一圈粗绳。渔民把自己小船上的绳子都系在这根粗绳上，只等一声令下，就把我们从人群中拖走。我们一个一个勉强脱身出来，从高高的石头码头跳到柔软的纸莎草船上。阿布杜拉、乔治和圣地亚哥一面把签名册递给码头上的人，一面抛着飞吻。卡洛和意大利籍的妻子最后一次吻别。诺曼正患咽炎，避开了美国大使的嘱托和祝愿。苏联大使正和尤利紧紧拥抱，这是尤利生平第一次离开苏联的领导和组织。这时，有人把话筒塞进我手里，我向所有的朋友和伙伴们致谢。虽然他们此刻留在岸上，但我感觉他们和我们同在船上。他们是：从开罗专程赶来的挪威大使安科，帕夏及其摩洛哥助手们，船长德博克和哈特玛克，营地指挥考里奥，赫尔曼？华辛格，弗兰克？塔普林，布鲁诺法伊拉蒂。我和其他船员跃身上船，脚下踩着的好像床褥一样。我向法塔一招手，岸上解开船缆，渔民俯身拿桨，开始划动起来。时间是8：30，芦苇船缓缓离开码头。
突然，岸上一声尖叫，接着惊天动地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哭叫声十分突然，人人都吃了一惊。我们草船上的人都感到嗓子发紧，鼻子发酸。港口内的渔船全都拉开了尖锐的汽笛，和着岸上各家工厂和仓库里汽笛低沉的啸鸣。各条船只铃声四起，人群欢呼起来。停泊在港外的一艘货船点燃了信号弹，信号弹在半空中炸开，散成万点火星，渐渐降落在我们前方的海面，变成烟雾，犹如一条血红的地毯。这样盛大的告别仪式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在离港前未能进行试航。现在，我们站在这艘奇怪的草船上，一会儿拽拽奇特的帆缆，一会儿拨弄拨弄两个并排的、形状像桨的船舵。自从古埃及人在古墓壁画上把这种航运装备描绘下来留诸于世之后，一直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徒手『操』纵驾驶过这种船。如果我们无法驾驭，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海浪把草捆打散，我们只好泅水游回码头，那又该怎么办呢？码头渐去渐远。一些小帆船、快艇和摩托艇跟在我们后面，已经越过了最远的防波堤，而汽笛和铃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好像在祝贺新年。一架大使馆的飞机和一架来自首都拉巴特的直升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驶出防波堤，喧嚣声逐渐消失，被一阵阵拍打岸边的海浪声所淹没。海水开始涨『潮』，小船都调转船头，向岸边驶去。只有我们和几艘较大的渔船停留在大西洋上。拖拽草船的四条快艇也解开了缆绳，十六个划手用阿拉伯语向我们祝愿致意，随后也和小摩托艇返回码头。
我们第一次在“太阳”号上升起了船帆。船帆又大又沉，用结实的埃及帆布制成，长二十六英尺，上端宽二十三英尺，往下越来越窄，下端只有五英尺宽，同草船的宽度一样，俨然是古埃及的风格。阵阵小风仅仅把沉重的船帆从桅杆上稍稍吹开，看来，原先那股强劲的海风正在停歇下来。很快，巨大的、酒红『色』的船帆几乎一动不动了，船帆上的标记也就此显示出来：一轮红『色』的太阳。船舱上方高悬着一串国旗，按字母顺序排列：乍得、埃及、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美国和苏联，在微风中飘拂着，好似『色』彩艳丽的衣服，两头挂着生气盎然的联合国旗帜：浅蓝『色』旗帜衬托着白『色』的地球。
阿布杜拉和我站在草船舱后的船桥上，一人握住一把舵桨的柄手，注视着松弛的船帆和拍打着石堤的白『色』浪花，心里充满焦虑，防波堤与我们相距只有几百码。我们正漂向防波堤？的确如此。从防波堤的尽头看到了城堡墙头的塔楼，这表明我们确实是在朝着陆地的方向往回漂。也许是迤逦向北的山峡挡住了从岸上吹来的风，船帆鼓胀不起来。我们把船缆扔给一直跟在我们周围的渔船，草船便径直向前方全速驶去。可是这样的速度不符合自然规律。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拖在船后的一张渔网，本来装满鲜活的龙虾，准备在旅途上食用，可现在渔网却突然缠绕在一根舵桨上，把舵桨弄成了弧形，眼看就要折断。我们只好挥起利刃，把拖网的缆绳一刀割断。舵桨算是保住了，但那足够吃几天的美味佳肴也随波而去了。
