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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声。那是一种低沉的、瓮声瓮气的笑声，同他说话时那种猫打呼噜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是片刻的沉寂，只有噼噼啪啪的雨点和汽车马达的轻柔的突突声。这以后，房门一点点儿地打开了，夜幕上开启了一个更深的黑洞。一个人形出现在黑洞里，动作非常谨慎，仿佛可以看到脖子上有一块白色——是那个女郎的衣领。她四肢僵直地走到门廊上，简直像个木头人。我看到她头上银发的闪光。卡尼诺蜷缩在她身后，不敢多迈一步。他们这幕戏演得太认真了，简直有点儿滑稽。
她走下台阶。现在我可以看到她的苍白的、肌肉发僵的面庞了。她朝着汽车走过来。对卡尼诺说来，她走在前面是个挡箭牌，如果我还能往他脸上阵唾沫的话。她的声音从沙沙的雨声中传过来。她说得很慢，声调很平板：“我什么也看不见，拉什。窗户上的雾气太大了。”
他咕噜了一句什么，女孩子的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看来他用手枪在她背后捅了一下儿。她又往前走了几步，已经靠近这辆没有灯光的车子前面了。我这时可以看见她背后的卡尼诺了，可以看见他的帽子，半张脸，和一边的肩膀。女孩子突然僵立在那里，尖叫起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喊。我像猛地挨了一拳似的浑身震动了一下。
“我看见了。”她喊道，“他在车子那边，车轮旁边，拉什。”
他像只铅桶似的掉到我的陷阱里。他猛地把她往旁边一推，一步蹿到前边，一只手向上一扬。又是三道火光划破黑暗。又是一阵玻璃的破碎声。一颗子弹穿透玻璃打进我旁边的一棵树里。一颗子弹打到什么地方呼啸着弹跳到远处。马达仍然静静地转动着。
他弯着腰，蜷缩在黑暗里。在枪火一阵闪耀后，他的脸似乎又逐渐重现出来，一个没有轮廓的灰块。如果他用的是左轮手枪，子弹该已经打完了。但也可能没有打完。
他一共开了六枪，可是他也许在屋子里又装上了子弹。我希望他的枪里还有子弹。我不愿意他手里拿的是空枪。但也可能他手里是一支自动手枪。
我说：“完了吗？”
他向我扑过来。也许我该像个老派绅士那样表现点侠义风度，我给他个机会再叫他开一两枪。但是他的枪还举在手里，我不能再等了。我来不及扮演老派绅士了。我朝他开了四枪，手里的科尔特枪柄一下下敲打着我的肋骨。
像是被人踢了一脚似的，他的枪从手上飞了出去。他的两只手往肚子上一捂，我连那拍打的声音都听见了。他就这样直挺挺地一头栽倒在地上，两只大手一直抱着自己的身子。他脸朝下地趴在潮湿的石子路上，一倒下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来。
“银头发”同样也没有出声。她木然站在那里，任凭雨点敲打着身体。我绕过卡尼诺，毫无目的地把他的枪往远处踢了一脚。接着我又跟过去，侧着身子弯腰把枪拾起来。这样，我站的地方就紧靠在她身边了。她忧郁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我刚才就想你会跑回来的。”
我说：“咱们不是有个约会吗？我告诉过你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像个傻子似的放声笑起来。
她弯下腰去，在他身上摸索了一阵。一会儿，她直起身来，手里拿着一把带细链儿的钥匙。
她有些气恼地说：“你非把他杀了不可吗？”
我一下子不笑了，正像我开始笑时一样突然。她走到我身后，打开了手铐。
“是的。”她温柔地说，“我想你是非把他杀了不可。”
第三十章
又是新的一天了，太阳重又照射着大地。
失踪人员调查局的格里高利上尉目光凝滞地望着窗外法院大楼上装着铁槛的窗口。一场雨后，这座建筑物显得洁白而又干净。过了一会儿，他把坐在转椅上的身躯笨重地转过来，用他那烫得生着厚茧的拇指按了按烟斗，面色阴沉地望着我。
“这么说你又捅下娄子了？”
“哦，你听说了。”
“老弟，我整天在这儿坐着，看去好像没长着脑子似的。可是你要是知道我都听到了些什么，你会吓一跳的。照我看，你把卡尼诺打死倒是件好事儿，可是你也千万别指望办理刑事案件的警察颁发给你一枚奖章。”
“这些日子左一件右一件凶杀案尽是围着我转，”我说，“但是一直也没有我的份儿。”
他宽容地一笑：“躲在那儿的那个女人是艾迪·马尔斯的老婆，这是谁告诉你的？”
我对他讲了一遍。他仔细听完，打了个呵欠。他用一只盘子似的大手拍了拍镶着金牙的嘴巴：“我猜想你会认为，我早就该找到她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推论。”
“也许我早就知道了。”他说，“也许我认为，如果艾迪和他老婆想玩这么个小花招，我不妨将计就计——起码这一回我要精明一些——叫他们自以为把人们都骗过了。另外，你也许还会认为我是出于某种私人目的才叫艾迪逍遥法外的。”他伸开那只大手，用大拇指捻着食指和中指转。
“不。”我说，“我并不真的认为是这样。即使那天我们在这儿说的话艾迪好像都知道了，我也不这么认为。”
