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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到的加尔文火烧塞维图斯，只是当时千百件宗教迫害事件中比较著名的一桩罢了。胡适先生大力呼吁的宽容心态在那个火与剑的年代，根本连影子都找不到。
然而，洛克学说的光辉之处，并不因此而掩，因为它打下的基础，使得宽容的生长和扩展，成为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随着不同教派之间实行宽容，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所谓水火不相容的教义冲突，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可怕；异教徒也不如想象中的那样行为乖张，他们可以是好丈夫、好邻居、好公民。随着对异端的恐惧消失，宽容的心态随之而生。
胡适内心的理想世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宽容心态悄悄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宽容也逐渐变成了有牢固基础的持久的制度，而不再是权宜之计的暂时的实力平衡。基础牢固了，宽容面也就推而广之，不断扩大。直到今天，自由社会里宽容的限度仍在扩展。
概言之，宽容的社会，是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消除对异端的恐惧，从而逐步培养出宽容的心态和修养来。权力制衡是因，宽容心态是果。宽容的社会，并不期待每个人、每个团体能够自觉地对别人宽容，而是靠国家对每个人、每个团体的平等保护，靠法律的强制，来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互容忍，和平共存。
有人说胡适先生的文章，似未辨识权力制衡与宽容心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反复倡导宽容心态之果，却无一句提及权力制衡之因。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胡先生的悲剧，在于面临的专制机器太强大，欲求权力制衡而不可得，只好去设法消除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疑虑和恐惧，呼吁当权者多多培养宽容的心态，更多地容忍政治、言论和信仰的自由。
事实上，为了让当局能够容忍，胡适也呼吁自由派书生们检点自己的言论。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再度以“容忍与自由”为题作演讲，谆谆致意：“我们这班书生其实也是强者，因为我们说的话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令当局害怕和恐惧。正因为这点，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
他引用毛子水的话说：“要使说话有力量，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让人家听得进去。不但要使第三者觉得我们的话正直公平，并且要使受批评的人听到亦觉得心服。”
这番话的用意很明显。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胡适实际上是要求大家收敛言论的锋芒，企图以委曲求全的姿态，尽力缓和台湾当局同《自由中国》的冲突。然而他终究未能成功。一年以后，《自由中国》被查封，主编雷震锒铛入狱，被判刑十年。胡适晋见蒋介石，当面苦谏不听，郁郁而还。
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社会里，宽容之难求，于此可见。
然而纵然在现实政治上胡适一事无成，但是胡适无论在思想、学术、人格上都是令人钦佩的。他留洋归国，看到了中国的病，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都是先驱。落脚到台湾后，胡适仍以一生所奉行的观念与蒋介石对话。
让我们将视角转到祖国大陆，当时对胡适的定位也依然如此。
20世纪50年代初期，祖国大陆爆发了一场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此后近三十年，在中国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这个情形，最近二十年来，有了相当的改变。不但胡适著作在祖国大陆重新出版，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而日见其多。胡适研究在祖国大陆已成为“显学”。当年人人喊打的“胡适幽灵”、“帝国主义的走狗”、“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而今竟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在学术殿堂中，高居首席。
这个转变绝不只是意味着胡适思想在祖国大陆的消长，更重要的是，胡适所一再强调的，自先秦以来即已深植人心为自由而战的悠久传统，毕竟不能长久地受到压制。胡适研究在当今祖国大陆成为显学，所显示的另一层意义是祖国大陆在自由、民主的程度上仍待改进。胡适的许多“卑之无甚高论”的意见，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依然是“骇人听闻”的。胡适思想的精义，对当今中国人而言，不但是在“容忍”上，更是在“抗争”上。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必定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
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据说两人还有一次唯一的会面，时间是在1920年1月15日，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留下一句话：“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1949年之后，祖国大陆刮起大批判胡适之风，但毛泽东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胡适）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是否恢复名誉已不重要，历史自会作答，倒是胡适思想的重要性，且让我们引胡适先生写给蒋介石的一段信聊做结尾吧：“做为一个领袖人才，不能沦为干政打杂，要自处于无知、无能、无为。以众人之智为知，以众人之能为能，以众人之为为为。”这就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1 “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
1949年冬天，朝鲜战争尚未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也尚未驶临台湾海峡，台湾时局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在岛上，有钱的人纷纷携款逃往海外。在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少数不肖之徒在学生中散布谣言说：“校长傅斯年夫妇已经办妥离台手续，旅行证件握在手中，到紧要关头，他们远走高飞，顾不得你们学生的生死存亡了。”
