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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看到我们也吓了一跳，先叫人查了查我们是不是从哪逃出去的犯人，确定了不是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明了来意，还出示了从连长那儿偷来的介绍信，管教干部才相信我们不是来投案的，而是来探视的。管教干部跟我们说这个黛农来了劳改农场以后非常不配合改造，刚来的时候非让管教干部表态，承认她刀劈刘副连长的做法是正确的，管教干部感觉很好笑，说你正确还判你刑，难道是我们政府错了？小黛农说判我刑不能说明我错，只能说明你们和那个刘副连长是一伙的。管教干部说我们当然是一伙的，难道跟你这个犯人是一伙的不成？再说我们也不管判决的事，只管劳改的事，你跟我们说有屁用。至此小黛农就拒绝与狱方合作，处处抵触改造，让管教干部很头疼。管教干部说你们见了她要劝劝她，跟我们对抗是没有好处的，只有死路一条。
管教干部检查了一下我们带的东西，把我们领到接待室，交代了一下探视纪律，就让我们等着，过了大概十分钟我们终于见到小黛农，她长高了，也瘦了很多，脸上表情很漠然，没有我们预想的兴奋。看见我们只淡淡地问你们来干什么。
由于情形和我们俩想的不一样，我们原本准备好的开幕词都用不上了，气氛就显得很尴尬。我们俩窘得满头汗，小黛农大概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问你们怎么来的，我说我们走着来的，赵跃进拿出我们带的牛肉干和水果糖说这是给你带的。小黛农看也不看说我不要，你们带回去吧。我们更加尴尬，一句话说不出来，脸上的汗和着泥滴下来，我们不停用手擦，不一会儿就把自己抹成了窦尔敦一样的大花脸，那情形好像正在劳改的不是小黛农，而是我和赵跃进。
吭哧了半天，我终于憋出一句话：“勒刀老哥不知道去哪了，我们一直找不到他。”这句话说出来我就后悔了，这不明摆着想当小黛农的爷爷嘛。
小黛农看着我冷冷地说：“你们的勒刀老爹已经死了很久了，你们不知道？”
我们俩吃了一惊，忙问怎么回事。
小黛农看我们俩惊讶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闭上眼睛说：“我被抓以后不久我爷爷就死了，是管教干部告诉我的，说我爷爷死在勐养农场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尸体已经快烂掉了，他们认得我爷爷的枪，才确定是我爷爷，都以为我爷爷是去打猎的，我知道我爷爷不会跑那么远去打猎，我始终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我和赵跃进说不出话来，我们心里很清楚老勒刀为什么去勐养农场，因为刘副连长在勐养农场，老勒刀不是去打猎的，是去杀人的。
回去的路上我们很难过，我们知道小黛农生我们的气，怪我们既没能照顾好三花，也没能照顾好老勒刀，小黛农跟我们说让我们以后不要来，她不想再见到我们。这句话着实伤了赵跃进的心，路上我跟赵跃进开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结果赵跃进一下就急了，要不是我俩拉肚子都拉得跟面条一样软，我想赵跃进一定跟我玩“猴子偷桃”。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很是过意不去，想说说话找找气氛，可赵跃进脸拉得比驴脸都长，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说实话我也很喜欢小黛农，小黛农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嘴角微微翘起，让人想起含烟的西湖水，虽然我没见过西湖，但是想必美不过小黛农的笑，只可惜刚刚她从头到尾都没笑过，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她笑了。我对小黛农比较朦胧，只是心里觉得她挺好的，不过这一点我比不了赵跃进，他是真心喜欢小黛农，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我这么多心眼，所以比较专一吧。我不知道这对于赵跃进是福是祸，或许只有我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赵跃进从不考虑问题，是福是祸他都迎头而上。
我对老勒刀的死也很难过，他是一条好汉，不像我们这些知青，被人打完了左脸再伸出右脸。老勒刀坚信着景颇族千百年来恪守的信仰，这种信仰不见于文字，只代代相传于景颇人的心中，那是一种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血性。我不知道我血管里流淌的鲜血中是不是有这种血性，抑或只有赵姨妈留给我的奴性，我没找到什么机会证明，或许有机会我也不敢证明，否则我为什么不去勐养农场砍了刘副连长？
现在却不是我拷问自己良心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救出小黛农，可是我要想办法救出我们自己，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虽然这里美得如诗如画，可是诗和画都是吃饱了饭有了闲情逸致才有工夫欣赏的，我们活得人不如狗，就算身在画中又能怎样？
