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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点一点地拽回了帆桁和大部分船帆，但仍有一大片船帆漂在海面上，被海浪翻卷着叠在一起，兜了不少海水。大家奋力想把剩下的船帆拽出来，忙『乱』之中却碰掉了另一枝船桨。那根宝贵的船桨马上就被一个浪头吞没了，但它立刻又浮出了水面，跟在我们的船后上下漂着。
“到美洲再见！”卡洛对那船桨大喊道，“不过我们一定比你快！”
整张船帆都被海水泡得湿透，再加上那根沉重的帆桁，比船还要宽出六英尺，所以我们只好把船帆卷起来，把它顺着草船的左舷堆在一边。我们终于胜利了，满心喜悦，可也快累死了，好像刚刚在拳击场上连战了二十个回合一样。眼下，大家全都坐在湿透了的船帆上，想办法要治服这条棘手的酒红『色』飞龙。狂暴的海风灌进船帆的褶皱，吹得船帆不停地扭动着，犹如一条翻滚着的活龙一般。不过，我们五个最后还是把它绑得结结实实了。
船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安详而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声。这时，我们觉得大海就像是母亲，而“太阳”号草船则是漂在海上的摇篮，载着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大海母亲此时不得不摇我们入睡，免得我们把摇篮打翻，伤了自己。“太阳”号没有了船帆，只剩下光秃秃的桅杆，重又回到正确的航线上，与陆地保持平行，不会再带着我们往海岸撞去了。
我看着卡洛，他开始微笑起来，接着又咯咯地笑了开来，最后干脆放声大笑起来。我们都不解地瞪着他。
“我们现在没有帆也没有橡皮桨，船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驾驭这条船了。现在驾驭这条船的就是大自然了。一旦我们不再跟她作斗争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去享受了。”
我们开始环顾四周。一切都太太平平、井井有条。帆桁没了，船帆没了，引擎也没了，我们也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好像置身于一张纸莎草制作的公共吊床上，任由强大的洋流带着我们前行，不管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都乐意之至。阿布杜拉爬进船舱，躺下来听他的袖珍收音机去了。乔治想去钓鱼。尤利吃了个橘子，拿着橘子皮走了，准备往水里兑些医用酒精，给自己来杯白酒。卡洛则这个袋子『摸』『摸』，那个篮子搜搜，想找些东西做顿好吃的。圣地亚哥却躺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拿着存货登记本，只管大声喊出装着水、蜜枣、鸡蛋、橄榄或是鸡食的坛子的号码。我拿起猎刀，准备做一台能读纬度的测量仪，这是我刚才就在寻思的。这时，诺曼再也憋不住了。
“伙计们，都不错嘛，”他呻『吟』道，“可是家里人该急死了。我们答应他们昨天发电讯的。一定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平安无事，否则他们会以为我们全都葬身海底了。”
尤利表示赞同，帮着还在发烧的诺曼卷起褥子，打开褥子下面锁着的木箱，取出那架小型的应急发报机，它里面装着手动的发电机。不一会儿，萨菲无线电台就有了回应，诺曼告诉他们：船上两枝舵桨都断了，但我们横越大西洋没有任何问题。诺曼还通知他们，今后不能保证定期联系了，因为钉着地线铜板的桨已经断了，只能把它放在船上。如果我们把铜板抛到海里，任由它随波漂浮，那它会把绳索和纸莎草都撞断的。诺曼的身体实在是虚弱，尤利收拾发报机的工夫，他马上躺回睡袋里去了。卡洛爬进船舱，端来了一杯热茶。