傅斯年闻知，立即贴出布告，要学生安心读书，并保证他绝不离开台湾，誓与学校共存亡，他拿出来台湾后所写的一条“归骨于田横之岛”的横幅，坚定地表明他与台湾共存亡之决心。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的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一向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凉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台湾虽然存活下来了，傅斯年却不幸“归骨台湾”，竟成谶语！
20世纪的50年代，台湾处在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在台湾最后的两年，几乎天天处在与蒋介石抗衡、与蒋经国为首的大小特务周旋的日子里。
他在台湾仅短短的两年，已赢得了朝野与学界的无比敬重，就因为他的坚定意志，在与台湾当局的抗衡中，最终也获得蒋介石的尊敬和器重，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收在掌中的一块顽石。
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是蒋介石无奈的选择，他原本希望傅斯年终老于“中研院”，另外找一个听话的人。但在美国人的干预、美援的要挟以及学界的瞩目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已到口的肥肉吐了出来，但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却是好消息，因为傅斯年关怀备至，几乎以校为家，最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台大！
当时治安当局为防患间谍，规定学校教职员工必须互相“联保”思想纯正，彼此没有间谍行为。傅校长认为此种做法并无实际效果，且极不方便。他对治安当局提出：“所有台大教职员工，皆由我校长一人保证，一切问题皆由我负责。”傅斯年虽然讨厌透了特务，但对学潮更为反感，他希望学校是一个专心读书的地方，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对台湾一帮光复后仍闹独立的本土政客，常常在学校或各地搞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
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其妻子俞大彩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这便是他做人处事的主张与原则。
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着学潮运动趁机发难。
当时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共产主义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三字经”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词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
最后声明：“……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斯年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师范大学与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台湾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
须知当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对间谍问题防范特别严密，尤其对大学生监视得特别严密，常常以间谍名义进校园抓人。1949年4月6号，终于不幸发生军警进入台大校园逮捕学生的“四六事件”。
1949年3月20日晚间9点多，师院（就是今台湾师范大学）学生李元勋和台大学生何景岳共乘一辆脚踏车，被中山北路一派出所警察发现，发生争执，两人被押往第四分局——大安分局，用手铐铐于办公桌脚，并遭殴打，恰有师院同学路过看见，回校通报。11点，两百多位师院同学赶去救人，提出三条件：惩处警察、赔偿医药费、登报道歉，但是被当局悍然拒绝。
3月21日上午10点，台大及师院加上台北市各中等以上学校及高中职学生（当时台北市只有台大、师院、台北工专三所大专院校）加起来竟然有千余人，走上街头游行，唱歌，呼口号，后来包围了中山堂旁台北市警察局，要求局长公开向李、何两位同学道歉，并登报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局长口头答应，同学因而和平解散，但事后当局并未履行承诺。
3月29日晚上7点多，两校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千余人集结在台大法商运动场，就是现林森南路与济南路交叉口的台大法商学院学生宿舍，成立“学生联盟”，燃烧营火并呼口号及唱歌，到11点散会。会中许多同学都察觉有特务、警察及国民党职业学生穿梭其间，并搜证监视。
然而学生沿路高唱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歌曲、解放区歌曲，并且高呼祖国大陆时期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那些在解放战争时吃过大亏的政客，一听到“红歌”就心慌，引发当局高度关切，认定校园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
消息传到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那里，他正有意镇压学生运动，遂下令当时担任警备副总司令的彭孟缉缉拿“主谋分子”。
4月5日，陈诚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自南京抵台，下令逮捕学生主谋分子，名单上台大有21人、师院7人。5日傍晚逮捕行动开始，师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首先被抓，但他后来从捕送车上跳脱逃走。
两校宿舍在4月6日凌晨为军队所包围，师院全面抵抗，军队攻坚后逮捕250余人，皆押进现在中正纪念堂旧址军营里审讯。两百余人经数日审讯后由学校领回，其余转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刑讯，数目未详，随即有7人被枪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六事件”。
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交涉，蒋没接见，傅斯年失望已极，但他仍不放弃，转而打电话给情特头目，要求进入台大逮捕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并同时强硬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