接着，由于船速太快，我们本来绑在“太阳”号一侧当做下风板的三根粗粗的划桨啪的一声断成两截，而诺曼正是把放置我们那台袖珍无线电的铜制平台钉在了这些桨叶上，那可是我们在航行期间与岸上的亲友进行联络的生命线呀。显然，金属在一条不断颠簸的草船上没有容身之地；桨叶折断的位置恰好在铜制平板的末端，刚好被接地线拉住才得以保留。
这可不是好兆头。无论有没有风，我们都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程。我们停住所有护航船只，收起船缆，再次挂起船帆。我们注意到周围的大型渔船在海浪中来去自如，相比之下，我们的草船却如同它的前辈“康提基”号一样，在巨浪中上下颠簸。最初，海风风力不大，随后渐渐增强。但是，此时的风已经不再是离岸风。通常，这个季节应该是东北风，可现在却变成了西北风，径直朝绵延在避风港萨菲南面的海岸峭壁吹去。我们仍然贴着海岸，贴得很近，连岸上的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看到海浪悄无声息地拍打着酱褐『色』的峭壁。大海永不停息地碰撞着摩洛哥绿『色』的洼地，冲刷着那被太阳灼烧的地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驾驭这条草船，海风就要把我们吹向酱褐『色』的峭壁上去。
我们在船上的七个人都对一件事疑『惑』不解：『操』舵装置如何运转呢？这是我们最没有把握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本来指望来自摩洛哥海岸的海风和洋流会直接把我们从陆地带走，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试验，而不会有被海浪冲到岸边峭壁上去的危险。我们惧怕的是海岸，而不是辽阔的海洋。我们没有在尼罗河河口外的海边进行试验，就是害怕在我们发现埃及『操』舵系统如何运转之前就被冲到了岸上。在远离摩洛哥的大西洋深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测试、纠正错误，因为那里通常可以把海面漂浮物直接冲入大海。
“太阳”号的『操』舵装置是我们根据埃及上古年代的许多模型和壁画制造的。我们试图从黎巴嫩找到埃及人用来建造这些巨大舵桨的雪松，但无功而返，因为古腓尼基王国年代存留至今的几棵雪松如今都保存在国家公园中。因此，我们只能用一种沉重的埃及木料“西尼巴”来做双脚桅杆，并用一种非洲丛林里的树木制造了两根舵桨，这两根舵桨长达二十五英尺，桨叶足有普通写字台那么大。现在，它们就斜斜地安装在船尾两侧。船桨上部固定在船桥的护栏上，船桨下部靠近桨叶的地方则固定在一根横跨船桅的结实的圆木上，全都用粗绳捆绑得结结实实，还垫着皮子，滑不掉，脱不开，只能旋转。这一点跟普通舵桨完全不同，普通舵桨都是可以自由摆动的。我们这两根舵桨的上下两端都被紧紧捆绑住了，根本无法摆动。还在舵桨上端横绑了一根硬木当做舵柄，又用一根又细又长的木棍把两个舵柄捆在一起。如此一来，如果一个人站在中间，把横棍推向一侧，那么两根舵桨就会一起旋转起来。这种装置的确十分巧妙，而且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舵桨截然不同。当我第一次尝试着把横棍推向左舷时，“太阳”号就像一头驯服的小马，缓慢但配合地掉头转向右舷。我又把横棍推向右舷，“太阳”号慢慢掉头向左。此时，我们如释重负，齐声欢呼起来。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正在使用的『操』舵机制是方向舵的前身，代表了已经失传了的介于舵桨和船舵之间的过渡装置。在古代的某一时刻，埃及人发现：要摆动长长的舵桨来使帆船调转方向，实在是既吃力又无必要。只要旋转舵柄，使桨片不再垂直于水面，船也一样会掉头。因此，他们在舵柄上安装了一根横棍，并发明了我们此时正在测试的『操』舵装置。横在两个舵柄之间的细棍只是一种简单的改进，通过这种改进，舵手一个人就可以同时旋转两根舵桨。之后，经验丰富的水手逐渐发现，如果他们把桨叶和舵柄垂直放置，并继续转动那根十字横棍，效果会更好。于是，他们发明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船舵”的装置。
