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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干确定造反的消息传到仁智宫，李渊开始发慌了，要知道庆州距宜州仅隔一座山岭，今天起事，快一点的，明天就能杀到行宫开李渊的批斗大会了。
为了防备对方偷袭行宫，李渊连忙率领宫女大臣们连夜转移，从宫里跑到了山里。
李渊大帝是来避暑的，最后竟然变成了露营，被蚊子跳蚤骚扰过，心情自然不会太好。而上火的李渊情急之下，做出一个草率的决定。
他叫来了自己最能干的二儿子李世民。
说明了事态的紧迫性，李渊望向了二儿子，这是一个从未让他失望的儿子。南征北战，李世民可以为他摆平一切，可这一次，李渊听到了一个颇为意外的答案。
李世民婉言拒绝了领兵平乱的要求。
“杨文干这种级别的人都敢造反，是自寻死路，据我推测，他幕府的僚属应该已经将他擒获并杀掉，就算他们不动手，随便派遣一员将领就可以平定他。”
李世民，要真这么轻松，你爹也不用连夜上山跟宫女露营了。
想了一会儿，李渊明白了。自己的儿子将这么大的事说得这么轻描淡写，无非是在跟自己谈条件。
也许是跑了一夜，李渊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一向步步为营的他来不及恼怒，反而随手就给李世民开了一张他绝不会兑现的支票。
“你说得不对，这件事情关系到建成，事情一拖，响应的人就多，到时就不好收拾了，最好还是你去一趟，等还兵之时，立你为太子。我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就算他以后不服，也容易对付。”
在史书中，李渊曾经多次许诺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据史学家分析，绝大多数都是假的，只有这一次极有可能是真的。
李世民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马上表态今天就率兵前往庆州。
李世民一出手，效果还是突出的，大军还没到庆州，杨文干的造反部队就望风而散，杨文干被部下砍头，优秀的传令员宇文颖被活捉，送到行宫斩首。
此事就是震惊唐廷的杨文干事件。
整个案件各大史书均有记载，其案情清楚，证据确凿，动机明白，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史学家们看来，这大概是唐初第一疑案。
为了理解这个认定，我们需要讲述另一件事情。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二十八日，已经成为皇帝的李世民叫来了谏议大夫褚遂良，聊着聊着，李二皇帝突然堆着笑脸，问了对方一个问题：
“爱卿管起居，那里面记了些什么事？这些东西，皇帝可以看吗？”
李世民如此谦虚谨慎地笑，那一般没什么好事了。这个提问性质相当严重，为了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再讲另一个故事。
春秋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宰相崔杼斩杀齐国国君齐庄公，独掌大权的崔杼事后翻阅史书，发现一件让自己怒火中烧的事情，齐国史官太史伯竟然在简书不替领导粉饰，直接写某年某日，崔杼弑其君！
恼羞成怒的崔杼下令将太史伯抓起来砍头，并踩烂了这一片竹简。
接替太史伯的是他的弟弟，过两天，崔杼又去翻资料，新任史官补上了那一片竹简，竹简之上依然是那些字：崔杼弑其君！
反了反了，崔杼抓狂了，他拍案而起，马上送新任史官去见他哥哥。并再次将竹简踩个稀烂。
再过两天，崔杼又一次在竹简上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五个字：崔杼弑其君！
这一次的史官是太史伯的另一个弟弟。
看到这一片竹简，崔杼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终于承认这个世界上确有威武不能屈的人，于是，他释放了史官，接受了自己弑君行为被记录于史的事实。
故事还没有结束，新任史官出去后，迎面碰到一个气喘吁吁，拿着竹简的人。此人是南史氏，南史氏告诉对方，听说太史家史官都被杀了，自己现在拿着竹简准备将崔杼弑君之事继续记录下去。
“既然你已经写好了，那我就告辞了。”南史氏挥挥衣袖，转身就走了。
春秋无义战，春秋有大义，正是有这些史官冒死直书的精神，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信史。
现在，回到伟大的贞观年间，维护史官尊严的使命降落在褚遂良身上。
李世民向褚遂良要的是起居注，起居注这个东西是记录皇帝日常活动的东西，属皇帝的日记。百姓的日记别人不能看，但皇帝的日记，按约定俗成的惯例，皇帝本人不能看。
褚遂良深吸一口气，郑重告诉皇帝陛下，这个东西专门记载人君言行，不管善恶都会记载，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君王端正自己的行为。
然后，褚遂良直接回绝了李皇帝：
“我混了这么久，还从来没听说君王可以看起居注的。”
李世民沉默了，半晌之后，嘟囔了一句：
“这么说，要是朕有什么做错的，你们也会记吗？”
褚遂良可能差点偷笑出声了，想不到英明伟大的领导也有内心纠结的东西。这不废话嘛，于是，他答道：
“秉笔直书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
在褚遂良带头作用下，黄门侍郎刘洎也凑过来起哄：
“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的。”
李世民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说道：
“那是那是。”
李世民采取撤退是正确的，要知道，另一位刺头魏征最近生病了，没上班，要是让他知道李世民要看起居注，不知道这位乡巴佬要怎么尖酸刻薄地讽刺李大帝。
李世民试图接管史书的努力并没有停止。
第二年，李世民又一次想起了那些让他牵肠挂肚的记录。这一次他聪明了，没有找人称魏征接班人的褚遂良（魏征去年去世），而是找到了老部下房玄龄。
“国史因为什么原因不让帝王看呢？”李世民抱着虚心请教的态度询问房玄龄。
“国史善恶必书，怕圣上看了大怒，所以不献。”
李世民呵呵笑了起来，摆了摆手：
“我不会的，我不会的，我的用心跟前世帝王不同，我看国史，只为知道前日之恶，以后好引以为戒，你放心好了，现在拿上来给我看看吧。”
转这么一个大圈，还是要看国史啊。
主管纪律工作的谏议大夫马上表示反对，但李世民宣布反对无效。
不久后，李世民终于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国史，打开国史，李世民很快翻到了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
那一天，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玄武门之变。
不知道史书上如何记载，只知道李世民看了很不高兴，他叫来房玄龄，告诉对方，自己当年干的事，类似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没必要忌讳，你们重新写，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所谓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总结这三者的特点，就是为了维护正义，战胜邪恶，这些人不得不做出一些有违礼法的事。
