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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前他早走了。他离开大楼时孤身一人，没有人看见他。
我把那样的景象赶出脑子，拒绝再想。这太过分了，我一定疯了，比尔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何必做这种事？我想不出如果他出手破坏会有什么好处。贴错标签的样本对他上庭起诉只会有坏处，他这样做不只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简直就像在自杀。
你想怪在别人身上，因为你还是不承认可能是你坏了事。
这些勒杀案是我工作以来最困难的案子，我满心恐惧，怕自己太过投入。或许我已经无法理性而有条理地办事，说不定我出了纰漏而不自知。
范德说：“我们必须查出这玩意儿是由什么合成的。”
我们像谨慎的顾客，需要有一盒肥皂粉并仔细阅读它的成分。
“我去女盥洗室。”
“我去男的。”
没想到得来不易。
我在整座大楼的女盥洗室进进出出都找不到后，终于学聪明了，去找温格。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装停尸间的肥皂瓶。他指点我到一楼门房的柜子里去找，那地方与我的办公室只隔几扇门。就在最上一层，一叠抹布旁边有一个灰色的大盒子，上面印着“硼砂洗手肥皂”。
主要成分就是硼砂。
我迅速查阅化学参考书，终于发现了这种肥皂粉会像节庆灯火般辉煌闪亮的原因。硼砂是硼化合物，一种结晶物质，高温时会像金属般导电。它的工业用途为制陶、特殊玻璃、洗洁剂、消毒剂、研磨剂，甚至火箭燃料。
讽刺的是全世界大部分硼砂均产自死谷。
星期五来了又去，马里诺并没有打电话来。
第二天七点钟，我在大楼后面停好车，开始不安地检查有谁已经到了停尸间。
其实毋庸多想，我就该知道。如果出事，我会是最早接到通知的人之一。所有签到的人都在我意料之中，但那种寂静好像是不祥之兆。
我驱除不了那种凶杀案再度发生、又有个女人在等我验尸的感觉。我一直在等待马里诺报恶讯的电话。
七点半范德从家中来电。
“有没有事？”他问。
“如果有，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
“我会守在电话边。”
激光放在他楼上实验室的推车上，必要时可以随时推进X光间。我预定了第一个解剖桌。昨天傍晚温格把桌子擦洗得有如镜子般发亮。旁边有两个推车，上面放好了所有可能用到的手术器具，以及采集证据的盒子与装备。桌子与推车都还没人用过。
我的案子不多。有个人在费德瑞克斯过量使用可卡因致死，还有人在詹姆斯敦意外溺死。
接近中午时只有温格与我在一起，我们一步步结束今天上午的工作。
他的球鞋在湿瓷砖上发出叽嘎之声。他把拖把靠墙放好，对我说：“据说昨晚有上百名警察加班巡夜。”
我继续填写死亡证明。“希望这样能生效。”
“如果我是那家伙，就有效。”他开始冲洗血淋淋的解剖桌，“除非他疯了才会露面。有个警察告诉我，他们在街上拦下所有的人。他们看你深夜还在外面游荡就会盘查你。假如看到你的车深夜还停在外面，就记下车牌号码。”
“哪个警察？”我抬头看他。今天我们没有里士满的案子，也没有里士满的警察来这里。“哪个警察告诉你的？”
“和溺死的那个一块来的警察。”
“从詹姆斯敦来的？他怎么知道昨晚里士满发生了什么？”
温格好奇地看着我。“他的兄弟是这里的警察。”
我转过头去，不想让他看到我在生气。太多的人在讲东讲西。有个警察的兄弟刚好是里士满的警察，然后他就自自然然地告诉温格这个陌生人这些？他们还说了些什么？闲话太多了，多得数不清，就连很普通的谈话我也会听出另一番意思，接着得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开始疑神疑鬼。
温格接着说：“我觉得那家伙躲起来了。他暂时不干，等事情平静下来。”他停住，水声像敲鼓似的落在桌面。“要不然他昨晚还是杀人了，只是还没被人发现。”
我没有说话，恼怒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谁知道？”他的声音被水声淹没，“很难相信他居然还会试。照我看，太危险了。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理论，这类凶手过了一段时间后越变越大胆。他们喜欢向人挑衅，但其实他们希望被人逮到。他们似乎无法控制自己，于是祈求别人阻止……”
“温格……”我发出警告声。
他好像没听到，又继续说：“一定是有毛病，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确定这一点。也许他希望有人能够拯救他——”
“温格！”我提高音调，猛然旋转椅子面对他。他关水的动作晚了一步，我话已出口，在那空洞静止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不希望被抓！”
