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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住脚观赏着他的塌鼻子和一只像肉饼似的耳朵。
“什么事？”
“你就别管什么事了，只要你别惹麻烦，就什么事也没有。”他的手向没有系扣的上衣扣眼那儿摸过去。
“我身上可有警察味儿。”我说，“我已经累得不能说话，累得不想吃东西，累得连脑子都不能动了。但是，如果你认为我还不至于累到连艾迪·马尔斯的命令都不能服从的话——那就趁我还没把你那只好耳朵打掉之前，先把你的家伙亮出来吧。”
“扯淡。你没带着枪。”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对黑色的钢丝般的眉毛锁在一起，嘴角也耷拉下来。
“那会儿没带，没准这会儿带上了。”我对他说，“我倒也不是老那样赤手空拳的。”
他挥了挥左手：“那好吧，你赢了。他没让我动家伙。他马上就会给你来个信儿的。”
“现在可不是时候。”我说。当他从我身旁走过向大门走去时，我慢慢转过身去。他打开门，头也没回就出去了。我对自己的傻劲儿感到好笑。我朝着电梯走去，上楼回到了我的房间。我把卡门的小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冲它笑了笑。然后我仔细擦拭了一遍，上了油，把它包在一块法兰绒布里锁了起来。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着喝着电话铃就响了。我在放电话的桌边坐下来。
“听说你今天晚上露了一手儿啊。”艾迪·马尔斯的声音说。
“放肆、傲慢、顽固，浑身还长满了刺儿。我能为你出点什么力？”
“警察们到那地方去了——你知道那儿是哪儿。你没把我拉扯进去，是吧？”
“我何苦要替你藏着掖着？”
“当兵的，我可是个以善还善、以恶报恶的人哪。”
“仔细听听，我的牙齿都在打颤啦。”
他干笑了一声：“你没说我？——真没有说我？”
“没说。可我自己也他妈不清楚为什么没说你的事。我想就算没你这件事也够复杂的了。”
“多谢啦，当兵的。谁把他干掉的？”
“明天看报吧——可能会见报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想的事都达到了吧？”
“没有。这就是你的回答吗，当兵的？”
“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把他干掉的。就说到这儿吧。”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早晚有一天我会还你的情儿的。”
“挂上吧，让我睡一会儿觉。”
他又笑了：“你正在找鲁斯提·雷甘，是吧？”
“看来不少人都这么认为，可惜我没在找他。”
“如果你想找，我可以给你出点主意。方便的话到海滨来找我吧，什么时候都行。我很高兴能见到你。”
“没准儿吧。”
“那么再见。”电话咔喳一声挂断了。
我以巨大的耐心克制着自己，拿着话筒坐在那里。然后我拨了斯特恩乌德家的号码，听见对面铃声响了四五次。接着管家那殷勤的声音答了话：“我是斯特恩乌德将军公馆。”
“我是马洛。记得我吗？我是一百年前见过你呢，还是昨天刚见过？”
“当然，马洛先生。我当然记得。”
“雷甘太太在家吗？”
“我想她在的。你要不要——”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打断了他的话头：“不必了，你给她传个话儿。告诉她，照片在我手里，全部照片。一切都没问题了。”
“好的……”声音似乎有点发颤，“您得到了那些照片，全部照片——一切都没问题了……好，先生。我应该说——非常感谢您，先生。”
五分钟之后，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时我已经喝完了酒。酒使我开始觉得，可以吃下那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晚饭了。我走了出去，没理会这响个没完没了的电话。我回来时它还在响着。它断断续续一直响到十二点半。到了十二点半，我关上灯，打开窗户，用一块纸塞住电话铃，上了床。我满肚子都是斯特恩乌德一家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在吃火腿煎蛋的时候把三份晨报都看了一遍。报上关于这些案子的报道和事实真相差距不远，也就像火星同土星的距离差不多——报纸上的故事通常都是这样。三份报纸都没把欧文·泰勒——在里多防波堤发现的那辆车里的司机——同“月桂谷住宅凶杀案”联系起来，也没有一份报纸提到斯特恩乌德、伯尔尼·奥尔斯或者我的名字。欧文·泰勒只被说成“一个有钱人家的司机”。好莱坞警察分局的克罗加格警长由于侦破了他所辖区域的两件凶杀案而声名大噪。据说凶杀是由于对一家通讯社的财产引起争执而发生的。这家通讯社是一个名叫盖格的人在好莱坞大街上一家书店后面开办的。布罗迪枪杀了盖格，卡洛尔·伦德格林为了复仇又枪杀了布罗迪。警方已经把卡洛尔·伦德格林拘捕归案。他也招供了。此人过去即有犯罪历史——可能是在中学生时代。此外，警方还拘留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罗谢拉的女人作为见证，她是盖格的女秘书。