要是相信李世民所说的你们大家照直写（直书其事），那就上当了，其可靠性比公交司机所说，下一辆马上到差不多。事实上，李世民玩了一个小花样，在下令指示房玄龄直书其事前，特地举了周公们的例子，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
以房玄龄的智慧，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很快，史官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份经过精心修改的国史重新送到了李世民面前。
说出这个往事，不仅仅是为了揭李世民的老底，还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书，是经过人为加工的，里面有篡改，有隐瞒，甚至还有编造。
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尽不信书，将无书可信。
因为历史是人写的，自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正因为是人写的，就一定不会全是假的。
林肯告诉我们：你可以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
要想在史书里欺骗所有的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我们不应该忘了史官这个群体。
虽然唐朝那些年，以命写史的史官差不多绝种了，但他们毕竟是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他们的祖师爷孔子就是一位史学家，还专门写过一本《春秋》的史书，在这本书里，孔子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写史的笔法，这个笔法的特点是，看着没骂谁，其实连人家祖宗八代都骂了，看着没写什么，其实对方坑蒙拐骗的事情一件不落。这种藏着说，拐着弯说的笔法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史官们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笔法，在写史的过程中，常常在史书的角落里，留下蛛丝马迹，然后等待着后人去发现，从而最终找到事实的真相。
而我们每一个翻阅史书的人都应该怀着一颗福尔摩斯的心，把翻阅史书当成跟前代史官们的一场智力游戏。当认真去体会，仔细去揣摩时，那些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暗语便会一一浮现，告诉你那些尘封往事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
杨文干事件同样如此。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在史书中找到史官记录的破绽。
破绽在事件的处理上。
平定杨文干后，李世民兴冲冲地返回长安，准备找父亲李渊兑现支票，却发现一个让他郁闷的事情，原本说好要去蜀地过下半生的李建成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东宫，而原本应该进东宫的他没得到任何嘉奖，不但没得到嘉奖，还被李渊叫去，进行了批评，要他们兄弟之间注意团结。
然后，李渊下发了处罚通知书。
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曹参军杜淹流放。
王珪、韦挺这两人倒不冤，身为东宫的人，竟然没给太子李建成起模范表率作用，活该流放。冤的是杜淹。
杜淹，长安人，官宦之后，时任天策府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所谓天策府，是天策上将的府邸，而天策上将正是李世民，换句话说，杜淹是李世民的人。
这就奇怪了，板子怎么打到李世民部下的身上去了？据史书记载，在李建成被关在仁智宫帐篷里时，这位杜淹落井下石，请求趁机办了李建成。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提点可行性建议，不采纳就是了，也不至于流放。
更奇怪的是，李世民对这个处罚竟然没有半点抗诉的意思，反而默默接受了这个处理结果。
李世民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他如此沉默只能说明一点：底气不足。而底气不足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文干造反并不像史书记录的那样是李建成指使。
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是动机、方式以及案件的影响。
我们将在这些因素中一一推敲，直到发现最终的答案，首先我们要观察的是此案的影响。
在历史事件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看谁是事件的真正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关于此案，毫无疑问倒霉的是李建成，这位太子爷先是差点以死明志，后又险被送到蜀地养老，而受益者本来是李世民，要不是李渊最后赖账，李世民就搬到东宫住了。
下面是作案方式，纵观杨文干事件，似乎有头有尾，上下合理，但仔细一看，所谓杨文干造反并没有实证，没有李建成约定造反的信件，只有一副铠甲以及李建成两个部下的证词。
经验告诉我们，证词是靠不住的，这两位部下完全有可能是受人指使，诬告李建成。
唐朝人刘餗在他的小说里写到杨文干事件时用了五个字形容：人妄告东宫。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的小说不是今天后宫在吃醋，主角很虐心之类纯属虚构请匆对号入座的历史小说，而是世人对当时传闻以及亲历事件的私人记录。这种东西归类于野史。野史也是史。
这说明，唐朝人都知道，杨文干事件是有人要妄告东宫。
这个人是谁，大家都懂的。但具体操作的人是谁呢？在史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身影。
这个人便是躺着中枪的杜淹，翻看史书，看似无意的交代中记录了这样一句：
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翻译成白话就是，洛阳平定后，杜淹一直得不到任用，于是，杜淹决定投靠李建成，而房玄龄了解杜淹此人狡猾，怕教导李建成做出对李世民不利的事情，于是，找到李世民说情，将其介绍到天策府上班。
房玄龄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这句话透露了两个信息。
杜淹此人十分滑头。
杜淹原本准备投靠的人是李建成。
杜淹如果原本准备投靠李建成，他很可能认识李建成的人，而他又具备搞阴谋诡计的才能。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极有可能这位杜淹出面收买了李建成的两个部下，趁李渊避暑之机，诬告李建成跟杨文干同谋造反。
到了这里，我们还需要考察最后一个重大的问题：动机。
史书交代，李建成之所以煽动造反，是因为李建成感到接班人地位不保，所以抢先下手，诛杀挑战者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