他的嘴唇惊讶地张开，我尖锐的反应把他吓了一跳。“嗯。我不是有意惹你生气，斯卡佩塔医生……”
“我没有生气，”我回应道，“但那类杂种并不想被人抓到，嗯？他有反社会倾向，而且很邪恶，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想做，对吗？”
安静的室内只听见他的鞋子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缓缓从水槽里拿出海绵，开始擦拭桌子侧面，不再看我一眼。
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无比受挫。
他只顾清洗，不再理我。
我觉得很难过。“温格？”我稍微让椅子后移，再次叫他，“温格？”他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我轻碰他的手臂，说道：“对不起。我没有理由对你发脾气。”
“没关系。”他眼里的不安让我紧张起来。“我知道你很不好过。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都快让我发疯了，你知道。我坐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可以帮上什么忙。你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只是希望我能帮上忙……”
原来是这样！我不仅伤害了他的感情，还让他更加担忧。他在为我担心，他知道我最近像变了一个人，紧张的神经几乎要绷裂。说不定其他人也都看出来了。消息的走漏，电脑的侵入、贴错标签的玻片标本……也许哪天我被指为无能时，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惊讶。
“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人们会说，“她崩溃了。”
别的不说，我睡不着。即使试着放松，心神仍像关不掉的机器。它不断搅动，直到我的脑子过热，神经像高压电线般嗡嗡作响。
为了振奋露西的心情，昨晚我带她出去吃晚饭，看电影。在餐馆和戏院，我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传呼器发出呼啸，又不断检查电池有没有电。我就是无法相信会平安无事。
下午三点我口述了两个验尸报告，又解决了一叠报告。正当我要进电梯时，电话铃响了。我奔回办公室，一把抓起听筒。
是比尔。
“我们还是照原计划见面吗？”
我不能说不。“我希望能看到你，”我用言不由衷的热烈语气答道，“不过我不确定我们在一起的事还值不值得你写信回家报告。”
“我不提就是了。”
我离开了办公室。
又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只是更炎热，大楼周围的草地好像要烤干了。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听广播说，如果再不下雨，将会损害西红柿的收成。今年春天的气候变化很大，同往年不同，一连多日风大且阳光普照。忽然之间，一大片乌云像大军压境般从天边掩杀过来，阵阵闪电把城里各处的电源切断，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就像对一个焦渴的人迎面泼下一桶水——水流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喝上一口。
有时我会惊叹于天气与人生际遇的相似。我与比尔间的关系仿佛就像天气的变化。他的强势进军不是没有某种力量之美，但我想要的是温存的雨水，静静滋润我寂寞的心。我期盼今晚能看到他，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见他。
他如常在五点整开车到来。
“是好事，但又是坏事。”我们在后院的阳台点火烤肉时，他说。
“坏事？”我问，“我不相信你当真的，比尔。”
太阳已西斜，气温还是很高，云层从夕阳前飘过，使得大地时暗时亮。风开始加速，空气里隐含着变化。
他用袖子擦抹额头，眨眼看我。一阵大风将枝叶吹得乱颤，一张纸巾随风在阳台上乱窜。“我说坏事的意思，凯，是他可能已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离开闷烧着的炭火，啜起啤酒。我不能忍受凶手已经离开这一可能性，他得待在这里。至少我们熟悉他所做的事。我担心万一他到其他城市去作案，那里的警探与法医并没有我们的经验。而以往几次区域联合侦查的案例到最后都搞砸了。警察有强烈的地盘观念，每个调查员都想由自己来拘捕要犯，而且自认为比其他人都强。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某个案子是属于他的。