乔治没逮到鱼，却想到一个好主意。我们为什么不把帆挂起来呢？把帆收着也行啊。风这么大，即使只挂一小片船帆，我们的船也会增速不少。这船帆缝制得非常巧妙，我们可以捆好、收起其中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若是风太猛，我们只需挂起帆顶上的三分之一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诺曼也微微点头。吃完腌肉肠和新鲜蔬菜做成的颇像石器时代的午餐，大家都觉得精神倍增。于是我们五个又爬出了船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帆桁和浸满海水的船帆从左舷横了过来，它比船身宽得多，两边都有差不多三英尺宽的船帆伸进了海水。风力忽大忽小，有时还有小暴雨，要把船帆收起来困难极了，不过我们几个联合起来，一切都进展顺利。我们把用鸡笼和其他货箱压着的船帆一点一点展开来，用自己的身体压在船帆上，然后把帆卷起来，直到只剩三分之一。看着这一小片船帆最终高悬在桅顶，被风鼓得满满的，这是多么重大的胜利啊。我们把海锚拖上船，重又绑上船桨，开始掠过浪尖直向西南方驶去。我们为又一次战胜大自然而无比欢欣。
十五分钟之后，刚过正午，是我们出航的第二天，突然一阵暴风又向船帆袭来。挂在桅顶的船帆卷在一起，而且又湿又沉，带着帆桁硬生生地往桅杆上砸去。我们一听到砰的一声，就一齐向上下角索和帆脚索奔去。船帆又撞过去了，这一声宛如桅顶在呼喊救命。听到这个声音变为可怕的动筋动骨的喀嚓声，我们的心都揪了起来。我们抬起头，只见帆桁从中间断开，向两边慢慢耷拉下来，船帆也渐渐向里缩到一起，好像蝙蝠收起两翼一样。帆桁断开时一些碎木屑像愤怒的兽爪一样。我们只好降下船帆，免得被木茬撕成碎片。唉，我们驶出港口才两天啊，两天啊！
我们刚把断桁和船帆堆在一起，“太阳”号一下又温顺起来，像是一条顺从的海蛇，驮着我们继续朝既定的方向乘风破浪而去。
“你们瞧，就是这么回事。”卡洛说着，十分满意地爬上床了。阿布杜拉匆匆走到船尾，洗洗胳膊和小腿，又要向真主阿拉祷告了。尤利坐在舱口，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记起了日记。我在他旁边坐下来，继续捣鼓那个测量仪。
“没事了？”圣地亚哥从睡袋里探出头来小心地问道。
“是的，”我们齐声答道，“都没事了。现在能弄断的都被我们弄断了，就只剩下纸莎草船的船身了。”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虽然舱外狂风怒吼，船舱里却平静得很。尽管白天一艘船也没碰见，但夜间我们还是轮流值班，因为我们正在沿着环绕非洲的海运线上航行，应该会遇到经过同一条航线的船只的。我们还不时爬到桅杆顶上远眺，看看有没有陆地的灯光。我们担心的就是和别的船只，或是岸边的悬崖相撞。
刚过午夜半个小时，我就被卡洛摇醒了。他提着煤油灯，睁大双眼，满心担忧地俯身对我悄声说道：“左舷海平线上出现了一串灯光。”此时强劲的西北风正巧把船身吹得横了过来，直朝灯光驶去。幸好我是和和衣躺下的，系好保险索，我就爬出了船舱。夜里的风并不猛，却十分刺骨。天空乌云密布。衬着黑漆漆的夜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灯光沿着海平线排成一行。正像卡洛说的那样，这些灯光恰好在我们航线的正前方，其中有四处灯光特别明亮，一处比较昏暗。这一定是摩洛哥海岸。卡洛已经爬上了桅顶。我们似乎在飞快地向灯光靠过去。其余三个没有生病的人也被叫到舱外。我们现在必须设法将草船划开，要不然就会撞上岸边的岩石了。就在这时，我和卡洛都看见一盏绿灯，又是一盏，然后是一盏红灯。这不是陆地！这是一队渔船正朝我们开来！他们三个人都被冻得够呛，赶紧爬回被窝去了。不一会儿，三艘大船翻卷着浪花与我们擦身而过。第四艘大船关闭轮机，整个船身横在我们前面。眼见“太阳”号就要和大船相撞，我赶紧打开手电，照亮船舱和船身，并用它打着信号：“‘太阳号’，‘太阳号’”。这艘大型渔轮才又启动了轮机，缓缓地开起来，但是速度慢得差一点就同我们撞上了。那艘大渔轮还从桅顶发出了几个闪光信号，可惜我们都看不懂，紧接着它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乔治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穿着风衣，披着毯子，裹得紧紧的，活像一具木乃伊。我回到舱里，爬到床上。从船尾刮过来的风，钻过草船的柳条墙，弄得这草船嗡嗡直响。就是把十万根纸莎草捆在一起，吱吱嘎嘎响作一团恐怕也压它不住。可怜我们的安乐窝与船外的肆虐也只有这一墙之隔。
