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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设凶手进入洛丽的卧室时已经携带了凶器，也就是他用来割纱窗的刀或其他利器。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不用同一把刀来割她的睡袍或电线，怎么会用起那把野外求生刀？当他进入她的卧室时，是不是立刻就发现了那把刀？
不可能。桌子并不在床边，而且他刚进去时卧室一片漆黑，他不可能看到那把刀。
直到开灯后他才可能看到，那时洛丽应该已经被制伏了，凶手的刀子就在她的咽喉上。为什么他还会去拿桌上的求生刀？实在很不合理。
除非有事打断了他。
发生了什么干扰他的事，因此改变了他杀人的一贯程序，或者有突发事件让他决定改变。
弗兰克与我进行着各种揣测。
“这是假设凶手不是她丈夫。”弗兰克说。
“不错，假设凶手是陌生人，他自有一套杀人程序和杀人动机。但他与洛丽在一起时，有事发生，搅了局。”
“她做了什么……”
“或说了什么。”我回答，然后提出我的想法，“她可能说了让他暂时停手的话。”
“说不定。”他一脸怀疑，“她是有可能使他停了一段时间，而且时间长得足以让他看见桌上的刀，甚至想到使用那把刀。但据我看，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她回家时，他早等在她屋子里，也已经发现了桌上的刀。”
“不，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不？”
“因为在她遇害前，她已经在家好一会儿了。”
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
洛丽从医院开车回家，打开前门进屋后再从里面锁住。她走进厨房，把背包放在桌上，然后吃了一些点心。从肠胃的检验结果来看，她遇害前不久吃过几片奶酪饼干，那些食物几乎还没开始消化。在她遭到攻击时，那种恐惧会全面关闭她的消化系统，这是身体自然的防御机制。消化系统关闭后，血液流向四肢，使人或野兽可以准备战斗或逃走。只是她不可能反击，也无处可逃。
吃完点心，她从厨房走到卧室。警方发现她习惯在睡前吃口服避孕药。星期五的药丸不在药盒里，她吃了药，之后可能刷牙、洗脸，然后换上睡衣，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椅子上。我认为不久后凶手攻击她时，她已经躺在床上了。他可能躲在树下暗处监视她的屋子，等到灯关了、她睡着之后才动手。或者他根据过去偷窥她的经验，知道她什么时间回家，什么时间睡觉。
我想起她的床罩。床罩已经掀开，似乎她曾在床上睡过，而且我们没有在房子里找到任何挣扎的证据。
我还想到另一件事。
马特·彼得森提到的气味，那种带着汗味又有些腥甜的气味。
如果凶手有特别浓重的体味，那么他所到之处必定会留下气味。如果他早早藏在屋子里，洛丽回家时，那股气味应该已经飘散在卧室中。
她是个医生。
气味常表示疾病或毒物。医学训练使我们对气味很敏感，我常从现场血液的气味就可以判定被害人在死前是否喝过酒。如果血或肠胃内食物的气味像杏仁，可能有氰化物存在。若病人呼出的气味像湿叶子，那他可能得了肺炎。
洛丽·彼得森是医生，就像我一样。
如果她一走进卧室就闻到那股异味，她一定不会脱下衣服或去做别的事，而是找出气味的来源。
凯戈尼不会像我这么焦虑。我与我的前任从未谋面，但有时我觉得他阴魂不散。他拥有我从来没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弱点。在一个缺乏骑士精神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没有骑士精神的骑士，他招摇他的地位就像在盔甲上戴了羽饰，人人都看得到他的威风。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暗暗羡慕他。
他的死很突然。当时他走过客厅地毯去开电视看足球决赛，就此倒地身亡。在一个星期一的清晨，他自己成了开刀的对象。除了检查他的病理学家外，验尸间严禁别人进入。足足有三个月，没有人敢动他的办公室，所有摆设就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我猜只有罗丝把雪茄烟的烟蒂倒出了烟灰缸。
我搬到里士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办公室拆得只剩个壳子，清除各种遗迹，包括拿下他那张悬挂在宽阔大桌后方墙上并打着灯光的肖像，画中的他身穿正式长袍，一副铁汉模样。他还有满满一书架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念物，那种一般人以为法庭病理学家一定会收集，但其实不然的东西。我把他的肖像与那些纪念品一股脑儿捐给了弗吉尼亚医学院。
