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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已是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难怪有人背地里非常北京箭杆胡同20号这座老屋，系陈独秀任北大教授时的租居地，也是北迁的《新青年》编辑部。（摄于2003年7月）不尊敬地称之为“矮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史料告诉我们，陈家一直是清代安庆府怀宁县里的世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陈独秀曾在自传中说自己出生于“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小户人家”，但考据家称那只是相对于“大户人家”而言的自谦之辞，切勿当真。至陈独秀的叔父中举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后来竟在东北当上正四品的道员后，陈家才让安庆的绅士们瞧得起——“道”乃清代设于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级政府机构，当时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家在当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见。陈独秀两岁时即丧父，后来成了这位没有儿子的道台（道员的俗称）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无冻馁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严的白胡子底下开始漫长的求知生涯的。许多有关传记中都引用了陈氏自传里的那段文字，称老头儿极威严，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子爹爹来了！”那哭声立马会止住。偏偏这位封建大家长特别看中天资聪颖的陈独秀，恨不得让他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于是，陈独秀的童蒙时代就充满着痛苦。人们总爱援引的是传主的这样一段话：爷爷经常被“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2）
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实在有远见，他用戒尺把生来就倔强的孙儿打出了终生宁折不弯的性格，打成了无论前清还是民国统治者都深为畏惧的“凶恶强盗”，更是把传统儒家文化砸得乱七八糟的一个“江洋大盗”！果真是“家门不幸”，因其一直是颠覆政府的革命党首领，致使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两度抄家，至日本侵略军占领安庆后，陈家已彻底衰败。但这位大家长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孙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不独生前已名满华夏令万众景仰，而且死后六十多年，愈发显现出其思想与人格的光辉！他留给中国知识阶级的精神财富，又哪是区区三个天井的“陈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说过，那完全是一通乱写蒙住了糊涂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陈独秀与清军安庆营统领的闺秀高晓岚完婚，新郎十八岁，新娘比他还大三岁。门当户对的婚姻使这对结发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并得三儿两女——长子陈延年、长女王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某（早殇）、三子陈松年。然而，等幼儿松年睁开懵然的双眼时，父亲已离乡与姨妈高君曼同居去也。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比姐小九岁，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庆陈家大失颜面。后陈独秀把延年与乔年接走，但小哥儿俩在后妈那儿过得并不舒心，爸爸对他们也颇不慈爱。长大成人后，延年与乔年都成了社会的叛逆，这与他们苦难成长史也许不无关系吧！不幸的是，他们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岁时夭折—国民政府的法庭先后把他俩和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中共党人送入了墓穴里。失了夫君，又一连送别了两个儿子，高晓岚悲痛欲绝！单从女人来说，这位恪守妇道的传统媳妇真是不幸！不少陈独秀传记中写到她与陈独秀关系不睦，且很吝啬。有例为证：陈独秀外出，欲索妻子十两金镯为游资，妻“坚决不肯”。人们说，这是因为受传统教育太深的高氏与夫君思想相差太远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且太有“为尊者讳”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来说不清，单以陈独秀纵情追求新鲜事物的性情，再温顺的妻子也会生怨。后来，关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的陈独秀曾亲口向同案的难友濮清泉承认过：建党之前，他“确曾放荡不羁”。所以，当时的高夫人就坚决不肯献出自己的金镯，别无它，只因不愿夫君离去而已。结发夫妻同居十余年，宁无感情？不然，松年就不会在他们结婚十多年后来到人世。然而，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陈独秀还是顺长江水东去了。他与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结为良伴，并有了一双儿女。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阳刚的陈独秀还是不满足，还曾忙里偷闲去当时京城里的红灯区嫖娼呢！于是，高君曼也开始与他吵闹。高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而陈夫子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两人关系也未恢复昔日的融洽，后来高君曼不得不带着两个子女去了南京（那里有陈独秀购置的一处房子），由陈的皖籍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费，再将此钱从陈的版税里扣除。铁石心肠的陈独秀甚至没给前后两位高夫人送终，高家姐妹先后在南京与安庆谢世时，他都没到场，都是亲友帮助料理的后事。甚至，他连一首怀旧的韵句也不肯留下，尽管他留给后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旧体诗。高君曼走了，潜伏在上海滩的中共总书记究竟住在了哪里就谁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时间，他失踪了！