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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
“嗯。”
和里士满大多数公共建筑一样，警察总部灰蒙蒙的，简直与水泥人行道毫无二致。那种丑恶的平淡还点缀着飘扬在蓝天下的鲜明国旗与州旗。马里诺从大楼后面开进去，停在一排没有标志的警车之中。
我们进入走廊，走过玻璃包围的询问台。穿着深蓝制服的警察对马里诺微笑致意，对我则招呼一声“大夫”。我瞟了一眼身上的西装，幸好我记得脱了检验室的罩袍。我一天到晚穿习惯了，有时根本忘记脱下来。偶尔我不小心穿着它出了办公大楼，就觉得像穿了睡衣出门一般。
我们经过公告栏，上面贴满了对儿童性骚扰的罪犯、金光党和其他各种恶棍的画像，还有里士满十大通缉要犯的照片。有些像中人居然还在微笑。他们上了这个城市的名人榜。
我跟着马里诺走下一段昏暗的楼梯，脚步踏在金属阶梯上，发出空洞的声响。我们在一扇门前停下。他透过一扇小玻璃窗向内看，对里面的人打了个手势。
门自动开启。
这是无线电通讯室，一个挤满桌子、塞满电话和电脑的地窟。玻璃墙外另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整屋调度员，对他们来说，整个城市就像他们的电动玩具。九一一接线生好奇地看着我们，有些人在忙着接电话，有些人则在聊天抽烟，原本戴在头上的耳机摘下来挂在脖子上。
马里诺带我走到一个角落，那里的架子上挤满了一个个装了大卷录音带的盒子，每个盒子按日期标明。他伸手从那一排排录音带里逐一抽出五卷，每卷包括一周的记录。
他把录音带放在我的胳膊上，慢吞吞地说：“圣诞快乐。”
“什么？”我看着他，好像他疯了。
“嘿。”他拿出香烟。“我呢，我要去比萨店了。那里也有录音机。”他一屈指，指向玻璃后调度员的房间，“你可以在那里听，也可以带回你的办公室。如果是我，我会把它们带出这个动物园，但别说是我告诉你的。照规矩你不可以带出去。等你听完，请直接交给我。”
我开始头痛。
接着他带我去一个小房间，里面的激光打印机正在源源不断地吐出报表纸。拖在地上的纸已经有两英尺长了。
“我们离开你办公室前，我找了几个家伙来。”他简单地解释，“让他们打印出过去两个月所有在电脑里的数据。”
上帝！
“地址和所有数据都在上面。”他平板的棕色眼睛看我一眼，“你必须看打印出来的数据，才能知道当电话打进来时，屏幕上出现了什么。如果没有地址，你无法知道拨这些电话的是谁，以及为了什么。”
“难道我们不能只打印出需要的数据？”我忍不住恼火地问。
“你对主机熟不熟？”
当然不熟。
他四处看看。“这里没人会搞主机。楼上有个专门弄电脑的，不过现在他正在海滩逍遥。我们不能去找其他专家，除非整个系统都崩溃了。如果叫人来修，一小时要被敲掉七十块。就算警方愿意跟你合作，那些家伙也不知要多久才会办好手续。如果你走运，那个电脑专家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会到，甚至可能是星期一，下星期某天。所以，大夫，你看，你已经够走运了，我居然找得到人会按打印键。”
我们站在房间里足足有半小时。打印机终于停了，马里诺将纸一把撕下。地上那一堆足有三英尺高，他找了一个报表纸的盒子放进去。当他拿起来时闷哼了一声。
我跟着他走出无线电通讯室。他转过头跟一个长得不错的黑人通讯员说：“如果你看到柯克，替我捎句话。”
“没问题。”对方打个哈欠，回答。
“告诉他不准再开那种十八轮大卡车，他不是在演电视剧。”
那个通讯员笑了，笑声听起来就像艾迪·墨菲。
接下来的一天半我连衣服都没换，穿着尼龙运动衣、戴着耳机躲在家中。
柏莎简直就是天使下凡，她带露西出去玩了一整天。
我不进城里的办公室，因为那里不断有人来打搅，而我正在同时间赛跑，希望在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的那几个小时前能有所发现。我坚信他一定会再次下手。
我与罗丝联系了两次。她说从我和马里诺离开后，埃伯格已经找了我四次。局长命令我立刻去见他，向他解释昨天早报的头条新闻是怎么回事。用他的话说，这次新闻的走漏“最新、最惊人”。他要DNA报告和备有“最新证据”的报告立刻送过去。他气愤不已，居然亲自打电话来威胁罗丝，但罗丝也不是好惹的。
“你跟他说什么？”我诧异地问她。