他的办公室现在是我的了，经过一番整顿，如今光线明亮，地上铺着皇家蓝的地毯，墙上挂着英国的风景画与其他文明世界的画像。我只有几样纪念品，唯一一样带点悚栗风格的是一个遇害小男孩的陶脸塑像，他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我在他脖子下绑了件毛衣，高高地放在一个档案柜上。他在上方以那双塑料眼睛监视着门口，在悲哀的沉默中等待有人叫出他的姓名。
我在这里工作时一直保持低姿态，让人感觉舒服，但又公事公办。我善意保持一种无色单调的作风。虽然我带着几分傲意地认为，与其被视为传奇人物，不如坚持专业风范，但内心深处不免对这样的想法感到怀疑。
我仍旧可以感到凯戈尼的存在。
人们不断说起他的故事，而且时间越久，说得越神。他在验尸时几乎从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过他居然能边工作边吃午饭。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猎，和法官相约去烤肉，上一任局长又如何被他震住，对他如何毕恭毕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们还是会不断比较。我唯一受邀请的打猎与烤肉活动发生在法庭上与会议中，我是炮轰的对象，烧烤的火在我的脚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长第一年的行径可以作准，接下来的三年就会像地狱。他随意侵犯我的领域，监察我的工作。每个星期我都接到他语气傲慢的电子邮件，向我要统计资料，要我回答为什么其他罪案在减少，偏偏凶杀案不断增加，好像弗吉尼亚州杀人案件的发生是我的错。
但他以前从未召开临时会议。
以往他若有事要讨论，不是送个备忘录，就是派助手来。无疑，他绝对不会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的工作成绩。
我漫无目标地膘过桌上一沓沓的东西，想找些东西加强武装，例如带些卷宗、记事本、垫纸板之类的。不知为何，想到空手过去便会让我有种好像没穿衣服的感觉。我掏空了检验袍口袋里一天来收集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放进一包烟，也就是埃伯格所谓的“癌症棒子”，然后走进黄昏的余晖。
他统辖着街对面蒙诺大楼的第二十四层。除了鸽子偶尔飞上屋顶之外，没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楼层工作。我没有见过他的办公室，因为从未获得邀请。
电梯门开启后就是一间宽敞的接待室，一个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麦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后的接待小姐红发齐胸，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当她视线离开电脑，抬起头给我一个训练有素的热烈微笑时，我几乎期待她会问我是不是订了房间，要不要服务生来拿行李。
我告诉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认出我的样子。
“我同局长四点钟有约。”我加了一句。
她查过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说：“请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会接见你。”
我在乳白色的皮沙发椅上坐下，望向摆着杂志与丝花的锃亮咖啡桌。上面没有烟灰缸，一个也没有，不但如此，有两个地方还贴着“请勿吸烟”的标志。
时间一分一分慢慢爬过。
红发接待小姐用吸管啜着矿泉水，专心致志地打字。其间她想到问我要不要喝饮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跃着急速敲击键盘，电脑哔哔作响。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错，她叹了口气，好像她的会计师刚刚报告了坏消息。
我口袋里的香烟像个硬块，我很想找个洗手间去抽烟。
四点半时她的电话铃晌了。挂了电话后，她以那副空洞、愉悦的声调宣布：“你可以进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剥夺职权似的满腹不悦，听到“斯卡佩塔女士”后应声而起。
局长办公室门的铜锁轻轻一转就开启，立刻有三个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只预计会见到一个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还有诺曼·坦纳与比尔·鲍尔斯，当鲍尔斯和我握手时，我直瞪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尴尬地转移视线。
