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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上帝！”我闷哼一声。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她撕开一包消毒棉花棒，拿出一根，用水蘸湿，轻轻将棉花棒滚过玻璃片上的样本，接着以相同的方法依次采样——一共有三片。之后她用采好样的棉花棒去擦白色滤纸上的小圆圈。
她拿出滴管，开始熟练地在滤纸上滴磷酸萘，再滴快蓝B盐。我们瞪着滤纸，等待它们变成紫色。
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洼湿湿的小痕迹在折磨着我。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反应，但我还是继续瞪着，好像我可以凭意志力让它们起反应，以证实有精子的存在。我真希望相信这是多出来的一组样本，而我的确采集了两组洛丽的证据，只是不记得了。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外，我愿意相信任何事。
这些玻片上的样本不是洛丽·彼得森的。不可能。
贝蒂面无表情的脸告诉我她也在担忧，只是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摇摇头。
她被迫下结论。“那么，这些不像是从洛丽的案子来的。”她停了一下，“当然，我会尽力去分类，看有没有别的因素。”
“拜托你了。”我深吸一口气。
她再度试着安慰我。“我从凶手体液中分离出来的液体与洛丽的血液样本一致。你不需要担心。我一点也不怀疑第一次送来的证据……”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律师会乐歪嘴。上帝！他们一定高兴死了。他们会激起陪审团的疑心，让他们怀疑所有样本，甚至怀疑试管里装的是不是洛丽的血液。他们会质疑所有送到纽约作DNA检验的样本。谁能保证那不是从其他尸体上采来的？
我以几近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我们那天有六个案子，贝蒂。其中三个需要采证，都可能是强奸。”
“全是女人？”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星期三晚上，比尔在神经紧绷、舌头又被酒精麻痹时所说的话深深烙在我心上。如果我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将对案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只是洛丽的案子会受影响，所有案子都会。我无法假装这个夹子不存在，而它的存在让我不能在法庭坦然发誓所有的证据都一致。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贝蒂跟我同时望向门口，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麻木地瞪着他。
“让我带这组证据到范德那里去。说不定是你把它留在冰箱，但也许不是你。”
在我会意之前，一种可能有事发生的感觉流遍全身。
“什么？”我问，好像他疯了，“别人？”
他耸耸肩。“我只是建议你考虑所有可能性。”
“谁？”
“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这人必须进入解剖室，还得用到冰箱。而且这档案上有标签……”
那标签！我想起来了。洛丽经解剖后，有些标签没用到，剩下的标签归在她案子的卷宗里。除了我，还有埃伯格、坦纳与比尔曾经看过她的档案。
那三个男人星期一晚上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前门已经用链条锁了起来。他们三人都是从停尸间出去的。埃伯格与坦纳先走，比尔稍晚离开。
解剖室锁起来了，但冷冻室并没有。我们必须让它开着，以便下班后，殡仪馆与急救人员可以把尸体送来。冷冻室有两扇门，一扇对着走廊，一扇可以进入解剖室。他们之间有人从冷冻室进入了解剖室？在第一张桌子旁的架子上有一堆采证袋，温格总是把它放满，供应齐全。
我打电话给罗丝，要她开启我桌子的抽屉，打开洛丽·彼得森的卷宗。
“里面应该有些证据标签。”我告诉罗丝。
