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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的全部罪过。看着叶红面孔由狰狞变成恐怖，看着俩儿子的眼神由恐惧变成漠然，我越发觉得自己苦心经营的所谓好丈夫、好父亲形象是多么的虚伪和脆弱，每一次筋疲力尽的争吵之后，我的心，都他妈的洼凉洼凉的。
算了，不说这些也罢，还是说说那些年的变化吧。说起变化，不可否认，九十年代是中国有史以来变化最快的十年，有这么几句话可以概括一下：电视机越做越大，电话越做越小；爷们的头发越来越长，姑娘的裙子越来越短；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商店的真货越来越少；当官拿的钱越来越多，办的事越来越少；医院看病越来越贵，看完病情越来越重；进城务工的越来越多，能拿到薪水的倒是越来越少；以前有人倒腾粮票，现在人都倒腾股票；以前倒腾粮票撑死挣个几十块，现在倒腾股票听说一挣就是几十万。好家伙，几十万呐，这要换成一毛的那得多大一堆啊。
苏联老大哥散架了；上大学不免费了，毕业也不包分配了；香港澳门回归了，南方发生大洪水了；听说中国越来越强了，可是大批工人却下岗了。
这些，就是世纪末那十年的怪现状。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人太矫情了，跟个老娘们似的，牢骚满腹，典型的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嘛。是的，这个我不否认，两点我都不否认，第一，老百姓的日子的确好过了。第二，我的确像个老娘们了。可是问题是，第一，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些是应该的，社会在进步，生产力在提高，我们又付出了那么多辛勤的劳动，没有理由日子过得不好。第二，我像个娘们也属正常，世纪末那十年，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无休止的争吵，我的精力和体力都在走下坡路，我的确变得越来越爱唠唠叨叨。这个时候，我们本应安安静静地生活，而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太大的折腾。我相信大部分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差不多的心态，不求轰轰烈烈，只求随遇而安。可惜我就像佛祖手心里的孙悟空一样，自以为到了天边，却没能躲过佛手的轻轻一翻，这一翻把我抛到绝望的谷底，逼着我承受我这把年纪本不该承受的折腾。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离真正的牢骚还差得远呢。
不错，我说的就是这个，就像二十年前我们响应号召下乡一样，二十年后，我们再次响应号召下岗了。想想真是悲哀，据说美国曾经有“垮掉的一代”，那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应该被称做“傻掉的一代”？
其实下岗早在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让企业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国家制定政策，让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买断工龄”，然后把他们推向社会自谋生路，这个叫做“下岗再就业”。买断工龄是按照工作年限的，我们那儿是一年工龄折合310块，以我为例，我的工龄从1990年算起，一共12年，总共给我发了3720块“买断工龄”费。
究竟有多少人下岗，我不知道，没找到过确切的数字，但我们厂的情况我是知道的。我们厂在当地也算是国有大厂，在职职工一万多人，退休的大概更多一些。从2002年底开始下岗，到2004年初，总共有大概八千多人再就业去了。而且最可笑的是，在所有的下岗职工中，厂级领导一个没有，科级领导只有三个，其他的全是一线工人。这就是领导们所谓的“改制”。
我就是这八千多人中的一个。
其实厂里要让职工下岗这回事儿早在2002年夏天我们就多少知道了一些。当时厂里在搞全岗位综合考评，据小道消息说从厂长书记到职工全都要参加考评，成绩差的就得下岗。当时我的两位老泰山都已经退休了，我早已没了靠山，所以心里颇有些紧张，倒不是紧张我过不了考评这一关，这个我有信心，因为我的焊工技术在厂里是数一数二的，我只是担心我运气差，从小到大这么多年，只要一有倒霉的事儿，我他妈的就没躲过去过。
由于实在担心自己的运气，我专门去找了一次考评组的陈书记，陈书记看见我来很客气，连说：“老赵来了，坐坐坐，喝水喝水。”
