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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苏军渡过哈拉哈河。
日军的作战策略则是以前线部队阻挡敌军进攻，等待苏军的进攻力减弱后，以援军从侧面包围苏军。但是苏联闪电战式的立体机动作战。特别是大量投入的装甲兵，迅速突破了日军的防线。
8月24日，苏军南北两翼在诺门罕合围。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的主力被团团包围，前来增援的第7师团吓得掉头就跑。
8月27日，日军第23师团经过一番苦战后也突围了，但是损失巨大。
战后苏联宣称大胜，全歼日本关东军第6军6万余人，生俘3千人。自身损失4千人。日本也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公布自身伤亡人数。
据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苏军真正死亡人数约为八千人，超过一千人失踪，另外一万六千人受伤。而关东军第6军的军医部提交给军队高层的报告表明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
技术装备上。苏军损失装甲车辆超过350，飞机250架；日军损失坦克30辆，飞机180架。
由此可见，苏军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损失比日军要大得多，充其量只是一场惨胜。其实作为日军主力的第23师团并不是什么精锐部队，很多官兵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但是发挥得非常出色。这应该归终于日军良好的军事训练和出色的技战术水平。
二战后有记者采访朱可夫将军，问及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时，他回答是哈拉哈河战役。朱可夫对日军的评价是下级军官很优秀，战斗很狂热，但是越往高层越烂，特别是含金汤匙出生的高级将领只能用无能形容。
其实也不是完全无能，主要是裕仁天皇反对在中国战局未定的情况下与苏联发生全面冲突，并禁止给关东军提供补给。打到最后，关东军无以为继，四处搜罗连同开始就配属给23师团的火炮才凑了80门左右的火炮，一共向前线输送了19000发炮弹，而这点炮弹竟然相当于当时关东军炮弹总储备量的75％！
后来在格勒乌（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即gru）任职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兹上校曾参与过该战役。他在回忆中认为苏军的战斗有很多缺陷，是靠巨量的人力伤亡和兵器优势打胜的。如苏军弹药消耗达到31000吨，相当于库尔斯克战役消耗量的15％。日军方面，7月攻势中82门火炮储备了3万发炮弹用于进攻，平均每门炮备弹366发，大致是平均每门炮30％会战份，远低于1937年在中国战场平均每门炮约50％会战份弹药的标准。
苏军之所以打得这么差，主要还是持续的肃反严重影响了部队士气和战斗力。看过相关肃反材料的人都知道，挨整的人基本上都是能力较为出众的，结果整来整去，优秀人才一扫而空。剩下官兵们也提心掉胆，生怕哪天落到自己头上。
当时苏军普遍怯战，官兵逃亡的很多，逼得朱可夫连续撤换了两名坚持要撤退的师长。并下令将坦克驾驶员锁在坦克里面！可见当时情形险恶到什么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731部队在此战首次使用了细菌武器：派敢死队在苏军取水源头上游的holsten河投入了炭疽菌，但是给苏军造成的病倒效果不好，经检讨认为是因为细菌在水中失去活性，只有一名日本兵感染身亡。中国有资料却声称反给日军造成了1200人病死，如果属实的话，那731真是摆了一个大乌龙。
在日苏开战的同时。活动在长白山的抗联也突然出动。在这个时空里，抗联（主要是第一路军）的生存环境要比历史上好得多。
冯锟借着做生意的机会，悄悄把延安的情报人员带到了东北，并跟杨靖宇司令员接上了头。延安方面随后命令抗联停止执行之前的错误方案，也就是王明和苏联远东局的瞎指挥。郑卫国也派了一个特战队和一个狙击手排配合他们作战。
当时恰好叛徒程彬像疯狗一样四处破坏抗联的密营，也是秘密物资补给点。特战队将计就计。直接埋伏在一处密营外，由十名最好的狙击手联手狙击，当场击毙了程彬和张奚若等十余名铁杆汉奸。这一行动使得大量密营得以保存。
在日军随后搞的集家并村行动中，又是特战队一马当先，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接连攻破数处“集团部落”，迫使大部分伪军和伪政权成了两面政权。
