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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是。有多处不尽相同。”
“譬如？”
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些案子。但如果他想，他有权要我提供数据。我是他的下属，他的地位仅次于州长。
“比如，”我回答，“第一个案子，新闻报道说布兰达·史代普的脖子被绑上黄褐色的布条，事实上，那是一双丝袜。”
埃伯格写了下来。“还有什么？”
“塞西尔·泰勒的案子，新闻报道说她的脸在流血，被单上也全是血，这至少是夸大其词。她没有伤口，没有那一类的伤。只有一点体液从口鼻处流出。这是检验时的自然现象。”
“这些细节，”埃伯格一边写一边问，“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都提到过吗？”
我必须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轮值法医只是把现场所见和警察告诉他的事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并不永远正确，因为现场通常一团混乱，而且也还没有验尸。此外，那些医生并不同于法庭病理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诊所，他们其实就像义工，只收了区区五十元，但可能得在半夜被迫起床，或因为车祸、自杀或凶杀的案子而使得周末泡汤。这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务，他们是义勇军，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验尸必要，记下所有的事，拍一大堆照片。就算我的一个法医错把一双丝袜当成布带，也算不了什么。我手下的法医不会向记者通风报信。
埃伯格再次追问：“关于那条黄褐色布带和带血的床单，我想知道到底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有没有提到？”
“如果你要问是否像新闻报道里描述的，”我肯定地回答，“答案是没有。”
坦纳开玩笑道：“我们都知道那些记者的行径，他们拿到一颗芥末籽，就有办法把它变成高山。”
“听着，”我环顾那三个男人，“如果你们以为我手下的法医走漏细节，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太离谱了，没这回事。我熟悉承办前两个案子的法医。他们在里士满工作多年，一向无懈可击。我自己去了第三与第四个案子。消息不是从我的办公室走漏的。任何在现场出现过的人都有可能泄露这些细节，比如那些急救人员。”
埃伯格换了个坐姿，皮椅轻轻地发出吱吱声。“我查过了。有三组急救人员去过，但没有一个到过所有现场。”
我平心静气地说：“匿名的来源通常是多种来源的混合。所谓的医学方面的来源可能出于一个医护人员，加上某个警察说的话，又加上记者无意间听到的话，或是在被害人居所外看到的事。”
“没错。”埃伯格点点头，“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是从法医那里走漏的消息，至少不是故意走漏……”
“故意？”我忍不住插进去，“你的意思是我的办公室有可能无意之中走漏消息？”我正打算反击说这样的说法有多无稽，但突然之间，我说不出话来。
我从脖子根开始红起，我想起来了。我办公室的数据库，有外人侵袭了我的数据库。难道这是埃伯格找我来的原因？但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埃伯格继续说下去，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人们都喜欢说话，职员喜欢说闲话，他们告诉家人、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任何恶意。但你永远不知道那些话会传到哪里——说不定到了一个记者的桌上。这种事常常发生。我们很客观地在调查这个情况，每种可能都得考虑。我们必须如此。你一定了解，某些走漏的消息可能对案子的调查造成严重伤害。”
坦纳直言不讳地说：“市长对这类新闻非常不悦。高凶杀率已经对里士满造成重大打击，像这种惊心动魄的连环杀人案是我们最不乐意见到的。那些新盖的旅馆需要有人来这里观光或开大型会议。人们不想到一个得担心身家性命的地方。”
“这是当然，”我冷冷地回答，“但也没有人想看到当局对这些谋杀案最关切之处是凶杀案会不会造成不便、引起困窘，或因此影响观光收益。”
“凯，”鲍尔斯平静地说道，“没有人有这种无稽的想法。”
