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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程，来到故居，双狮巷变作二十多层高的公寓。家里安置在八层楼上，父亲早已谢世，两室一厅只母亲一人住着。真正的空巢家庭啊！当着妹子一家三口，哥哥嫂子和两个侄儿回来聚首，她才高兴起来。是呀，回到家乡到底是件欣悦的事呢！
不想，她上任第一天就遇上棘手难题。一群受处理的造反派要求落实政策。
事情是这样的。粉碎四人帮后，湖北揭批查运动如火如荼，将大小造字号人物一网打尽，还以反对英明领袖之名枪毙多人。华国锋倒台，中央政策松动了，关押的普通群众陆续释放。可是，当初仅武汉送报逮捕判刑仍达258人之多。中央打下来，要求重议。于是，黑名单缩至74人。中央仍嫌打击面过大。只批准判处夏帮银、朱洪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徒刑。这样显然难解湖北大小官官们十年*心头之恨。市里又找出四个小“四人帮”：顾建棠、吴炎金、彭祖龙、严常，宣布判处徒刑。至于专县更是肆意胡来。
但是，释放的造反派毕竟为大多数。这些人一没偷，二没抢，也不是为自已事儿，是你共产党要搞*，凭什么冤枉坐几年牢？心里当然不服。
朱裁缝瘦瘦地，白净面皮，相貌斯文。他出身三代服装工人家庭。*初期，为打成反革命的工友鸣不平，又写大字报批判缝纫社书记给女顾客量尺码时，常在别人身上乱摸，结果自已也关进牛棚。终至造反。*十年，朱师傅有八年半受压；在揭批查中，书记指控他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里人，被公安局抓捕关押三年。法院最后以免予刑事处分之名，放他回原单位。退休后，朱裁缝加工服装，自产自销搞了一阵，倒也逍遥。如今，朱师娘过世，两个儿子各有小家。他一人住着，很自由。他为人耿直，危难时从不乱咬。生性慷慨，急人之难。朱裁缝自已每月也不过三百元生活费，听说造反战友卢小明妻离子散，生活无着。竟将妻子安葬费一万元合手交给卢小明。因而，他深得大伙信戴。昔日战友总好摸到朱家坐坐。朋友相聚，谈起*遭遇，个个愤慨难平。
“叶剑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总结说，*的错误主要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既是这样，为什么找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账呢？”
“百万雄师杀了人，明明是罪犯，譬如，汤忠云公然将戴鹏活埋，后因拒捕被击毙，反倒追认为烈士。我们只写几张大字报，揭发当权派胡作非为，倒抓起坐牢。这公平吗？”
“好多人被开除公职，连饭都没吃的。到底为什么？！”
最先是朱裁缝、王晶、李家骥几个人在朱家发牢骚。时间一长，越串，人聚集越多；越议，人们心里越烦。人一多，门路多，信息多，办法多。大伙决意向当局讨个说法，讨回公道。朱裁缝的家成了联络点，成了定时开会的地方。有次，人们叫的叫，嚷的嚷，骂的骂，声音太大，同楼住户打电话派出所投诉，来了两个年轻的警察，歪着头在门口看了看，问道：“你们这多人聚在一起做什么？”准备寻岔子。这些人本来有气，正不知找谁吵嘴。个个怒目相向。陈一新没好气地回答：开会！警察完全可以追问，开什么会？一瞧人人眼里冒火，脸上气色不对，知道再问两句必然自讨没趣，说，哦，开会，人家开会嘛。走！自已下台阶走路。自此，这种会议更显得合理合法，大明大白聚集议事。
