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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坚持到下班，澡堂子一没人我就闪了，闪之前也去洗了个澡，水确实有点烫，不过我认为并没有后来那个同志反映的那么严重，至少我身上主要几个长毛的地方都无大碍，长势依然喜人。
我到苗苗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苗苗正襟危坐等着我，表情相当严峻，看来正在承受着不小的心理压力。其实我心里的感觉也并不轻松，虽然我盼望这一刻盼得头发都快白了，但是真到了这会儿，我心里又隐隐有些恐惧。我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了，这件事毕竟不是闹着玩的，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责任，我不太清楚以自己的能力是不是真的能够承担起来。假如我晚生二十几年，应该不会有这么重的心理负担，因为在今天，做了这件事后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结婚，它可能只表示玩玩而已。但是当时则不然，如果当时我和苗苗做了这件事后我告诉她说只是玩玩，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骟了我，叫我从此啥也玩不成。
我走到苗苗旁边，跟她并排坐在床上，我的手心里都是汗，这让我相当狼狈，试想这样一双汗津津的鬼爪抓到苗苗身上，她不吓死也要恶心死。我不停地把手在裤子上擦来擦去，试图使自己干燥些，可是越擦越是出汗，我想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搞不好我会脱水而亡。
“铲子。”苗苗叫了我一声。
“嗯？”我答应了一下。
“铲子，你爱我吗？”苗苗问。
这句话让我有些意外，我认识苗苗一年多了，她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大概因为我们都觉得“爱”这个词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应该专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小姐太太，离我们工人阶级无限遥远。老实讲，我觉得自己从出生到现在，似乎没“爱”过什么人，如果一定要定义我对苗苗的感情，我想应该是“深深的喜欢”。我只能表达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如今苗苗用如此生僻的词汇来问我，叫我好生为难，我只好点了点头。
“铲子，不许点头，我再问你一次，你爱不爱我？”苗苗说。
“耐。”我艰难地憋出一个字，由于从来没说过这个字，所以发音不甚准确。
“真的？”苗苗追问。
“真。”我回答
“你会和我结婚？”苗苗又问。
“会。”我又回答。
“铲子，你们家说话按字收费啊，你这么省？”苗苗瞪着我说。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肯定会和你结婚，绝不后悔。”我赶紧表明心迹。
“德行，你当然不后悔了，要后悔也是我后悔呀。”苗苗笑着说。
“对对对，你后悔我不后悔。”
苗苗依偎到我怀里，抬起头温柔地说：“铲子，你要敢不要我，我活活捅死你。”
“我哪敢。”这话把我吓一跳，我低头看着她的脸，她的脸艳若桃花，我忍不住亲了一口，这一口亲得也挺狼狈，弄了苗苗一脸哈喇子。
“讨厌。”苗苗擦了一下自己的脸说。
我伸出手去解苗苗的上衣纽扣，苗苗脸羞得通红，闭着眼不说话。我解了两颗扣子，想想不太合适，这样急色她会以为我是色狼，于是又给她扣上了。扣上以后想想又后悔了，色狼就色狼，这时候不色狼就不正常了，于是又去解扣子。解了两个想想还是不合适，这样对她好像有点轻薄她的意思，弄不好她会生气，于是又给她扣上了。扣上以后想想还是不对，她都快成我老婆了，什么轻薄不轻薄的，多矫情啊，于是又去解，我正折腾着，苗苗脸上红晕稍退，睁开眼睛说：“铲子，你有病啊你？”
“没有没有，我怕你生气。”
“滚蛋吧你，把我衣服都弄坏了，笨死你得了。你转过去我自己来，不许偷看。”
我赶紧转过去，只听见窸窸窣窣的脱衣声，等我再次听到要求我转过来的信号时，苗苗整个人已经钻到被子里去了。