不过总的来说，抗联的局势还是相当不利。主要是日军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固。关外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关内敌占区和国统区百姓的生活水平。特别是铁路沿线和大城市，如果是满铁等大企业的职工，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小康水平。
看过《红灯记》的都知道满铁有个职工叫李玉和，仅仅是一个信号工人就能靠工资养活三家人。虽然仅仅是维持最基本的温饱，但这在关内是难以想象的。
历史上，杨靖宇牺牲前，那个出卖他的伪牌长赵廷喜还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
所谓敌后游击战其实不是真正的敌后。是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的。要是失去了群众基础，那部队就没法生存。所以郑卫国再三考虑，建议中央把抗联全部撤回关内集中整训。
趁着日军跟苏联打得正起劲的时候，抗联第一路军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连续击破日军多处据点。然后以小部队牵制敌军主力，大部队则分四路迅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直扑国境线。
临出国时。第一路军还顺手打破日军几个据点，解救了八千多名劳工，这些人后来大部分也加入了抗联。抵达苏联境内之后，一路军又汇合了二、三两路。然后借道苏联，经外蒙回国。
这支部队归国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就连常凯申也不得不给了一个国民革命军步兵第39师（据说是为了纪念他们39年回国）的番号。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副司令员赵尚志、副政委魏拯民、参谋长周保中、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全师下辖三个团，分别由抗联三个路军改编成而成，算上解救劳工和延安调配的技术兵种，共计两万余人。
不过委员长用惯合纵之术，一时技痒，还是给延安上了一点儿眼药，将这个师隶属于东北挺进军，归马占山指挥。没想到延安方面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搞得常凯申对马占山也不信任了，粮饷开始无故短缺，但这样一来，马占山跟延安方面就走得更近了。
抗联部队归国后，刚整编完毕就赶上了一场大战。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装了几个月的孙子之后，终于露出爪牙。这第一战就选在绥远。
诺门坎战役结束之后，日本最后选择妥协，斯大林确认日军暂时没有北进的意图，双方的关系就缓和下来，并于39年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冈村宁次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企图闪击绥西的五原地区，消灭傅作义等部，然后向宁夏、甘肃进军彻底切断这条物资通道。为此。冈村宁次也准备了大量物资，其中还包括大量运输工具，包括五千辆卡车和一万头骡马。
39年10月中旬，日军大举出动，调动了第26、32师团，以及新到华北不久的35、36、37共计五个师团进犯绥西。
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傅作义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对包头到五原沿途一百六十公里的大纵深进行坚壁清野。幸亏是绥远，地广人稀，而且早有准备，不然还真做不到。
道路也进行了大量的破坏，主要办法是挖坑灌水。虽然对付不了履带车辆，但对轮式车辆来说却是非常麻烦。由于补给不足。日军前线官兵很快陷入了用冷饭团子填饱肚子的境地。
日军每天饿着肚子艰难跋涉，侧翼又不断遭到大青山游击队的袭扰，士气急剧下降。不过五个师团的重兵集团显然不是绥远国军能抗衡的，冈村宁次最后还顺利地拿下了五原。但进城之后，准备“狂欢”的日军顿时大失所望，因为居民早撤退更西面的临河县了。日军费尽心力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当初郑卫国准备在绥西建基地时，就考虑到五原不太安全。因为这个地方历史上曾经被日军攻占过。就建议傅作义把后勤基地向往西或往南推一推。傅作义亲自查探了一下，最后决定把工业设施全部搬到临河。五原作为前进基地只屯田，不办大工业，这样撤退也方便。