报道写得真是妙极了，它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样的：盖格是头天夜里被杀害的，布罗迪大约一小时之后也被打死了。而克罗加格警长在一根香烟的工夫里就把两个案子都破获了。泰勒自杀的消息则登在二类新闻的第一版，附有一张停在驳船甲板上的汽车照片。汽车牌照上的号码有意给涂掉了，汽车踏脚板旁边的甲板上摆着一具用白布盖着的尸体。欧文·泰勒近来情绪低沉，健康不佳。他的家在都布克，遗体将用船载回那里去。此事用不着再追究了。
第二十章
失踪人员调查局的格里高利上尉把我的名片放在他前面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不住地摆来摆去，直到名片和桌子边形成两条平行线。他歪着脑袋把我的名片研究了一会儿，嘴里还嘟哝了一句什么。他在转椅上转了个身，透过窗户望了望半个街区以外的法院大厦最高一层楼上嵌着铁栏杆的窗户。他长得很魁梧，但眼神却显得很疲惫，举动既迟缓又审慎，活像个守夜人。他的声音呆板，毫无语调，让人觉得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私人侦探，嗯？”他说，目光全然没在我身上，只是瞅着窗外。一缕青烟从他叼在犬牙上的那支熏得发黑的烟斗中冉冉飘起，“你有什么事？”
“我现在正给斯特恩乌德将军办事，他住在西好莱坞，阿尔塔·布利亚·克瑞森特3765号。”
格里高利上尉没把烟斗从嘴里拿开，只从嘴角吐出一缕烟来：“办什么事？”
“和你的工作不太一样，但是我对这件事很有点兴趣。我觉得你可以帮帮我的忙。”
“帮你什么忙？”
“斯特恩乌德将军是位有钱人。”我说，“他是本区首席检察官的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如果他要专门雇个人给他办点事情，这绝不代表警察局的意见。这是因为人家有钱，花得起这份开销。”
“你怎么会以为我肯给他服务呢？”
我没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又慢吞吞地、笨拙地把身子在转椅上转过来，把两脚平放到铺在地板上的油毡上。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股多年例行公事的发霉气味。他阴沉沉地盯着我。
“我不打算浪费你的时间，上尉。”说着，我把椅子向后挪了挪——大约挪了四英寸。
他没有动弹，只是用那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继续盯着我。
“你认识地方首席检察官？”
“我见过他，我曾经在他手底下干过事。我认识他的侦探长伯尔尼·奥尔斯，而且相当熟。”格里高利拿起电话，冲着话筒嘟哝道，“给我接检察官办公室，找奥尔斯。”
他坐在那儿，握着放在支架上的电话机。好一会儿过去了。缕缕烟雾从他烟斗里飘散出来。他的眼神浑浊、呆滞，和他的两只手一样，一动也不动。铃声响了，他用左手拿起我的名片：“奥尔斯吗？……我是阿尔·格里高利。我在办公室。有一个叫菲利普·马洛的人在我这儿。他的名片上说他是个私人侦探。他想从我这儿打听点情况……是吗？他长得什么样？……好啦，谢谢。”
他放下电话，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用一支大铅笔的铜帽按了按烟丝。他的动作是那么小心仔细，一本正经，就好像这也和当天必须干的公事一样重要。他向后一靠，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你想知道什么呀？”
“想知道一下你们有多少进展，如果确实有的话。”
他琢磨了半天：“雷甘吗？”最后他问道。
“是的。
“你认识他？”
“我从来没见过他。听说他是一个将近四十岁、长得相当漂亮的爱尔兰人。曾经贩卖过私酒，后来和斯特恩乌德将军的大女儿结了婚，两个人不太合得来。人家告诉我说他一个月以前失踪了。”
“斯特恩乌德应该感到庆幸才是，何必倒要雇个私人侦探到处打探呢。”