一天，卢小明来玩，说起他的遭遇。揭批查中，他被判刑五年。在狱中，搞电焊时有只眼里飞进铁屑，监管干部没让他及时治疗，结果，造成左眼失明。老婆同他离了婚，儿女们也不认他。获释后，贫病交加，连住处都没有。卢小明找到原工厂要求回去上班。也该他运气好，厂里新书记很同情，去主管局汇报。结果，局党委批准以退休予以安置。据说，是根据上面文件办事。这说明，中央有相关政策。只是被下面当权派封锁，秘而不宣。接着，有人说，夏帮银出狱后，汉轧安排其工作，最终也是退休。再接着，辽宁传来消息，辽宁造反派同其他蒙冤者包围省高法，问题终于解决。又听说顾建棠专门请律师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还作了批示……所有信息意味着，可以搞，应该搞，搞起来有希望！这样，大伙开始组织起来，公推刘祖平、顾建棠、胡国基、李家骥、黄有棠牵头，每人写出自已受冤屈材料，到省信访局上访。接待人员最初敷衍，踢皮球，甚至驳斥，*的案子？什么时候的陈年旧账啊！胡搅蛮缠！
李家骥叫起来：“陈年旧账也要算清！”
“中央早有文件安排我们，是有人封锁中央声音。责任不在我们呀！”刘祖平补充道。
听他们辩白有道理，接待人员指示去找法院。虽然大伙拿着法院的判决书。法院不认账，回答：根本不是我们判的。市里要我们盖个章子罢了！
刘祖平被捕前是铁路公安预审员，驳斥道：“有人欠了我的债，另一个人插上前写欠条盖章。你办这案子，该怎样断？自然是谁盖章子谁负责。再说，人家要你盖章就盖章？太不严肃慎重吧？”接待的法官理屈辞穷，让刘祖平一伙找主管上级省政法委。
省政法委接到这些造字号上访人员材料，出现两种意见。一种人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应该解决。一种人大约老一辈吃过造反派的亏或者头脑顽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反问：未必打砸抢有功？如果解决他们问题，那些挨打的、被打死的人又怎么交待？于是，推到省信访局。大伙打个转，又回到原地方。
省信访局又指条路，要他们找省劳动保障厅。劳动保障厅周厅长感到奇怪，又不是劳资纠纷，又不是下岗工人，如何安置？虽然同情，没有政策依据呀！说，还应找政法委。
政法委一时要他们找法院，一时要他们找各自单位。法院依然不认账；所有单位一钱如命。谈到钱，便无缘。全是只推不揽。
两年多，大家像只足球被踢去踢来。判决雷正红的法院鉴于其冤情，总说快解决了，只听雷响，不见雨下。老雷最终死在上访期间。看来，准备采取拖拉战术，将这些人拖死了事。更有甚者，要各派出所做当事人及其子女工作。譬如，武重祝孝先的儿子本该入党。因为祝孝先上访，入党的事搁置不议了。儿子劝祝孝先再莫闹，免得影响他前途……
尽管立言并没参加上访，桥口分局一位姓刘的科长找到汉正街准备同他谈谈。殊不知，立言并没住在还建的大楼里。结果，刘科长只找到刘传福。问他有什么困难，可以通过政府或单位解决，千万不要联名闹事，云云。
其实，立言只去过朱裁缝家听听，根本没打算参加行动。李家骥曾想请他牵头，他婉言谢绝了。这是因为从火车站撤出，他家又办起公司，省市乃至中央领导对刘氏企业很关怀，他不好闹。但是，唯愿昔日战友讨到说法。有天，聚会时，立言说：“77年，华国锋点名将我抓进牢里判刑，我就说过‘这事还没完’！大家今天的行动证明了我当年预言！”
听说，有几回人们在省信访局门前拉起大标语：“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差点招致警察*抓捕。立言十分钦佩，说：“雨果有句名言，年老人比年轻人更勇敢，因为他们更接近死亡！”又说：“穷到‘活着比死还可怕’有什么可怕？”鼓舞大伙勇气。实则，许多人并非穷到没饭吃。虽说命运将他们拋向悲惨境地，凭着求生本能，各人发挥自家优势挺过来了。有的甚至过得比上班还舒服熨贴。譬如，刘祖清开过印刷厂，做起占地一千平米四层楼房子；譬如，彭祖龙利用化工特长，做生意发了财，买了汽车别墅；譬如，刘祖平当上街里印刷厂厂长，拿有退休金；譬如，李家骥酒干倘买喔，也盖起六层楼房子……他们不仅仅是为金钱，主要出口气，平复心里创伤。当然，也还有许多人过得极艰难，至少不稳定。然而，各机关衙门不管人家痛苦，自已有官做、有工资拿、有时间磨，互相推诿，搪塞敷衍。这样，大伙更气，憋足气发起更猛攻势。