天亮的时候云还没有散去。这是出航的第三天了。风稍小了些，可是海浪却更加汹涌了。让人高兴的是，虽然波涛翻滚，却只是将我们往上托。我们的草船像是个皮球，被大海小心翼翼地托着向前推进，不论浪头多么凶险，却没办法打湿甲板，船上所有的货物还都是干干爽爽的。我们没有帆也没有桨，没有六分仪，更不知道方位，也看不见陆地，这一天过得十分平静。我们利用这一天接好了一根船桨，还加固了一根备用圆木的中间部分，准备用它来代替那根断了的帆桁。
阿布杜拉忙着洗他那剃得光溜溜的脑袋，准备做祷告。他忽然停了下来，愤怒地大叫一声。这海水肯定不干净！有人在这儿拉过屎，而他还抹在了头上。原来，他那只帆布桶里，有大大小小的黑块在水里打着转。我们向海里望去，只见无数类似的黑块从草船两旁漂了过去。那些东西软软的，像是沥青。过了一个小时了，船两边还是漂着那些黑『色』的东西。这一定是从油轮上流出来的。我们爬到桅顶，想找出罪魁祸首的所在，却一艘船都没有看见。海上一整天都漂着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中午过后，我们碰上了一条大翻车鱼，那时它正悠哉悠哉地浮在水面上。后来，又突然冒出一百来头海豚，紧紧地围着我们，一头接一头地跳出水面，先跟水面呈垂直，然后旋转一圈，十分欢快的样子。虽然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快，阿布杜拉还是欢喜得要命。
第四天显然暖和了一些，大海也平静多了。太阳穿过云缝洒下了缕缕阳光。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清晰地辨出陆地上远山的轮廓，蜿蜒起伏，微微发蓝。圣地亚哥的病情加重了，不过诺曼倒是好些了，退了烧。尤利同意他爬到舱外去晒晒太阳。由于船上没有计时器，而且那台应急的无线电也已经无法接通萨菲无线电台，所以我们无法知道精确到秒的确切时间，也就没办法准确地计算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两位病人有些担心了：诺曼认为，既然我们能够看见陆地，我们就不可能从加那利群岛外围绕过去了。非洲大陆的朱比角和富韦特文图拉岛之间是一处危险的航道，而我们正向那里漂去。圣地亚哥从小就在加那利群岛长大，也确定诺曼参阅的书上说得不错，所有的水手都害怕朱比角。因为非洲海岸恰好从这里转向正南，岸边的暗礁连着一段异常凶险的浅滩，就像一条舌头伸进那危险的洋流之中。
我们都坐在船帆堆上吃饭。阿布杜拉最先吃完，正打算去做祷告，却不知怎的突然急切地叫了起来：
“马！马！”然后又自己纠正道，“河马！”
我们都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过了一会，那些家伙果然又浮了上来，原来是两条巨鲸。它们用小眼睛懒洋洋地瞟了我们一眼，又自顾自地通过呼吸孔喷着水，洒出一阵阵水雾。阿布杜拉在乍得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河马，他今天真是走运了。明明是哺『乳』动物却长着鱼的尾巴，这可真是荒谬啊。其中一条鲸鱼还翘起尾巴，彬彬有礼地挥动着向我们告别。阿布杜拉认为这是真主阿拉的神奇创造，惊讶得说不上话来了。
第五天，我们一清早醒来，发现外面刮着凛冽的北风，海面波涛滚滚。大家都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全都穿上了。阿布杜拉冻得牙齿直打颤。五天来，就像我们计算的那样，海浪一直冲击着“太阳”号的右舷船板，因为我们整个航程都处于东北贸易风的地带。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舱门安在了对面的左舷，也就是下风的一侧。我们还有意把整个船舱和较重的货物靠在右舷一侧，这样从右舷吹来的海风鼓满船帆的时候才不至于打翻草船。我们和所有给我们建议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行船时必须把船的大部分重量压在朝风的一侧，以免翻船。可到了第五天，我们痛苦地发现：纸莎草船在这方面跟其他任何一艘船都不一样。这种草船恰恰应该把主要的载重放在下风的一侧。因为，在受风的一侧，波涛和浪花会不断冲刷草船，所以，吃水线以上的纸草就会吸进好几吨海水。而在背风的一侧，吃水线以上的东西都还是干的，因而分量也轻。受风一侧的船身由于吃水越来越重，结果船身就往这一侧倾斜过去，而不是像通常一样被风刮得朝背风一侧倾斜。
现在当然已经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