我想我也免不了会有这种占有欲。那些被害人成了我的责任，她们对司法的唯一期望就是将凶手缉捕归案，起诉判刑。如果凶手在其他地方被捕，就可能不在这里受审。我不能忍受那种可能性。这些在里士满惨遭杀害的女人结果只算凶手的习作、他的热身运动，她们的死一无价值，而我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
比尔在炭上浇了更多助燃剂，然后离开火，看着我。他的脸热得发红。“你的电脑怎么样？”他问，“有没有进展？”
我迟疑了一下。我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必要。比尔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遵照埃伯格的指示改变密码，或采取任何处置来“保卫”我的资料。上星期一比尔就站在我旁边，看我将电脑设定在响应模式又开了回显，好像在邀请那个侵入者再度光临。我的意图也正是如此。
“不像有人进去过，如果你是问这个。”
“有意思，”他在深思，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不过却没道理。你不是认为这个人是想获得洛丽·彼得森的资料吗？”
“不在电脑里面。”我提醒他，“这些案子还在侦查期间，我们不会输入新的数据。”
“所以这个案子不在电脑里。但除非她去查，否则她怎么会知道？”
“她？”
“她，他……不论是谁。”
“她——他——不论是谁第一次去查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洛丽的资料。”
“但仍旧没道理，凯。”他坚持，“其实说起来，那个人上次去查就很奇怪。任何对电脑的数据输入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那样做。他会想到星期六刚刚验尸，数据不会在星期一就已输入办公室的电脑。”
“不去试，不会有结果。”我喃喃地说。
比尔在一旁显得很焦躁。夜色怡人，但我就是不能放松。
足足有一英寸厚的牛排在厨房里腌着，桌面上有瓶红酒在等着。露西正动手做色拉。她母亲及其插画家丈夫不知跑去了哪里，音信全无，但露西的心情很不错，好像十分满意。在她的幻想里，她开始相信她永远不需要离开这里，并且表示如果鲍尔斯先生与我结婚，那该有多好。她的想法让我很不安。
迟早我得戳破她的美梦，逼迫她回到冰冷的现实：她母亲回到迈阿密后她就得回家，而比尔与我永远不会结婚。
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行径，像我们初识时一般。他正在沉思，两眼瞪着炭火，双手不经心地握住啤酒罐，手臂和腿上的汗毛像阳光下的花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热气与烟雾，这情形仿佛是我们渐行渐远的象征。
为什么他太太用他的枪自杀？只是因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或是她想借此惩罚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
他太太坐在床上，一枪射进自己的胸膛。那个星期一早上，他们做过爱，但就在几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后，她扣了扳机。她的采样里测出精子。我在现场检查她时，还可以在她身上闻到那股气味。比尔离家工作时，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凯……”
我涣散的眼神逐渐集中。比尔在瞪着我。“你的心去了哪里？”他问，一条手臂围住我的腰，他的呼气喷上我的脸颊，“我也可以去吗？”
“我只是在思考。”
“想什么？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想办公室……”
我说了出来。“比尔，那天你、坦纳与埃伯格在看的那些档案里，有个案子少了些文件……”
他抚摸我后背的手停了下来。我可以感到他的手指在愤怒地加压。“什么文件？”
“我并不确定。”我紧张地回答。我不敢说得太清楚，不敢提在洛丽·彼得森的卷宗里丢了些采证时用的标签。“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刚好注意到有人无意间捡到——”
他突然抽手，抱怨脱口而出：“哼，今晚你就不能不去想那些该死的案子吗？”
“比尔……”
“够了，可以吗？”他将双手插进短裤口袋，不看我，“上帝！凯，你要逼得我发疯。她们死了，那些女人死了，死透了，但你和我还活着。人生得继续向前，至少理论上如此，如果你还继续日日夜夜放不开这些案子，迟早会遭殃，我们都会有事。”
但整个晚上，当比尔与露西在饭桌上闲谈时，我的耳朵一直专注在电话上面。我期待它会响，我等着马里诺打来。
清晨，铃声响起时，大雨敲打着房子。我睡得很不安稳，断断续续的梦充满焦虑。
我摸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