从五原到临河还有将近一百公里的路程。以日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在没有铁路的地方连续推进五百里确实是为难他们了。冈村宁次最终没敢继续打下去，而是选择尽快退兵，并把伪蒙军七个师丢在五原当炮灰。
日军一撤，第35军、第81军、东北挺进军各部一涌而上。轻松地吃掉了那七个师的伪军，然后趁胜追击。此时德什卡大口径机枪大部分都已经装备到部队，日军依为靠山的坦克、飞机威力大减，只得狼狈逃窜。
狡猾的冈村又命令日军沿途布毒，企图用芥子气杀伤追击部队。但早有防备的中国军队没有上当，各部队很少采用尾随追击，而是更多地采用了平行追击和超越追击。不时从撤退的日军队伍中扯下一大块肉来。等日军好不容易逃回包头，路上至少丢下了一千多具尸体。
在日军进攻绥西的同时，冀中、中条山等地的中国军队也同时发起牵制性攻击。郑卫国亲自指挥冀察战区主力三个军出奇不意地包围了沧县的独立混成第7旅团，然后诱使第34师团来援。最后全歼独立混成第7旅团，并重创了第34师团。使得冈村宁次在冀中外围的布下的重兵防御圈被彻底打破。
中条山方面的表现也不错。为了加强这个方向部队的战斗力，郑卫国特地帮卫立煌设立了一个整训基地。各部队可以轮流进入基地整训，跟冀中以及延安方面合作较好的部队都得到了这个机会，像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还有卫立煌嫡系第14军就是首批完成换装整训的部队。
此次反击作战，第14军从正面突击，扫清日军前沿阵地之后，以主力对主力，死死拖住了第20师团。第4集团军则分为数路，以营为单位穿插、迂回，差点儿就把第20师团包了饺子。
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情急之下，慌忙命令第108师团和第109师团南下解围。卫立煌也调来大批援兵，双方激战近一周，情况都很糟糕，给养、弹药各方面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不过日军在综合实力上还是稍稍胜出，最终迫使中条山国军解围。
这一仗虽然没有打下来，却极大地鼓舞了中条山国军各部的士气。日军虽然保住了第20师团，却耗光了补给。而且八路军趁机沿着同莆铁路和各大公路袭扰，虽然是零打碎敲，战果却颇为丰盛。这两进一出，就让战场局势悄然发生了转变。
冈村率领大军回援之后，本以为很快就能恢复之前的态势，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情况却更为恶劣了。主要还是后勤补给的问题，冈村之前搜刮的那么多物资都是从华北方面军各部队嘴里省下来的，汽车和骡马也把自己的物力和人脉耗光了。
这一仗打完，关东军要补给、华中方面军要补给、华南第21军要补给，华北方面军屡屡失手，有什么颜面跟他们争？而且日本优先发展海军，分给陆军的总额本来就不多。
冈村最后憋出一个办法——以战养战，要求华北各部队自行承担一半的给养，这本来是41年才发生的事，竟然提前39年底了，足见日军正快步走在下坡路上。对一支近现代化军队来说，一旦失去正常给养，其战斗力会飞速退化，战斗意志也会急剧下降。
在平行空间里，日军一搞这个以战养战，投降的日军就急剧增加，甚至出现过一个小队的日军带枪投降的事例。山西的日本娃娃兵为了吃口饱饭，干脆找个地主老财当干爹，可见穷酸到何种地步。
不过冈村到底是冈村，不光是会出馊主意，还能想一些毒计！这一回也不例外，他在暗中布局，险些让国军吃个大亏。
ps：好吧，还有两章收尾！
第四百五十七章 历史剧变
本来华北的抗战形势是一片大好，华中地区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南昌最终保住了，无论是民心士气，还是税赋兵源都比历时同期要好得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内部的右翼势力又开始抬头了。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国民政府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
随着敌后力量的发展和抗战形势的好转，这个趋势愈发明显。刚刚吃了败仗的冈村宁次立马像毒蛇一样找到了突破口，加紧对敌后部队的策反工作。不得不承认，冈村在这方面确实很有一手。他非常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来实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第一批落水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和参谋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