我坐下喝了一口水，开口问陈书记：“陈书记，听说厂里准备让考评成绩差的职工下岗，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是谁告诉你的？”陈书记警惕地问。
“没有，陈书记，就是厂里的一些闲言碎语，都是猜测而已。”我尴尬地笑了笑说。
“嗯，老赵啊，既然你问起来，我也不瞒你，这次考评确实可以算做一个依据。你也知道，现在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成果也是喜人的。但是国家遇到了一些困难，企业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不甩掉包袱，怎么轻装上路啊？是不是？我们这些工作多年的老职工应该有这个觉悟，能够理解厂里的难处，对不对？”
“是，是。对，对。”陈书记说一句我点一下头，等他说完，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您看像我这种情况……”
“呵呵呵。”陈书记爽朗地笑了，说，“老赵，你看看你，我就知道你是担心这个才来找我的。按道理呢，在考评结果出来之前，我是不应该跟你讲的，这个违反纪律嘛。但是呢，你是咱们厂的老职工了，为咱们厂辛辛苦苦无私奉献了这么多年，任劳任怨，从无怨言。今天呢，我就跟你透个底儿，你放心，你是咱们厂的多年老先进，又是焊工组的一把手，听说人称‘焊王’，这么厉害的人物，我们怎么舍得放走呢？”
一番话说得我是心花怒放喜笑颜开，我赶紧站起来握住陈书记的手使劲摇，一边摇一边说：“陈书记，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抬爱有加了，呵呵，那什么，您看，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回头我张罗张罗，您得让我表示表示对不？”
“哎，老赵，你这个就不对了嘛。”陈书记正色道，“国家正在反腐倡廉，咱们不能搞这些不正之风啊。你放心，我们的考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是负责任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保证会给咱厂职工一个满意的交代！”
从陈主任的办公室出来，我那叫一个感激涕零热泪盈眶，厂里都说秃头陈（陈书记外号）坏，这不明明是冤枉人嘛，你看看人家那话，说得有礼有节刚正不阿，绝对是朗朗君子啊。为了报答陈书记的慧眼识英雄，我工作越发卖力，加班加点在所不惜，这叫做士为知己者玩命，我是这么想的。
半年后，第一批下岗人员名单公布，我他妈的排在第一个。
看着名单上赫然的“赵超美”三个字，我眼前一阵阵发黑，心中的愤怒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个一而再再而三让我放心的家伙呢？那个口口声声说要给别人满意交代的家伙呢？那个“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的家伙呢？这个畜生，这个骗子，我他妈找他去！
我怒火中烧，一路冲进陈书记的办公室，厉声问道：“陈书记，这是怎么回事？”
陈书记看见我，连说：“老赵来了，坐坐坐，喝水喝水。”脸上丝毫没有一个骗子被揭穿时应有的尴尬表情。
“我不坐，我也不喝水，我就问问你，这怎么回事？”我指着外面说。
“什么事？哦，你说下岗名单的事儿啊？”陈书记恍然大悟，“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先不要激动，冷静地听我讲，这个名单是我们根据综合考评的结果，又结合实际的工作情况，经过多方面的衡量得出的结果，是绝对公平、公正、公开的！”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我考评不合格？”我怒道，“你出去打听打听，我赵超美工作上哪一点比别人差，咱厂里有哪个焊工技术比我强？叫出来比划比划。不是连你也说我是焊工组一把手吗？”
“谁跟你说考评标准是工作技能啦？”陈书记微笑道。
“……”我登时愣住。
“当然了，工作技能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的，要不怎么叫综合考评呢？要是单纯考评工作技能，那就叫技能考评了，那就不叫工作考评了，对不对？”陈书记侃侃而谈。
我彻底迷糊了，结结巴巴地问：“那、那好，那咱不说工作技能，我得问个明白，我哪里不合格，你说清楚！”