可是说实话我真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我只熟悉偷鸡摸狗，赵跃进除了养猪和“猴子偷桃”，似乎对思考也不怎么在行，想到这里我的心头涌起一阵绝望，我真想就此了断了自己，不再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让所有的烦恼和沮丧都跟着我一块儿见鬼去。
当年云南知青的自杀率居全国第一，有我这种想法的人绝不在少数，我们身处蛮荒，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命如蝼蚁般卑微，场长连长们只要高兴，想捏死哪一个就捏死哪一个，试问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黑七类还则罢了，那些当年叱咤风云、手持皮鞭誓言砸烂旧世界的红小将，苍茫大地我主沉浮的红卫兵，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如今他们全都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颅，在蛮荒中苟延残喘，为了一个回城的名额出卖能出卖的任何东西，更有甚者为了一个稍大点的窝头，相互打得头破血流。上苍跟我们开了个好大的玩笑，很多人玩不起了只好去死，据我所知，当时在自杀的知青中，红五类占七成以上。
当然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想法确实幼稚，哪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日子是艰难点，可也不至于艰难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我回城快二十年了，过的日子并没有比在云南的时候好多少，甚至有段时间过得还不如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呢，可我依然恬不知耻地活着，从来没想过要弄根麻绳把自己勒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如今即将知天命的我看来，还真他妈的有道理。
我要说生活这个东西还是挺会玩人的，它在就要把我们通通玩死的前夕，又给了我们一颗希望的泡泡糖，让我们自己吹泡泡。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这个希望的泡泡可是要我们自己吹的。
这个泡泡起始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相信这件事很多人都清楚，我还想讲一遍。1978年11月，一个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件喜事，值得庆祝，可她犯了一个错误，她想到分场医院去生这个孩子。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分场医院的医生弄死人比治好人拿手，杀生比接生在行，一个小小感冒到了他们手里就有可能置你于死地，更何况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要是我生孩子（当然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他妈的宁可自己给自己接生也不去找分场医院的医生。不知道当时徐玲先是怎么想的，总之她就冒着生命危险去了分场医院。分场医院一个姓成的医生接待了她，这个成医生是革命“红医班”毕业的，正式挂牌看病的时候连手术刀和水果刀都分不清，平时喜欢喝两杯小酒，看病的时候嘴里含一口酒往医疗器械上一喷就算是消毒了，有时候舍不得酒也就干脆不喷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成医生跟杀猪的屠户唯一的区别就是——杀猪的没有他这么狠。
徐玲先上午十一点多到的分场医院，此时成医生刚刚喝过开胃小酒，神志还算清醒，他消毒了一下器械（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消毒法），找了个大婶帮忙，该大婶也曾替人接生，算是成医生的医疗顾问吧。两个人准备好家伙，静待徐玲先的小宝贝降生，可是这个小孩却很讨厌，待在他妈肚子里迟迟不肯出来，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成医生每天都有很多应酬的吗？这孩子实在是太不体谅我们敬爱的成医生了。
等了一下午这个讨厌的小孩也没有要出来的动静，这令成医生大为光火，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一下午了还不出来，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成医生肚子里的酒糟早就不答应了，一个劲催成医生赶紧整两杯，成医生拗不过酒糟，只好跟他的医疗顾问（接生大婶）交代了一下说，看这意思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我还是先回家吃饭，有什么事去家找我。交代完了以后就急匆匆走了。