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也会来这里？为什么自从我们在洛丽·彼得森家照面之后，他没有再找我？
埃伯格对我点了点头，其实倒比较像在表示他的不以为然。他加了一句“谢谢你来”，热烈的程度同一个无聊得半死的交通法官差不多。
他眼神闪烁，个子矮小，之前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任职。他在那里学了一套西海岸做派，掩饰了原来的北卡罗来纳州出身。他的父亲是农民，他对此显然并不引以为荣。他喜欢系一条有银夹子的窄领带，几乎永远搭配一件条纹西装，右手无名指则戴了一个偌大的银底镶蓝绿宝石戒指。他的眼睛呈朦胧的灰色，很像冰，头上骨头突出，活像要冲破薄薄的皮肤。他几乎完全秃了。
一把象牙色的椅子从墙边拖出，好像是留给我的，皮椅吱吱作响。埃伯格坐在他的桌后。他的桌子我闻名已久，只是从未见过。那是一张雕琢精美的超大型紫檀木桌子，非常古老，非常有中国味道。
他脑后的大片窗户提供了辽阔的市景，远处的詹姆斯河像闪烁的丝带，南区则像块缝满补丁的破布。他啪啦一声打开面前的一个黑色鸵鸟皮公文包，拿出一本黄色记事簿，上面密密麻麻地遍布他张牙舞爪的笔迹。他已经写好了今天打算讨论的事项。他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记事卡。
“我想你已经注意到大众对最近的勒杀案非常不安。”他对我说。
“我很了解。”
“比尔、诺曼与我昨天下午有个……怎么说呢，紧急高层会议。有好些事要讨论，不只是星期六晚报与星期天早报的内容，斯卡佩塔医生。你可能也知道，因为第四桩悲剧，那年轻的外科医生遭谋杀，有消息走漏给新闻界。”
我不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惊奇。
“不消说一定有很多人想采访你，”埃伯格平淡地继续说，“我们必须及早控制，不然肯定会有一场混战。这是我们三个人讨论的事情之一。”
“如果你可以控制谋杀案不发生，”我跟他一样平淡地说，“一定能得诺贝尔奖。”
“当然，这是第一优先要做的事。”鲍尔斯解开深色西装上衣，往后靠向椅背，说，“我们要警方不分昼夜全力侦查，凯。但我们都同意目前有件事必须先加以控制——防止消息泄露给新闻界。那些新闻只会把大众吓个半死，让凶手知道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再同意不过。”我的防卫心像拉起来的吊桥，而我立刻对自己接下来说的话感到后悔，“你可以放心，除了我们必须提供的资料如死因、死法之外，我的办公室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我在回答一个他们还没提出的控诉，我的法律本能立刻责怪我这种愚蠢的行为。如果他们要怪罪我言行不慎，我应该逼他们出牌，至少要逼埃伯格出手，要他提出这种过分的询问。但现在我先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好像是我有错，让他们有理由来逼迫我。
“嗯，”埃伯格不带一丝友善意味的灰色眼睛短暂地在我身上停留，他说，“你正好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审视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任何问题，”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必须声明，我只是提出一项事实。”
此时有人轻轻敲门，那个红发接待小姐端着咖啡进来，整个房间立即陷入无声状态。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凝重的静默，对我们细心招呼，唯恐不周，对鲍尔斯更是殷勤。他可能不是这城市有过的最好的州检察官，但绝对是最英俊的——他是那种少见的金发男子，岁月的流逝对他们异常宽容。他既没有掉头发，也没有失去原来的体型，只有眼角的细纹透露出他已年近四十。
她走了之后，鲍尔斯开始发言，但他的话不像有特定的对象：“我们都知道有时警察有口风不严的问题。诺曼与我都同警方谈过了，但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
我勉强压抑住怒气。他们在期待什么？某个警察把消息给了艾比·特恩布尔，然后这家伙出来自动认罪：“不错，很抱歉，是我说的。”
埃伯格翻了一页。“自从第一桩谋杀案后，报纸提到‘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共提了十七次，斯卡佩塔医生。我对此有点不放心。显然那些最耸动的细节，如勒死被害人的套索、强奸的证据、凶手如何进入、尸体在哪里被发现，和DNA测验正在进行中等都出于这个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他的眼珠翻上来看着我，“这些细节正确吗？”
“不完全是。有多处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