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眉毛挑起来，这个招数他好像很久不练已经有些荒疏了。他的前额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等皱纹消失以后，额头上出现了许多白道儿，我看着这些白道儿渐渐变成红色。
“我是个警察。”他说，“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一般说来，我也够得上‘诚实’两个字。在这个诚实已经变得不怎么时兴的世界里，像我这样诚实的人还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就是我今天早晨找你来的主要原因。但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作为一个警察，我愿意看到法律能够战胜邪恶。我愿意看到像艾迪·马尔斯这些衣着华丽的家伙在佛尔萨姆采石场磨坏了他们精心修剪过的手指甲，同那些在贫民窟里长大的穷汉子一起干苦活儿。这些倒霉鬼只作了一个案子就坐了班房，再也没出去过。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和我对世故人情都知道得太多了，不会认为我希望看到的这些能够成为事实。在咱们这个城市里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别的城市，哪怕只有咱们这里一半大，也是不可能的。在咱们这个富饶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的。咱们根本不是照这个样子治理国家的。”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把脑袋向后一仰，喷了一口烟，看了看烟斗嘴，继续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艾迪·马尔斯干掉了雷甘，或者他有什么想干掉他的理由，或者他不但有理由而且多半已经把他干掉。我只是推测他可能知道点什么，说不定迟早有些事会泄露出来，叫大家都知道。把自己的老婆藏在雷阿利托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那些机灵鬼自以为干得非常聪明的幼稚举动。昨天晚上，在地方检察官同他谈完了以后，我把他找来，他什么都承认了。他说他认为卡尼诺是个很可靠的保护人，所以才雇他干事。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卡尼诺有什么嗜好。他不认识哈里·琼斯。他也不认识乔·布罗迪。他当然认识盖格，但是却坚持说不知道盖格干的那种肮脏买卖。我想这些事你都知道了。”
“是的。”
“你在雷阿利托干得挺漂亮，老弟。你没打算隐瞒什么。我们现在对没有鉴定出的子弹都有档案记录。也许有一天你又使用了这支枪！到那时候你可就要倒霉了。”
“我昨天枪打得真够漂亮的。”我说，斜瞟了他一眼。
他磕了磕烟斗，沉思地盯着它：“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了？”他头也不抬地问。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扣留她。我们把事情都说清楚了，作了记录，一式三份。一份给了怀尔德，一份给了警察局长办公室，还有一份给了刑事杀人侦缉队。他们把她放了。我后来没有再见到她。真没想到。”
“那姑娘很不错，人们都说。不会干出什么坏事来。”
“是个好姑娘。”我说。
格里高利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灰色短发：“还有一件事，”他的语调几乎可以说是和蔼的，“你这个人看起来挺不错，只是办起事来有时太不知深浅了。如果你真要帮助斯特恩乌德一家的话——就别再管他家的事了。”
“我想你是对的，上尉。”
“你身体现在怎么样？”
“好极了。”我说，“昨天夜里我被各门各部的老爷训了大半夜，被人呵斥来呵斥去。在这以前，我浑身都湿透了，还叫人打个半死。现在我可是好极了。”
“你希望他们对你怎样呢，老弟？”
“就是这样。”我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拔腿往门口走去。我已经快走到门口了，他突然清了清嗓子，厉声对我说：“我说了半天都是废话么，啊？你还觉得你能找到雷甘？”
我转回身来，盯着他的眼睛：“不，我认为我找不到他了。我连找都不想找了。这合你的心意了吧？”
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又耸了耸肩：“真不知道我说这个干什么。祝你好运道，马洛。有时间来吧。”
“谢谢了，上尉。”
我走出市政厅，在停车场里找到我的汽车，开回到霍巴特·阿姆斯家中去。我脱下外套，躺在床上，一面凝望着天花板，一面听着外面街上车马的声音。我望着阳光慢慢移过天花板的一角。我想睡一觉，可是一点儿也睡不着。
我从床上起来喝了一杯酒——虽然这不是喝酒的时候，又重新躺下。我还是睡不着。我的脑子像钟摆似的嘀嘀答答地响着。我起身坐在床边上，装了一斗烟，大声说：“这个老混蛋肯定知道点儿什么。”