“老赵啊。”陈书记语重心长道，“让你下岗我们主要是有几点考虑的，第一，我们考察过你的历史，你曾经因为打架斗殴被劳改过，又是走后门进的厂，对不对？现在国家一直在提倡反腐倡廉，打击不正之风，我们也需要营造一个公正廉洁的企业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改革深化下去嘛。留下一个走后门进来的两劳释放人员，其他的职工会怎么想？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就像你说的，你的焊工技术数一数二。这个我们也是考虑过的，正是因为你的技术数一数二，我们才放心让你下岗再就业，你想啊，你的技术这么好，又年富力强，不愁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换句话说，你是尊大神，何必猫在我们这个小庙里受委屈呢？对不对？因此吧，让你下岗也是组织上对你能力的信任和肯定，你明白不？”
一番话说得我完全蒙掉，想回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了老赵，这个也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的，既然定了就不能更改，也希望你给其他的下岗职工做个好表率，欢天喜地地走，不要闹事。好了老赵，我还很忙，你可以走了，回去也跟名单上的其他人说说，都不要来找了，你也找他也找，我的工作还要不要干了？”陈书记拉着我的手把我请出了门，顺手又把门给关上了。
我站在门外，越想越不是滋味儿，想进去再说理去，可是一推门，发现门已经锁上了。我再也忍不住，飞起一脚踹在门上，破口大骂：“姓陈的我操你姥姥！你他妈的就是个骗子，什么他妈的公平公正，什么他妈的反腐倡廉，全都是放屁！还他妈‘焊王’呢，我把你娘的老逼焊上。”
屋子里静悄悄的，毫无声息。
我被几个同事拉拉扯扯劝回了车间，怒气渐渐平息，浑身筋疲力尽。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凳子上，看着我挥汗如雨十几年的车间，心中一阵阵酸楚，几乎忍不住要放声大哭。
一个姓何的同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俩点上火默默地抽着。他跟我一样，也在名单上。
“老赵，真没想到你也在名单上。”老何说。
我低下头没吭声，狠狠抽了一口烟，以掩饰我就要忍不住掉下来的泪水。
“你是不是没给秃头陈送礼啊？”老何问。
“嗯。”我点点头说，“我问过秃头陈，他说他不收礼，还告诉我不许搞不正之风。”
“他那是放屁。什么他妈的不正之风，他自己都是不正之风，还不收礼，他收的礼都没地方放了，不收那是嫌少。”老何愤愤地说。
“你送了吗？”我问。
“送了啊。”老何委屈地说。
“送了怎么还有你？”我问。
“送的少了呗，我送了两条中华两瓶五粮液呢，我以为不少了，我看见还有只送一条烟的呢。后来我跟人一打听，差点没悔死我，你猜怎么着？人家送的烟，烟盒里装的都是钱，就我他妈的是傻子，竟然送的是真烟。”老何几乎要哭了。
“这个秃驴，太他妈的狠了，咱写信告他妈的。”我怒道。
“算了吧老赵，别犯傻了你，人家秃头陈的哥哥在纪委，嫂子在反贪局，你上哪告去？小心整死你。”老何说。
我领教过这些人的厉害，明白自己确实无能为力，只好瘫坐在凳子上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妈的，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吗？”
“嘿嘿。”老何冷笑两声说，“没有。”
2002年12月15号，我最后一天上班，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倒不是为了缅怀点什么，我还没那么矫情，就是想最后一天了，弄得利利索索的，别给自己丢脸。那天其实已经没有给我们的活儿了，大家都是去收拾东西的，我的东西不多，除了一些自己用过的劳保用品，就是一些奖状，两面锦旗，还有几个奖章，我站在工厂的大门口，手里捧着一堆奖章奖状，嘴里一阵阵发苦。这些曾经的荣誉，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嘲弄：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先进工作者吗？你不是劳动模范吗？你不是还想当三八红旗手吗？你咋下来了呢？
那天要走的工人中，有很多干了二三十年的老职工，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跟犯病了一样。有人抱着自己用过的车床号啕大哭，死也不肯撒手，有人一遍遍擦拭自己用过的工具，像个傻子一样自言自语。压容车间有个老工人丁师傅，十八岁进厂，整整干了四十年，其年五十八岁，再熬两年就退休，结果一不小心也下岗了，老头怎么想也想不通，拎着一把菜刀堵在厂门口，要找厂领导拼命，后来领导报了警，他才被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