来自大漠的阿布杜拉站在我身边，目光炯炯地盯着船桥。此刻，他也握着那根细长的横棍。四只手使舵桨控制更加容易。甲板下，其他人在诺曼的组织下忙『乱』地拽着帆缆，使主帆处于最适合捕捉风向的位置。兴奋的记者和许多老练的水手乘着机动船，在我们周围盘旋着，目睹了我们之前的尴尬。当看到我们“驯服”了草船，并证明这艘芦苇船的确能够航海时，他们也同我们一样松了一口气。强劲的西北风把我们径直吹向岸边，但我们竭力以90度角切入海风，右舵正横，与海岸平行，驶向西南方。我们已经离开沿岸海面，离开巴杜萨角的避风区，携卷着巨浪滚滚而前。挤满乘客的渔船开始掉头返航，它们纷纷鸣笛，向我们告别。我最后看到的人是我的妻子伊凤。她一向晕船，如今勉强站起身来，挥动双手向我告别。那架直升机已经不见踪影，头顶上方的飞机也掠过草船，同我们告别了。
只留下我们在大海里飘『荡』。七个男子汉，一只快乐嬉戏的猴子，还有装在木笼里的一群母鸡和一只鸭子。天地突然变得如此诡异，如此安静。只有海『潮』在我们这艘诺亚方舟的周围起伏涨落。
诺曼刚张罗着把大帆挂好，眼见帆脚索和帆钉都已经牢靠了，才踉踉跄跄走到船尾，告诉我说，他身体实在难受极了。他脸『色』煞白，双眼通红。尤利踉跄着走过来说，他的体温到了华氏102度。我们吃了一惊：流感。海风一阵比一阵冷。我们这位苏联医生，命令那名美国海员立即上床休息。这么一来，我们暂时失去了惟一的水手。
风势渐强，波浪汹涌。一阵巨浪打来，“太阳”号只是翘起一侧，让波涛在船底翻滚而过。但巨浪有时候会猛烈地打在桨片上，使舵桨一下弯了起来。我只好大声呼喊着，告诉阿布杜拉，让他稍稍松开铁腕，免得舵桨受压过大而折断。
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兴致高昂—甚至包括那位倒霉的病号，他一直卧倒在床，抱怨自己没用。卡洛很快成为我们船上的头号打结专家，就把身体悬在缆绳上他也能吃能睡。此时，他兴致勃勃地做好热咖啡和凉鸡腿（我们带来的食品），并且喜气洋洋地告诉我说，海上生活和山顶生活完全一样：都是同大自然打交道，都面临同样的挑战，都具有相同的生活乐趣，都必须迅速解决各类突发事件。
我们在海风中稳稳向前行进，航速约为三节？，与海岸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再拉近。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15。我觉得万事顺利，接下来轮班的两个人替换了阿布杜拉和我。卡洛和那位柔道冠军乔治精神抖擞地接了我们的班。阿布杜拉一头钻进船舱去休息。我走到船只的前甲板上去看看。前甲板堆满了坛子、羊皮和蔬菜筐，暂时挡住了所有的去路，除非贴着船边的舵墙，才能绕过去。圣地亚哥就坐在鼓起的风帆前面。他满面笑容地斜倚在鸡笼上，欣赏着远处海岸的景『色』。『操』舵近七个小时，我浑身都发僵了，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紧张工作数周之后，我第一次放松了下来。我们一起坐在那里，都为草船如此优秀的航海『性』能而陶醉。一排排的海浪冲打着我们的右舷，但船身仍然保持平衡，我们甚至都没有被海水浇湿。我伸展开四肢，疲劳不堪的身体洋溢着幸福。就在此时，惊恐的叫喊把我从快乐中猛然惊醒。
“托尔！托尔！”
我离开船桥还不到五分钟啊！我一跃而起，但此时船头一摆，船帆也扑动起来，我差一点摔倒。我立刻抓住船帆的边缘，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