成医生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回来，徐玲先却出了问题——难产，接生大婶哪见过这个阵势，连忙去找人。人是找来了，徐玲先又出现大出血，几个人赶紧把徐玲先抬起来送总场医院，徐玲先没能挺到总场医院，和她尚未谋面的孩子双双死在了路上。
死了就死了吧，当时治死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让你挺不住的？这也怪不得成医生，因为成医生此时已经喝多了，躺在分场的伙房里人事不省，只比死了的徐玲先多口气而已。
但是徐玲先的同乡和战友们似乎不太愿意，他们跑到总场医院吊唁，还要开追悼会，说什么要改善知青医疗条件，惩治凶手。凶手这会儿酒还没醒呢。第二天总场医院要火化尸体，知青不答应，把场部医院给包围了，还开来了好多拖拉机把医院的路给堵了起来，场部也不是吃素的，调来保卫干事就准备动手。这一动手不要紧，知青们全都翻了脸，两边立即就动起了手，闻讯而来的知青越来越多，保卫干事大败而归。知青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又直奔景洪，去州委讨要说法，并提出了三个要求：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改善农场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追认死者为烈士，给死者家属相应的烈属待遇。州委挺了四天，眼看事态有扩大的趋势，就仓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请愿知青准备返回农场。这就是著名的“橄榄坝事件”了。
橄榄坝知青去州委请愿的消息迅速传遍景洪农场，我听说这件事已经是几天以后了，是班长跟我说的。他自从高考落榜以后整个人变得很是愤世嫉俗，常常哀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就我本人的观点，就他那衰神附体的德行能当上班长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得陇望蜀上大学，简直不知羞耻。
我忘了是谁组织的，也许大家全是自发的，我们景洪农场知青决定罢工请愿，去州府讨个说法，让州府的领导看一看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请领导们给知青的命估个价，算算我们到底贱到什么程度。参加请愿之前班长写了条大横幅，准备游行时用，横幅上写着“草奸人命”，虽然字写错了，但是班长一片赤诚之心打动了我们，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菅”字怎么写。我并不认识这个徐玲先，但是对于她的死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想当时大多数知青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活命靠自己。如果不想做下一个徐玲先，那就是时候为了活命挺身战斗一把了。
我们准备了《罢工宣言》，每个知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密密麻麻足有上万人的签名。还有几个人拉出几条大横幅，上面写着：“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字的颜色锈红，大概是用血写的。我们拉起横幅出发，一路上没有人振臂高呼口号，大家只是低着头默默地走。我们不再是年轻高傲的红卫兵，我们只是一群孤魂野鬼，站在奈何桥边眺望回家的路。只有那几条刺眼的横幅说明着我们此行的目的：就算做鬼也要回家！
游行那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很适合举行大规模集会，按照孙子兵法上的说法，我们算是占据“天时”了。去景洪的路我们很熟，也知道州委大院在哪，这个算是“地利”了。那天去游行的拖家带口连老带少足有几千人，我都不知道我们景洪农场有这么多人，这个算是“人和”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师出有名，按说应该是胸有成竹。可是当时不只是我，大部分人心里都没底，因为不知道州委会怎么对付我们，要是像1974年那样再来一场“人民战争”，我们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州委的人刚对付完橄榄坝农场的请愿知青，听说又来了一拨，人数是橄榄坝知青的好几倍，所有人脑袋都大了好几圈，看那意思是想让老天爷降下闷雷把我们全劈死，他们也就省事了。我们当然不能遂了他们的愿，几千个人把大门一堵，只准进不准出，除非州委的人化装成苍蝇飞出去，否则一个别想出门。平常都是我们知青走到哪人人喊打，今天好歹做了把主人翁，心里的感觉还是很爽的。
这招很有效，州委很快就挺不住了，让我们派代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