在她检查的时候，我试着回忆。应该有六个或七个剩下来的标签。这并不表示我没有采集很多样本，而是我采了太多……比平常几乎多出一倍。我用电脑印出了两份标签。剩下的标签应该是标示心、肺、肾脏和其他内脏，另外还多了一个可以贴在采证袋的外面。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回来了，“标签还在。”
“有多少？”
“我看看。五个。”
“贴什么的？”
“心、肺、脾、胆与肝。”
“就只这些？”
“是的。”
“你确定没有一个是贴在采证袋外面的？”
她停了一会儿。“我确定，只有五个。”
马里诺说：“你在这个采证袋上贴标签，那么你的指纹应该就在上面，对不对？”
“如果她戴了手套就不会有指纹。”贝蒂说，她一脸愁容地旁观。
“我贴标签时通常并不戴手套。”我喃喃道，“手套上都是血，通常是这样。”
马里诺平板地继续：“哦，所以你并没有戴手套，而文蛤……”
“温格，”我恼怒地说，“他的名字是温格！”
“管他叫什么。”马里诺转身就走，“我是说你的手碰了采证袋，所以你的指纹会在上面。”他从走廊加了一句，“但其他人的指纹说不定不该在上面。”
第十章
没有人碰过。硬纸夹上唯一可以辨识的指纹是我的。
上面有一些污渍——此外还有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我惊讶到完全忘记我来找范德的理由。
他用激光翻来覆去地照那个夹子，硬纸发亮，有如夜空中的小星星。
“太不可思议！”这是他第三次表示惊讶。
“那些东西一定是从我手上来的。”我难以置信地说，“温格戴了手套，贝蒂也是。”
范德打开头上的灯，然后大摇其头：“如果你是男人，我会建议警察把你带回去问话。”
“我也不能怪你。”
他脸色凝重。“重新想一想你今早做了些什么，凯。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残留的物质是从你那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对那些勒杀案和发光物质所作的假设——”
“不，”我插口道，“不可能是我把那些物质留在尸体上，尼尔斯。我在验尸时一直戴着手套。当温格发现采证袋时，我脱了手套，我是光着手碰那个硬纸夹。”
他坚持道：“你用的发胶、化妆品呢？任何你常用的东西？”
“不可能。”我又说了一遍，“我们检查其他尸体时，并没有发现这种残余物。它只出现在这些勒杀案中。”
“有道理。”
我们想了一会儿。
“处理这些档案时，温格和贝蒂他们戴了手套？”他要百分之百确定。
“是，他们戴了，所以没有他们的指纹。”
“因此这些残余物不该是来自他们手上？”
“一定是从我这里。除非有其他人碰过。”
“有人把它放在冷冻室，你还在想这种可能性。”范德一脸怀疑，“这上面只有你的指纹，凯。”
“但那些污渍，尼尔斯。任何人都可能留下污渍。”
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我知道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问：“你上楼前在做什么？”
“检验一个撞死人后逃逸的案子。”
“然后呢？”
“然后温格拿着那个夹子过来，我立刻拿去给贝蒂。”
他轻描淡写地看了我满是血迹的罩袍一眼。“你在验尸时戴了手套。”
“当然，温格拿夹子过来时我才脱掉的，我已经解释过了……”
“手套里有一层滑石粉。”
“我不认为是滑石粉造成的。”
“可能不是，但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
我下楼去解剖室拿来一副同类的橡胶手套。几分钟后，范德撕开封袋，把手套内层翻出来，然后用激光去照。
一点光也没有。滑石粉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不认为它会。过去我们从那些被杀女人的现场找了多种爽身粉，希望能找出那种发光的物质。那些以滑石粉做基底的爽身粉并没有任何反应。
范德再次将灯打开，我一边吸烟一边思考，重想从温格给我看那档案夹到我去范德办公室的每一个步骤。温格拿着采证袋进来时，我正埋首于心脏血管中。我放下手术刀，脱去手套，打开档案夹看里面的玻片样本。我走到水槽边，匆匆洗了手，用纸巾擦干。接下来我上楼去看贝蒂，我有没有碰到她检验室里的东西？我不记得我碰了。
只有一样东西值得注意。“我在楼下曾用肥皂洗手，会不会是那肥皂？”
“不太可能。”范德立刻接口，“特别是你已经冲掉了。如果你平常用那种肥皂洗手之后，还会有发光反应，那么我们每天碰过的尸体与衣服上应该到处都有那种发亮的物质。我很确定那种残余物是粉状，某种粉末。你在楼下用的是消毒剂，液体的，对不对？”