我想起来自己也需要脱衣服，连忙七上八下把自己脱干净，拉开被子的一角钻了进去。苗苗见我进来，又把眼睛闭上。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伸出手捅了一下苗苗的乳房，苗苗哼了一声，我又捅了一下，苗苗又哼了一声，我再捅了一下，苗苗不哼了，睁开眼睛问我：“铲子，你打算捅到天亮？”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道歉，又把被子拉开一点，开始寻找能够容纳我的“入口”，看到一个部位，觉得应该是，又感觉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没办法，公园里光线太暗，我从来就没看清楚过那个“入口”到底长在哪，《少女的心》似乎只描述过“入口”的样子，却没讲过“入口”的具体位置，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再靠上一些，在我长的这个东西相应的位置上才对。我不太确定苗苗是不是长错了，只好开口问：“苗苗，你的咋跟别人的不太一样？”苗苗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她没问我“怎么不一样”，她问我：“你见过别人的？”
“没有没有。”我赶紧解释，“我是说跟我想的不一样。”
苗苗嗔道：“铲子，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
“对不起对不起。”此时我已经一脑袋汗了。我翻身趴在苗苗身上，心想算了，捅到哪里算哪里吧。
还好接下来比较顺利，我终于找到正确“入口”，闭着眼睛使劲来了一下。
“啊！”苗苗皱着眉叫了一声，“疼。”
疼？我怎么不疼？我心想，但是身体不由自主往后缩了一缩。
“没事，来吧。”苗苗闭着眼睛说。
我努力挣了十几下，只感觉小腹一热，心想不好，赶紧抽身撤退，身体一阵痉挛差点抽筋。完事后我才发现，他妈的我把自己的孩子们全射在自己放在床边的裤子上了。
结束后我感觉既懊丧又惶恐，心想我是不是有问题，《少女的心》里提到的时间长度可不是这么短，怎么回事呢？我长度硬度应该都符合要求，为什么时间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呢？当时的我怎么也没想明白。当然不久以后我就知道了原因，原因比较复杂，反正第一次最失败的绝对不是我。
后来苗苗说当我亮出那个她曾经认为是警棍的东西的时候，她内心的惊骇难以言表，她简直不敢相信我会用这么丑陋的东西对付她。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活不成了，这个东西捅进去一定会把肠子一块带出来。她还说她知道追求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敌人的屠刀慷慨就义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假如忍受这个丑陋的独眼龙的折磨是她追求幸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她就只能咬牙坚持。尽管如此，当我进入的时候她仍然充满绝望，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当时她悲哀地想，那些革命先烈一定没见识过这么厉害的酷刑，否则怎么可能不招供？
另外，她还告诉了我说当时她以为要长时间地忍受各种折磨，没想到只疼了一下下就结束了，这令她颇感欣慰，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就得到了幸福，非常值当。这话令我很愤怒，什么叫“只疼了一下下就结束”？
当然我后来终于证明自己决非“一下下就结束”的人，而苗苗也明白了这件事跟革命先烈遭受的酷刑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她坚持认为自己的第一次完全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做出的伟大牺牲，对此我不能认同，如果这也叫牺牲，那我倒是很愿意没事就牺牲一下，反正不费钱，损失点液体而已，何乐而不为？
还要回到那个晚上，回到古典小说上形容为“事毕”的那个时刻，“事毕”之后，苗苗起身看到自己身下的床单上有一团血迹，立即大叫道：“啊！铲子，快给我拿红药水和纱布。”
“干什么？”我问道。
“你都把我扎出血了，难道不许我包扎一下吗？”
十三、1983，赶上严打
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总有一段幸福时光，或者说我们自认为有一段幸福时光的话，那我和苗苗相处的这段时间应该就算是我的幸福时光了。这种日子我在云南想也不敢想，作为一个黑七类，我一度认为自己将孤独终老，像我留在云南的兄弟们一样，安然地躺在某棵橡胶树下，成为绿化祖国的肥料，微笑着注视着我身上的种子一天天长成参天大树，这样倒是多少有些无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情调。至于所谓的爱情，在我的梦里甚至都不曾光顾过。