“当然没有，”埃伯格很快加了一句，“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事其实暗潮汹涌。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恐怕将面临大爆发。”
“爆发？为了什么？”我警觉地问，不自禁地望向鲍尔斯。
他脸上肌肉紧绷，眼神极力压抑情绪，不情愿地说：“最后一桩谋杀案就像火药桶。人们还没有开始谈论某些关于洛丽·彼得森的事，谢天谢地，记者还不知道那些事。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人会发现。如果我们不在幕后及早妥善处置，目前的情形很可能引发风暴。”
坦纳接过话头，他的灯型长脸异常阴郁。“里士满政府可能会遭指控。”他看了埃伯格一眼，埃伯格对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继续。“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星期六清晨洛丽·彼得森从医院回家后显然报过警，我们从轮值的调度员那里得知，十二点四十九分，九一一接线生接到一个电话。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彼得森家的数据，但电话立刻挂断了。”
鲍尔斯对我说：“你可能还记得现场的情景，床旁有电话，电话线被人从墙上扯下。我们的猜测是，凶手进入房子时彼得森医生醒了过来，她抓起电话拨九一一，但随即遭到凶手制止。她家的地址已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但没说任何话就断线了。像这类的九一一电话都会转给巡警，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恶作剧，小孩子玩电话的结果。但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否打电话的人心脏病突发，或中风有生命危险。所以按规定接线生对这种情形应优先处理，然后调度员立刻通知在街上的警力，之后会有警察赶到那一家去，至少去查一下有没有发生问题。但那次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个接线生把彼得森的电话列为第四优先，现在他已被暂时停职。”
坦纳插进来：“那天晚上街上出了很多事，无线电通讯非常频繁。电话多，个别案子的优先级必然降得比平常低。问题是，一旦优先级决定了，就不会再改变。调度员根据他屏幕上的号码行事，除非开始着手处理，否则他不会知道案子的性质。如果已经积压了很多第一、第二、第三优先的案子，他会先处理这些，而列入第四优先的案子可就有得等了。”
“无疑，那个接线生搞砸了，”埃伯格淡淡地说，“但我想这种情形可以理解。”
我坐着僵硬到不能呼吸。
鲍尔斯继续用同样单调的声音说：“大约四十五分钟后，终于有辆巡逻车经过彼得森家。那个警察说他用探照灯照房子的正面，里面一片漆黑，根据他的说法，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接到一个处理家庭纠纷的呼叫，就开车离开了。不久，彼得森先生回到家，发现了他太太的尸体。”
他们还在说话、解释。他们说到在豪尔海滩和布鲁克林发生的凶杀案，由于警方没有及时赶到而造成死亡。
“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法庭都裁决过政府没有义务为未能防范罪案发生而负责。”
“不论警察是否采取了行动，都不能改变结果。”
“但这不重要。就算我们被指控后打赢了官司，传出这样的恶名，我们还是输了。”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听进去，恐怖的景象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飞驰而过。那个被切断的九一一电话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急诊室下班后，洛丽·彼得森疲惫不堪，加上丈夫告诉她会比平常晚回家，所以就先上床睡觉。她可能只打算睡一会儿，等他回家再起床——就像以前我当住院医生时，常常等东尼从乔治城法学院回家一样。她听到房子里有声音而醒来，可能是凶手蹑手蹑脚从走廊走过来的声音。她觉得很奇怪，就叫丈夫的名字。
没人回答。
在那黑暗静默的片刻，时间似乎无限漫长，她发现有人在房里，但不是马特。
她惊恐起来，连忙打开床边的灯，拨打电话。
她只拨了九一一，甚至还来不及呼喊救命，凶手便猛扑过来，把电话线从墙上扯下。
说不定他从她手里抢下电话听筒，或者对她大吼，而她在恳求他。他被打断，暂时忘了提防。