有天，他们决定在省信访局门前扯起大横幅，静坐抗议。信访局年轻的干部小看这些人，打电话公安局，派来大批警察围住，意在吓唬吓唬，将他们赫走了事。
杜跃进已调为刑警队队长，奉命开警车带来几十个警察。可是，信访局局长又不敢下命令抓捕。就那么围而不打。
杜跃进虽然从小在外公家长大，多年在部队受传统正面教育，不免有时显得憨厚，但基因里毕竟遗传有爷爷杜玉章的正直、机智和幽默。一天，下面派出所的警员向他诉苦，有位富翁总在公汽上骚扰女性，抓住几次，事儿不算大，询问一番，教育一番，只好放人。跃进问，这家伙既好色，干脆找三陪消遣嘛，为什么小车不坐挤公汽找罪受，还给老子们添麻烦？警员笑道，人家声称，只喜欢良家妇女呀！跃进说，屡教不改可以拘嘛！警员说，他的律师和私人医生说他有心理疾病，此人在社会上又有一定影响……不等警员说完，杜跃进手一挥，那就往六角亭神经病医院送！警员回答，医生说他不是精神病，只是心理问题……跃进点点头，我明白了。下次抓住，我来治他的心理疾病！不久，富翁又因蹭女人屁股，摸人家奶房被扭送派出所。杜跃进得知，当即将富翁送到公安局农场，将富翁带到一头奶牛前，说，挤满一桶牛奶，就放你回去！养尊处优的财主哪干过这活儿？折腾得大汗淋漓，也没挤出一滴牛奶。哭丧着脸说，我不会。跃进说，那就摸摸牛屁股，它要屙出一泡屎也放你走路！富翁刚伸手摸摸牛屁股，不防“卟”地一声，被奶牛一脚踢倒在地。富翁抱着头蹲在地上嚎啕起来，我什么也不会啊！杜跃进笑了，你不是喜欢摸挲女性奶房和屁股，这是头母牛嘛，今天让你过足瘾，怎么不来劲了？富翁求饶，杜队长，下次不敢了！就这样，杜跃进一下治好富翁。如果说，跃进有仇富思想，对这伙造字号闹事者倒显出理解和同情。接到任务，表现很消极。
时近中午，太阳光很灼人，杜跃进不耐烦地咕叨，到底抓不抓？不抓我们要回去了！正在这时，从新洲开来两交通车职工冲进省信访局——十多年来群体事件不断，四川、安徽、河南等省甚至爆发数以万计的人*示威——信访局又忙于应付这拨人问题，自然顾及不了造字号人物。事实上，幸亏没动手，否则更糟糕。正如杜跃进所形容：这些人是豆腐掉到灰里，吹，吹不得；打，打不得。我们来了，又能怎样？抓进去还得管饭。真出问题，病了，倒了，谁负责？
朱裁缝一伙三年斗争，终于引起省委领导注意。责成政法委和劳动保障厅协调处理他们的问题。司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的。年轻的薛处长向她汇报了前阶段情况。
薛处长三十来岁，瘦瘦的，法学硕士，富有同情心。通过接触这些上访者，看了许多判决书，感觉确实有问题，荒唐得不可思议。譬如，中南旅社革委会主任张爱兰因屡次支持造反派活动，当权派衔恨在心，但又拿不住由头。于是，趁潮流派支持栗阳，在六度桥聚会，抓了张爱兰。后科以打人罪名判刑八年。一个文弱老年妇女即便打人，能打多重？又没造成后果，怎么判这么重刑期？坐牢期间，其相依为命的儿子溺水身亡。张爱兰为这冤屈十年间上访36次，倾家荡产，连两个女儿家为筹款上京，也弄得一贫如洗。但张爱兰问题并没解决，像雷正红一样，死在上访路途。临终前她对吴炎金讲，你们问题将来解决了，不要忘记我啊！所有故事，太令人心酸了。尤以刘祖清一案太反常：1967年6月12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派人将青岛路人民仓库保管员、工造二号头头戴鹏抓住，意在从其口中得知工造内部情况。但戴鹏一路叫骂。汤忠云担心为造反派听见营救，命人用毛巾塞住戴鹏的嘴，绑至市委大院。审问时，戴鹏坚不吐口，虽受毒打依然喊叫。汤忠云再次命人塞住嘴，丢到地下室关起。晚上，汤忠云准备亲自审问，发现戴鹏气绝身亡。汤忠云惶恐不安，命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造反派胜利后，百万雄师里队员朱长春反戈一击，揭发出这件命案。并声称戴鹏是被活埋的。当时，警司刚成立，无暇顾及，要公安局造反派公安联司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