“我告诉他，我已在你的桌上留了言。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立刻为他接通你，就要炒我鱿鱼，我告诉他没问题，我从来没有告过任何人……”
“你不是说真的吧？”
“绝不是开玩笑。如果这个讨厌鬼另外还有个脑袋的话，它会嘎嘎响。”
我的电话留言机已经打开。如果埃伯格打电话到我家，只能和我的机器耳朵打交道。
这些录音带就像重重噩梦。每卷带子有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当然带子并没有那样长的时数，每小时通常只有三或四个为时两分钟的电话，时间长短视九一一的忙碌程度而定。我的问题是要找出凶杀案发生后报案的确切时间。如果不耐心听，就可能错过一段，必须再回头。如此—来顺序大乱，反而更糟。而且这些电话实在让人沮丧。有些心理失常的人打电话来报告他们的身体被外星人占领，有些人醉得昏天黑地，还有些人的配偶因心脏病或中风刚刚倒地。有很多车祸，有人要自杀，有人偷东西，吠声扰人的狗，喧哗的唱机，还有人误把爆竹声、车胎爆裂声当成枪声而报案。
我听一段，跳一段。到现在为止，我找到了三通电话。布兰达、汉娜，现在是洛丽。我倒回带子，找到就在她遇害前打的那通被掐断的九一一电话。打进的时间是六月七号星期六凌晨零点四十九分整，在录音带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只是接线生清脆的声音“九一一”。
我折起一页又一页的长串报表纸，直到发现该次通话记录。洛丽的地址出现在九一一的屏幕上，她的家列在洛丽·彼得森名下。接线生将她列为第四优先，然后交给在玻璃墙后的调度员。三十九分钟后，二一一号巡警接到电话，六分钟后开车到她家，之后又赶去处理一桩家庭纠纷。
一点五十七分，彼得森家的地址再次出现，此时与那通中断的九一一电话整整隔了六十八分钟。马特·彼得森发现他太太的尸体。我联想到要是他那晚没有彩排，要是他早一点到家，早上一小时、一个半小时……
录音带发出咔嗒一声。
“九一一。”
急促的喘气声。“我太太！”惊慌声。“有人杀了我太太！请快来！”大叫声。“噢，上帝啊！有人杀了她！快，快点来！”
他歇斯底里的声音让我不能动弹。彼得森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当接线生问他屏幕上的地址对不对时，他也记不起他家的地址。
我停下录音带，迅速计算了一下。第一次去的警察用灯照过他们家的前面，觉得没问题，二十九分钟后彼得森回到家。被打断的九一一电话在零点四十九分。警察终于到来是在一点三十四分。
中间有四十五分钟。凶手折磨洛丽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
一点三十四分，凶手已经离开，卧室的灯已灭。如果他还在，灯一定开着。我很确定这一点。我不认为他在黑暗中可以找到电线，并且绑那种复杂的套索。
他是个虐待狂。他故意让被害人看到他的脸，特别当他戴了面具时。他要被害人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迫使她陷于不可言喻的恐惧中……看他环顾四处，割断电线，开始捆绑她……
杀人后，他平静地关灯，从浴室的窗户爬出，可能就在巡逻车开过前不久。半小时不到，彼得森走了进来，那股像垃圾般的体臭还在空气中浮荡。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同一辆警车去过这三个案子的现场。失望之下，我简直没力气再继续进行。
我听到前门打开的声音，就此停工休息。柏莎和露西回来了。她们一五一十地向我报告，我打起精神微笑倾听。露西疲倦极了。
“我的肚子痛死了。”她可怜巴巴地呻吟。
“当然了，”柏莎说，“我告诉你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棉花糖、玉米皮热狗……”她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给露西喝了鸡汤，送她上床。
我回到书房，不情愿地再次戴上耳机。
我好像抽离了世界，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九一一”，“九一一”。这声音一遍又一遍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刚过十点，我已累得头脑迟钝。我呆呆地回转录音带，想找出佩蒂·刘易斯的尸体被人发现时打进来的电话。我一边听，—边将眼睛转向放在膝盖上的电脑报表纸，但眼神空洞，视若无睹。