“将军很喜欢这个人。这种事是常有的。老头儿身体瘫痪了，非常寂寞。雷甘过去总是坐在他身旁陪伴他。”
“我们办不到的事，你觉得你又能办到哪些呢？”
“在打听雷甘下落这件事上，我可能什么也办不到。但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神秘的敲诈案件。我是想证实一下雷甘并没有参与进去。要能知道他在哪儿或不在哪儿，恐怕对我是有点帮助的。”
“老兄，我倒挺愿意帮忙儿，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谢幕退场了，就是这么回事。”
“想瞒住你们什么事恐怕很困难。对不对，上尉？”
“是的——不过也不尽然，我们也可能暂时被瞒住。”他按了按桌边的铃。一个中年女人把脑袋从侧门探了进来，“把有关鲁斯提·雷甘的卷宗拿来，阿芭。”
门关上了。格里高利上尉和我在更加沉闷的气氛中对看了一会儿。门又开了，那个女人把一叠编着号的绿色卷宗放在桌子上。格里高利上尉点头示意让她出去，然后他在鼻子上架上一副挺大的角质眼镜，慢慢翻阅起卷宗里的文件来。我用手指转动着一支香烟。
“他是九月十六日那天出走的。”他说，“惟一重要的线索是那天司机放假，没人看见雷甘把车开出去，虽然我们知道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应该是黄昏了。四天以后我们在森赛特塔附近的两所非常漂亮的别墅汽车房里找到了那辆车。看守车房的人把这事作为一起窃车案报案了，说这辆车不是那里的。那个地方叫做卡萨·德·奥罗。还有一点，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到底是谁把车放到那儿的，我们没查到一丝一毫的线索。我们在汽车上搞到的指纹全都同警方档案中的旧犯无关。车房里出现的这辆车看不出和什么罪行有联系，虽然有理由怀疑发生过某种犯罪行为。它倒是和另外一件事有关，我这就讲给你听。”
我说：“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被列入失踪名单的事情有关吧。”
他显然有些恼火：“是的。我们对房客进行了调查，发现她正好住在那里。她失踪的日子和雷甘出走的时间差不多，前后也不过两天。有人看见她和一个有点像雷甘的人呆在一起，但我们没得到确切的证据。警察们搞的名堂，有些也真滑稽。有时候一个老太太可能看见窗户外面跑过一个人去，六个月过去之后她居然能够从一群人中把这个家伙认出来。可是我们有时候给旅馆侍者一张挺清楚的照片，他们却什么也认不出来。”
“认人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旅馆侍者必须具备的本领。”我说。
“是啊。艾迪·马尔斯和他妻子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据艾迪说，他们的关系倒还融洽。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雷甘手里有一万五千块钱，一直带在身上。据他们对我说那都是现款，绝不会面上一张真票子下面都是烂纸。这可是一大笔钱。有的人就爱在这上面炫耀，在别人看着他时，偏要掏出来显显。雷甘可能就是这么个人。不过也说不定他对金钱的事一点儿也不在乎。据他妻子说，他除了食宿和他妻子给的一辆‘帕卡德120’以外，从没花过斯特恩乌德老头儿的一个铜子儿。别忘记了他过去是个发过大财的私酒贩子。”
“我真弄不懂。”我说。
“好啦，我们现在面对着的是一个潜逃出走的人，他的裤兜里有一万五千块现款，而且尽人皆知。所以这件事可能跟钱财有关。我自己要是有一万五，说不定也会潜逃——虽然我有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因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人为了那些钱整治了他，而且整治得太厉害了，所以只好把他弄到沙漠里去，种到仙人掌底下。可是我对这种推论不太相信。雷甘随身带着一把枪，也有摆弄枪的丰富经验。他不只在那帮油头滑脑的酒贩子里混过。据我了解，早在1922年——或者随便是哪年吧——一次爱尔兰叛乱中他还指挥过整整一旅人马。像这样一个人对一个抢劫犯来说，可不是块好啃的肥肉。再说，他的汽车停在那间车库里，也就使整治他的人——不论是哪个人——都知道他和艾迪·马尔斯的老婆交情很不错。我估计这也许是实情。不过这件事可并不是随便哪一个赌场上的无赖都能知道的。”
“有他的相片吗？”我问。
“有。可是没有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