烟斗苦得像碱水。我把它扔在一边，又倒头躺下。我的思绪在记忆的波涛里飘忽不定。在这些回忆里我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到同一个地方去，遇到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但是每次却又都像是真实的。
好像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
我冒着大雨驾着汽车在公路上疾驰，银头发坐在车角里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在我们开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俩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我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前面下了车，给伯尔尼·奥尔斯挂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在雷阿利托杀了个人，现在正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一起到怀尔德家里去。我杀人的事她全都看见了。我开着汽车沿着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街道来到拉斐特公园，最后把车停到怀尔德的大木房子前边的停车棚里。
奥尔斯事先已经打了电话说我要来，门灯已经打开了。
我走进怀尔德的办公室。他正穿着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写字台后边，面孔紧绷绷的，一只带花条的雪茄烟一会儿捏在手指里，一会儿送到挂着苦笑的唇边。奥尔斯已经到了，同来的还有警察局长办公室的一个头发灰白、体格消瘦的人。这个带着学究气的人，从言谈举止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倒不如说是个经济学教授。我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听着。“银头发”坐在一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两手交叠着放在膝头上，什么人也不看。电话铃一会儿就响一次。从刑事侦缉处来的两个人好奇地盯着我，倒仿佛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一只怪兽。
我又开起汽车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坐在我身边。我这次是向富尔威德大楼开去。我们来到那个房间，哈里·琼斯仍然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张扭曲的脸已经变得僵硬了。屋子里那股又酸又甜的气昧还没有散尽。同来的还有一个法医，非常年轻、壮实，脖子上生着硬挺挺的红汗毛。
一个指纹专家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告诉他别忘记看一看透气窗上的插销。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诺的拇指指纹。这是那个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惟一指纹，多亏它才证实我的叙述并非虚构。
我又回到怀尔德的住所，他的秘书已经去另一间屋子用打字机把我的证词打下来，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银头发”的时候，脸上突然现出一副笑容来，说道：“你好啊，亲爱的。”她既没有看他，也没有搭理他。艾迪·马尔斯神采奕奕，穿着一身深颜色的办公服装，苏格兰呢大衣里露出镶边的白围巾。后来他们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怀尔德。怀尔德用冰冷的愤怒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再耍什么花招儿，我就把你扔去喂狮子。谁爱伤心就叫他伤心去吧。”
就是这样，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这些事。
我躺在床上望着一块日光慢慢移到下面墙角里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诺里斯，斯特恩乌德家的老管家。他的声音仍像往常那样拘谨而遥远。
“是马洛先生吗？我往你的办事处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只好冒昧地打电话到你家里来。”
“我差不多一整夜都在外面。”我说，“我一直没去办事处。”
“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