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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羽林军算起来并非藩镇军队，而是天子近卫，如果也按照河中军的规定设置指导员，恐怕引起物议。
然而李曜却坚持道：“不错，左右羽林均按这一办法设置指导员职务。”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顿时有些不同了，但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次日一早，河中军派出多路探马向西探查李茂贞岐军动向，而李曜则开始华州军的临时整编。华州军的整编暂时来说肯定做不到河中军整编的层次，李曜只能进行遴选、重编和“掺沙子”。遴选是在约莫四万华州战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终遴选出三万战兵，其中最精锐的两千人按照习惯编入近卫军，剩余两万八千人分别编为四个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这四个军也是按照河中军的编制，每军七千人。
重编无须多说，就是打乱了原先华州军的编制，全部重新再编，主要是为了预防原先那些小团体扎堆闹事。至于掺沙子，无非就是从河中军的基层抽调人手，充当华州整编军的中低级军官。李曜对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基层军官素质决定其战斗力”的说法深信不疑，同时也相信只要掌握住了基层军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队这个观点。
好在李曜一贯注意培养自己军队中的基层骨干，他的军队一贯重视培养基层军官，因此突然抽调一批基层军官到新军之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相应的，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层军官忽然得以转正，对李曜的忠诚度显然也要大为提升。
这四个新军的都指挥使，分别安排为定远左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定远右军都指挥使咄尔、靖远左军都指挥使魏逊、靖远右军都指挥使陆遥。
但是这么一来，开山右军、摧城左军以及破阵左右军、定远左右军、靖远左右军合计八个军的副都指挥使就全面空缺了出来。于是李曜又很及时的宣布：八个副指挥使位置，将在与李茂贞作战结束之后，论功行赏！
以义凌之，以势迫之，以威压之，以利诱之。
奉天子之命来讨不臣，是为以义凌之；引河东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同州，挟大胜余威南下华州，使韩建心惊胆战，是为以势迫之；大军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强行整编，毫不通融，是为以威压之；空出八大副指挥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军功来争取，是为以利诱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刻显露无疑。
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军之外，几乎“忘记”了所有别的事：对于韩建，未曾宣布处罚；对于投诚的李巨川，李曜只是命他“帐前听用”，并未给予一官半职；对于主动来投的前捧日都头李筠，李曜也同样未曾启用。
天子行在对这一切，均无任何表示，行在和节帅府同时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愿主动提起，以免祸从口出。
一个月后，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阵右军驻守华州之外，亲帅开山左军、开山右军、摧城左军、破阵左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以及护国近卫军共计九个军，战兵六万余，辅兵四万余，合计十万余大军，号称十五万，放弃长安不管，忽然攻下长安北边的耀州，直扑长安以西、凤翔以东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举切断了长安和凤翔、邠宁之间的联系，而李曜则东可以围困长安，西可以进击凤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贞闻讯，立刻下令长安守军撤出长安，迅速向乾州集结，又同时下令邠宁、鄜坊等各处出兵，与他亲自统领的凤翔大军在乾州会合。
“乾州会战”，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准备工作。
然而就在此时，李曜却并不应战，反而忽然转头，大军南下，连刚刚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扑长安，当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宁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来到长安，大唐帝都。
许多人谈起唐朝，都有一种心驰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几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眼下到了长安的李曜，看过了长安的模样，才知道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李曜眼前的长安城来说，宏伟、壮丽，无与伦比。但却不要以为城内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在李曜看来，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
在眼前这个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得到过这种感受。
站在午门外，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虽嵯峨却也呆板，虽宏伟却也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不够。一般人在这种辉煌面前，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还能感到什么呢？
大军临空城，自然轻松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后，亲自视察全城。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其威严壮观，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
李曜望着宫门，忽然觉得，后人对它的自豪，可能不过是那时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至少现在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那些远远打量着自己这个克复长安大功臣的民众，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
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或许也只就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了。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因此，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呆板整齐，李曜记得宋人曾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的“一代精制”，但在李曜这个习惯“市场经济”的自由论者看来，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无需多辩。
品味，感受。骑马漫步长安的街道上，李曜边看边思索，他知道，长安虽看起来雄伟壮观，但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造的，而改造的主要构思，只可能出自与他的脑子里。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近六十丈，通城门的大街多宽三十多丈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近十丈。在如今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大唐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看起来壮丽巍峨，实际上在李曜看来，也等于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后世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李曜经过仔细考察，却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应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应该也只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不过李曜实测之后，发现其实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后世一平方公里的大小，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这点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其面积不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而在李曜问过随行官吏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东西两市并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
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显然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李曜忽然想起后世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其实，这同后世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本身就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所以在李曜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似乎也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李曜随意看了看，最长的不过三丈余，最短的只有一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