党内人包括他的秘书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连其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党中央汇报工作，也见不上当总书记的老爹一面。大家悲痛欲绝，都以为领袖已惨遭反动军阀的暗算。万不料，就在延年已经登船离去时，捂得严严实实的总书记却出现了，原来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轻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深得陈独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郑超麟才意外地获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医生，那段时间，曾与陈秘密同居。但郑超麟不知道的是，这位施医生是何时出现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还是之后？她与陈同居了多长时间？为什么最后嫁了别人？这一切，已成千古之谜矣！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后，某次郑超麟去陈独秀的秘密住处时，还曾闯见领导屋里有过舞女模样的人。陈独秀难耐寂寞又一证也。被中共开除后的陈独秀，依然呆在上海。尽管已年过半百，居然又把后楼邻居的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小女子潘兰珍发展为生活伴侣。见过潘氏的人称，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时尚女性。陈独秀面对比自己小二十九岁的小潘，倒是坚持组织原则，一直没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直到某次两人吵架，小潘一气之下跑回了浦东娘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被捕的共党魁首照片时，才惊悉，原来夫君即那个久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3）
你说，像陈独秀这样的大思想家，这样不肯为世俗改变自己的奇人，和哪个女人能有长久的共同语言？莫道“旧派女人”高晓岚最终被弃，就是在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高君曼不也一样吗？之后的那个连大字也识不几个的女儿一样的潘兰珍呢？陈与潘的结合曾令他的“托派”同志大惑不解，“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濮清泉语）。罢罢！莫以俗念论英雄，燕雀安知鸿鹄心？陈独秀乃时代之超人，旷古之狂才，哪里是传统道德观念所能旌表的良人！因入狱服刑，陈独秀不得不结束了对异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潘兰珍成了这位总是骇世惊俗的人的爱情终结者。潘从来没有妻子的名份（陈独秀对最亲近的人也只称潘为“女友”），而且，长年不识郎君真面目。按说，被骗久也，幽怨深矣！况且家里被抄，私物尽失，何不借机离去？可这位时髦少妇，偏偏忠贞感人，不顾陈的劝阻，频繁赶往南京探监，后干脆从上海搬到南京租一处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进狱中照料陈独秀——对外就称她是陈的“学生”。陈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而受狱方优待的陈独秀也真叫本色，尽管身陷牢狱，且年近六旬，竟激情难耐地与潘氏在囚室里做起爱！不幸的是，这种极为罕见的狱中“春景”被负有监视之责的看守窥见。监狱长闻报后，左右为难，只得把陈的同乡晚辈、同案犯濮清泉提来，大发牢骚：“陈先生近来忘了他是在坐监，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了。此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末了，这位先前崇拜过陈独秀，“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的“党国”牢头大为感慨：“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而陈独秀听到濮的相劝后，竟“毫无赧颜”，反问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喏！这就是陈独秀，一个我行我素决不肯委曲自己的伟丈夫！除那位若隐若现的施小姐之外，人们已知的陈独秀的三位女伴，均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余年，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却也一个比一个短命——潘兰珍二十二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与“国军”一名下级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四十一岁时因患子宫癌谢世。高君曼二十五岁时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受苦最长的高晓岚活得也最长：她二十一岁成为陈家的人，三十五岁那年夫君一去不回，至五十四岁寂然辞世，守空房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生前，这位将门之女自己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在第二个儿子被政府处决的两年之后，她撒手人寰。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历史将感谢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的形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长江边的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怎样大的一段冤枉路啊！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有亲历者回忆过，上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松年在国民政府的南京“模范监狱”里初见陌生而苍老的老父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他的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殉命。后来关在共
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他出狱后，国民党方面有意聘他出任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他非但不识抬举，反倒切齿回答：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有两个儿子，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