他陷入暴怒，可能出手打她，或许就在这时打断了她的肋骨。正当她痛苦得颤抖之际，他发狂般环顾四周，电灯还亮着，他可以看到卧室里的每件东西，包括她桌上的求生刀。
这起谋杀原本能因外力介入而消弭。
如果她的电话能列为第一优先，如果调度员立刻广播，警察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抵达。他会注意到卧室的灯还是亮的……凶手很难在黑暗里切断电线，捆绑被害人。那个警察可能下车，甚至会听到声音。别的不说，如果他有时间照亮房子的后面，一定会注意到被人拿下的纱窗，野餐凳和打开的窗户。凶手杀人进行的那套“仪式”需要点时间，在他杀死她之前，警察或许能及时撞进屋子。
我口干舌燥，喝了几口咖啡才开口说道：“有多少人知道？”
鲍尔斯回答：“没有人在讲这个，凯。甚至马里诺警官也不知道，至少他不像知道。分派这个案子时他没在执勤。有个警察到了现场后，他才在家中接到消息。这件事已经在警局里传开了，但知道这件事的警察都奉命不许同其他人讨论。”
我明白他的意思。谁若多嘴就会被派去管交通，或留在办公室里坐冷板凳。
“我们告诉你这个不幸消息的唯一理由，”埃伯格小心翼翼地找寻适当的字眼，“是你必须有充分的背景资料，相信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非得采取下面的步骤。”
我僵直地坐着，一眼不眨地紧盯着他。他终于要摊牌、说出重点了。
“昨晚我与斯皮罗·弗特西斯医生谈过，这位法庭心理学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心得。我也同联邦调查局内对这类凶手的人格有特别研究的专家讨论过，他们指出，新闻报道会使局势恶化。这类凶手容易受到新闻的刺激，看到有关自己的新闻报道就会变得更加亢奋，促使他采取更多行动。”
“我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我直率地提醒他，“我们不能控制记者报道的内容。”
“我们可以。”埃伯格望向窗外，“如果我们少提供一些消息，他们就没什么可写。不幸的是我们提供了太多。”他停了一下。“至少有人提供了太多。”
我不确定埃伯格的目的是什么，但他攻击的目标绝对直指向我。
他继续道：“我们讨论过的骇人听闻的细节——那些走漏的消息，都变成了巨细靡遗的新闻报道，成为巨幅标题。根据专家弗特西斯医生的意见，这些渲染的报道令凶手兴奋，带给他极大的压力，很可能因此促使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度下手。谋杀的欲望再度上升，激发他再去找一个被害人，不然无法舒解这种压力。你知道，塞西尔·泰勒的被杀与洛丽·彼得森之间只不过隔了一个星期——”
“你同本顿·韦斯利讨论过这个吗？”我插了一句。
“没这必要。我与他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的同事舒斯林谈过了，他在这方面很有名，出版过很多着作。”
谢天谢地。如果几小时前我就知道这件事，却没告诉坐在我会议室里的韦斯利，那我一定感到不安。我想他会像我一样愤怒。局长自行插足调查，绕过我、韦斯利和马里诺，把这些案子抓在自己手里。
“这些经由闲话或走漏消息造成的耸动新闻，”埃伯格继续说，“以及由于九一一处置不当，市政府要负法律责任的可能性，都使得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斯卡佩塔医生。从现在开始，与警方有关的消息，将经过诺曼或比尔发布，你的办公室不能发表任何新闻，除非是由我来发布。我这样说够清楚了吧？”
我的办公室从没惹过任何麻烦，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从未招惹媒体注意，我发布新闻时一向非常小心。
如果记者得知原来应由我的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如今将由局长来处理，他们会怎么想？其他人又会怎么想？在弗吉尼亚州四十二年的法医体制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要我闭口会让别人以为我不值得信任，所以不再有权责。
我环顾四周，但没有人直视我。鲍尔斯紧闭嘴唇，视若无睹地研究他的咖啡杯。他拒绝给我一个安慰性的微笑。
埃伯格再度参阅他的笔记。“最糟糕的是艾比·特恩布尔，这不是第一次了。她不是因为闲坐在那里而得奖的。”他转向我，“你们认识吗？”
“她很少越过我秘书那一关。”
“嗯。”他随手翻到另一页。
“她很危险，”坦纳自行发言，“《时报》是全国最大的连锁报之一，他们有自己的通讯网。”
“嗯，无疑，特恩布尔小姐对我们伤害最大。其他记者只是重复她的发现，在广播中把旧闻踢来踢去。”鲍尔斯缓慢地说出意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