塞西尔·泰勒的地址出现在—张报表纸的中间，上面记着五月十二号，晚上九点二十三分。
不对！直到五月三十一号她才被谋杀。她的地址不该出现在这张报表纸上，也不该在这卷录音带上。
我把录音带每隔几分钟便停上一停地倒带，足足找了二十分钟才找到。我把那段录音听了三遍，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九点二十三分，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九一一。”
停了一下，一个温柔、很有教养但很惊讶的女人声音应道：“噢，对不起。”
“请问有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的笑声。“我要找询问台。很抱歉。”又一声笑，“我想我把四摁成九了。”
“嗨，没问题。太好了。知道你没出事，就是最好的事。”愉悦的声音又加了一句，“祝你晚安。”
沉默。咔嗒一声，录音带又继续下去。
在报表纸上，那个被谋杀的黑人女子的地址简单地列在名字下面：塞西尔·泰勒。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喃喃道，胃立刻抽紧。
布兰达·史代普发生车祸时曾报过警。洛丽·彼得森的丈夫也曾说过，洛丽报过警。她以为有小偷，结果只是小猫爬进了垃圾箱。艾比·特恩布尔曾报过警，因为她发现有个坐在黑色车里的男人在跟踪她。而塞西尔·泰勒打错了，她不是要打电话报警，只是打错了号码。
她原该打四一一，但她打了九一一。
一个错误的号码。
五个女人中有四个打过九一一。所有电话都从她们家里打出，每个地址都立刻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如果地址列在女人名下，接线生通常知道她们是独居。
我跑进厨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跑进厨房，书房里明明也有电话。
我发疯似的戳出重案组的电话号码。
马里诺不在。
“我需要他家的电话号码。”
“很抱歉，我们不能给你。”
“该死！我是斯卡佩塔医生，首席法医！给我他的号码！”
对方吓了一跳。不论那个警察是谁，他开始连声道歉，并报出号码。
我立即拨号。
“谢天谢地！”听到马里诺的声音后，我兴奋地说。
“有这种事？”他听我一口气说完才开口，“当然，我去查，大夫。”
“难道你不认为你该马上赶到无线电通讯室去看那畜生在不在吗？”我扯着喉咙尖叫。
“那家伙说了什么？你认出了他的声音？”
“我当然认不出。”
“他到底对塞西尔·泰勒说了什么？”
“你自己听。”我奔回去倒带，拔掉耳机，调高音量。“你听出是谁了吗？”我再拿起电话。
马里诺没有回答。
“你听见没有？”我大声说。
“嗨，冷静点，大夫。今天大家都很累了。你收好录音带，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查。”
他挂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瞪着手上的听筒，直到电话里不再有铃声，一个机器的声音传出：“如果你要打电话，请挂上听筒再试一遍……”
我查了前门，确定防盗系统已开启后才上楼。我的卧室在走廊尽头，可以看到后面的树林。玻璃窗后，萤火虫在漆黑中闪烁，我神经紧张地拉下百叶窗。
柏莎有种不合理的念头。不管有没有人在屋内，她都认为该让阳光射进来。“杀菌呀，凯医生。”她会这样说。
“地毯和沙发都要退色了。”我会这样回答。
但她仍自行其是。我讨厌在天黑后上楼时发现百叶窗开着。我总是先关窗再开灯，即使外面有人想看也看不到我。但今天我忘了。我也懒得脱掉运动衣，就拿它当睡衣吧。
我站在衣橱间的小凳子上，抽出那个罗克玻特牌球鞋的鞋盒。我打开盒盖，拿出点三八，放在枕头下。
我担忧得像快要生病了。我怕我会在幽暗的凌晨被叫醒，然后忍不住对马里诺破口大骂：“你这个大笨蛋！我告诉过你了！”
那个不能动弹的大傻瓜现在在干什么？我关上灯，用被子遮住耳朵。他可能在喝啤酒、看电视。
我又坐起来打开灯。床边桌上的电话在压迫着我，我想不出可以打给谁。如果我打电话给韦斯利，他还是会去找马里诺。如果我打电话给重案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