没错，但不是我那次用的；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没有到更衣室去用水槽边的粉红色消毒剂。我去了最近的水槽，就在解剖室，那里有一个金属容器，里面放着整栋大楼通用的粗粒灰色肥皂粉。它很便宜，州政府一次买一大堆。我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既没有味道也不易溶解或起泡沫，用起来好像湿沙一样。
走廊的尽头有间女盥洗室，我去那里抓了一把灰色粉末。关灯后范德再次开启激光。
肥皂发出的光宛如耀眼的白色霓虹。
“见鬼了……”
范德非常兴奋。我的感觉与他并不完全相同。我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在这些尸体上发现的残余物来自何方。但我从未想到，就是在我最无稽的幻想里，也没有想到这种物质在办公大楼的每间盥洗室里都能找到。
我还是不相信。这些残余物真是从我手上来的吗？如果不是呢？
我们着手做各种实验。
火药专家经常进行一连串检查以确定开枪的距离与弹道。范德与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洗手测验。我们想知道到底要冲洗到什么程度，那种残余物才不会在激光下显现。
他拿那种肥皂粉用力搓手、冲洗，然后小心地用纸巾擦干。他的手在激光下只发光了一两次。我试着重新洗手，与我在楼下的洗法完全一样。结果在台面和范德罩袍的袖子上，任何我碰到的东西上都有一些闪光。显然，我碰到的东西越多，我手上的闪光越少。
我回到女盥洗室，拿来一整咖啡杯肥皂粉，我们洗了又洗，一次又一次开灯、关灯、激光照射，最后，整个水槽区域就像入夜后从空中看到的里士满景观。
一个饶有意味的情况变得很明显：我们洗手又擦干的次数越多，闪光就越亮。我们的指甲下、手腕上、袖口上，最后我们的衣服上也有，就连我们的头发、面部，脖子，任何我们碰过的地方都有。经过四十五分钟数十次的洗手实验，范德与我在普通光下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在激光下，我们身上好像撒满了圣诞节的小亮片。
“狗屎！”他在黑暗中大叫一声，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脏话。“你看看这玩意儿，那家伙一定有洁癖。他能留下那么多残余物，一定每天洗手洗上二十次。”
“如果这种肥皂粉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提醒他。
“当然，当然。”
我希望楼上的检验专家能够神奇地找出答案。但我想即使是他们或任何人，都无法确定档案夹上的残余物原先来自哪里，以及那个夹子怎么会进入冷冻室。
有个焦虑的声音在心中啃噬着我。
你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犯了错误。我责备自己不能面对事实：你在那采证袋上贴错了标签，而那些残余物来自你的双手。
但如果不是呢？如果这中间有险恶的隐情呢？我静静地和自己辩论。如果有人出于恶意把那采证袋放进冷冻室，如果那些发光的物质来自那个人的手，而不是我的手呢？这样的脑中对答很古怪，好像我的想象力发了狂。
到目前为止，那四个女人的尸体上都发现了相似的残余物。
我知道温格、贝蒂、范德与我都曾经碰过那个夹子。其他可能碰过的人是坦纳、埃伯格与比尔。
他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星期一下午发生的事缓缓在我的记忆里回放，我觉得很不对劲而且毛骨悚然。在我们与埃伯格、坦纳开会时，比尔似乎很遥远。他无法正视我，就连之后他们在我的会议室看那些档案时，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卷宗从比尔膝上滑落，乱七八糟地跌落在地板上。坦纳很快表示要帮忙，他的善意是不经思考的反应。不过比尔捡了起来，而里面有那些剩下的标签。他与坦纳把所有文件照案子分类。要撕开一张标签滑进口袋简直太容易了……
后来埃伯格与坦纳一起离开，但比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在玛格丽特的办公室里谈了十到十五分钟。他深情地说，只要几杯酒和共度一个晚上，就会舒缓我的神经。
我回家前他早走了。他离开大楼时孤身一人，没有人看见他。
我把那样的景象赶出脑子，拒绝再想。这太过分了，我一定疯了，比尔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何必做这种事？我想不出如果他出手破坏会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