彼时我身边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变，街上多了很多小商贩，卖着五颜六色的东西，有电子表，有邓丽君的磁带。电影院早就不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了，现在放的是和尚打架的故事。我记得文革时我们这儿有俩和尚，被红卫兵整得那叫一个惨，先是脑袋上画个大王八被拉出去游街，一人拿个小锣，走一步敲一声，嘴里喊：“我是四旧和尚，我是反动秃驴。”如今和尚们终于扬眉吐气，打架都打到大屏幕上去了，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
进步的不止和尚，还有我身边的一切事物，别的不说，电视机都有颜色了，这个你能相信吗？开始有人出书写自己当右派被批斗的事了，并称之为“伤痕文学”，这个你能相信吗？南边的人在搞经济特区，听说一天就出个万元户，这个你能相信吗？有一天我上班，竟然在厂里看见一个黄毛蓝眼的外国人，张牙舞爪地跟个猩猩似的说着鸟语，身上脸上的毛都连在一起，有一寸多长，估计照脸上拍一板砖都没事。据说这猩猩一样的老外是我们厂请的德国技术专家，好像帝国主义又回来了，这个你能相信吗？这么多让人不能相信的事都发生了，由不得你不信。总之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快得让人应接不暇，如果不是信访办门口还有些要求摘帽的前右派、前反革命等等，你根本不会相信这里几年前曾发生过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国人的忘性还是挺大的，那十年就权当做了一场噩梦。
我离“三转一响”的目标也越来越近。其实那时候“三转一响”已经挺老土的了，人家结婚家里都要有彩电才行，可是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我要看彩电只能到百货大楼里去看，看久了还不行，售货员会把我轰出去。那时候的售货员还是挺厉害的，不像现在的促销小姐，笑得像花一样，你站那儿可以随便看，看人看货都行，绝不会把你撵出去。那时候可不行，你要是看个十分钟不买，她会问候你家所有亲人。当然，这一点小小的挫折已经不能够影响我的乐观情绪了，我觉得一切都很幸福圆满。我和苗苗已经把结婚的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那件事，我的故事就可以像安徒生安先生写的那样结束了，“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是那件事还是发生了，就好像霉运一直躲在暗处等待机会，到我得意忘形的时候才突然杀出来给我致命一击。那件事发生后我才相信我真的是运交华盖，所谓的幸福不过是给我的假象而已，其目的就是要把我扔得高高的再摔下来，这样才能置我于死地。
其实那件事也怨不得别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怨我自己，如果不是我一时冲动，就绝不会毁了自己的幸福时光，也不会使我的四姐赵争鸣远走他乡，至今不能见面。
我记得出事的那天开始并没有什么异样，我照常去上班，照常在锅炉前面抡铁锹，嘴里哼唧着“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心里冒着幸福的泡泡，手里的铁锹上下飞舞。正干得热火朝天，就听见有人在门外喊：“赵超美，你出来一下。”我扔下铁锹出门一看，是厂办的小秘书，端着个《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的招牌架势在门口站着。我问什么事，她说你到厂办去一下，找你有事。说罢一拧一拧地走了，我目视着小秘书的臀部开始发呆，心想厂办找我什么事？要给我涨工资？不太像，涨工资都是大家一起涨，凭什么给我一个人涨？难道因为我的脸比较长？嘿嘿，应该不大可能啊。要不就是上次我把洗澡水烧成开水的事？应该也不会，上次褪了毛的同志基本上都康复了，该长毛的地方也都长出来了，好像没听说谁留下什么后遗症。
我一路上想得脑袋转筋也没想出所以然来，进了厂办的办公室，有俩人在办公室里坐着，我们厂办主任陪着，三个秃顶晃得办公室里蓬荜生辉。看见我进来，我们厂办主任站起来说：“小赵，这两位同志是××师范大学的，有点事找你，你们谈吧。”说着出了门，还把门给带上了。那俩秃顶站起来，一个说：“你是赵争鸣的弟弟吗？”我点点头，另一个说：“我们坐下说吧。我们是××师范大学的，赵争鸣同学在学校出了点事。”我一听这话脑袋一阵发麻，赶紧问：“出了啥事？”一个说：“是作风上出了点问题。”我心里一沉，暗想不好。那人接着说道：“本来我们是想通知你们的父母的，但是赵争鸣不肯说你们家的地址，我们只好根据学校的记录找到这里来。事情是这样的，赵争鸣在学校里跟我们一个教古典文学的姓徐的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