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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我和我们大队（1）
我和我们大队——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将军访谈录王海，1925年生，山东威海人，1944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师飞行大队大队长，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离休前任空军司令员，上将军衔。王司令员，我们听到过一个传说，说是曾经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加布里埃尔是在朝鲜战争中被您打下来的，是么？王海：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1984年7月份，我当时是空军副司令，国防部长张爱萍同志带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事先的日程安排中，本来没有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要见我这个内容的。因为访问过程中，每天参观、了解情况，安排比较满。中间有一个空档，加布里埃尔突然通过武官提出来，要单独见我。我感到很突然。就跟张部长报告，张部长就同意了。我就想，他要见我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没有这个安排呀！那个时候在驻美大使馆当空军武官的是张伟仪，后来在空军当副参谋长，陪我去见。这就到了五角大楼加布里埃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比我们大，像他这样的空军参谋长，一般由四、五个秘书处理事情。到了他办公室以后，我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好多飞机模型。我也是飞行员出身，也喜欢飞机模型的。我一看，桌子上摆着的模型里有F86，F86这种飞机呀，是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对手。当时上级通报美国空军情况时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装备F86的，只有两个大队，一个是第51大队，一个是第4大队，51大队的飞机在两个翅膀上喷两条黄线，这个我们在空中看见过。第4大队的飞机就没有这两条黄线。我一看就跟加布里埃尔讲：喷黄线的F86是你们美国空军第51大队。当时加布里埃尔很吃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经常遇到就是喷黄线的F86。他就问我：你认为喷黄线的和没有喷黄线的谁的技术好？我说：还是喷黄线的技术好，没有喷黄线的第4大队不行。加布里埃尔一听就很自豪地笑起来了，这个飞行员很直爽，他说：我就是51大队的，在朝鲜战场上，我就是51大队的中队长。美国空军的中队长相当于我们一个团长，他的大队也比我们的大队大。这样我们就非常随便地谈起来了，谈得很热烈。后来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见我呢？因为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空中跟我们交过手，却没有到中国来过，更没有见过中国的飞行员，我是中国空军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见一见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国飞行员是什么样的人吧！见了他以后，我跟张部长作了汇报。张部长就跟我讲：你可以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嘛。这次访问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各军兵种的头头，陆军、海军什么的，在五角大楼一个会议室里，和我们交换意见。张部长给他们介绍代表团成员的时候，介绍到我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空军的副司令王海。在美国，空军参谋长就和空军司令一样。加布里埃尔就说：我们认识，我们交过手。我就是被他打下来的。他最后这句话，我想可能是翻译有误，也可能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只是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所以后来我在的回忆录书上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你想嘛，咱们也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你打下来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来的啊。我估计可能翻译得不太准确，但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以后我说了一句话：你们再侵略我，我还把你们打下来，我还是这个姿态。这个时候，张部长说了一句话：这叫不打不成交！转过年，加布里埃尔到中国来访问了。他到杨村参观了八一飞行表演队，我专门陪他去看飞行表演。看了以后他非常吃惊，他说：国外的飞行表演一般是六机，我们美国的“雷鸟”飞行表演队就是六机，还到中国来访问过，你们中国空军是九机！你们这个不简单，九机难度比较大。他就给我讲：你们能不能到美国去表演表演？我说表演是可以，但是你知道中国的飞机腿子太短了，我们的飞机属于苏联型号的，它属于防守型的，所以它的飞行半径比较小。你要叫我们去，你得派大飞机来，把我们的飞机拉过去。这一说，大家都笑了。你看，这是我们交谈的时候拍的照片。您的意思是说，加布里埃尔不一定是被您打下来的？王海：他是被我们志愿军空军打下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时打他的时候，我们有四架战机开炮，到底是谁打下他来的现在也没有办法考证了。我陪着他参观完了以后，他专门提出到军事博物馆看一看我那架飞机，有一个录像专门录下了他看飞机的情况。人家对我们的好多情况都很了解。他看了以后非常称赞。中国原来没有空军，突然在朝鲜战场出现，这一点美国人很吃惊，别看美国人很聪明，有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以后我就把在大楼下举行欢迎仪式，以及他在华活动的一些情况给他录了一个录像带。他是从上海回去的，我正好到上海欢送他，晚上欢送宴会的时候，一面吃饭，我们一边就把他在中国活动的录像放给他看，他特别高兴，第二天就送他走了，他经过香港飞回美国了。我给你讲，凡是军人，特别是飞行员出身的这些人，他不是外交官，都非常豪爽，有什么讲什么，美国人也是一样。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以后我又访问美国，加布里埃尔退役了，接替他的叫沃尔奇，副参谋长叫麦克皮特。我1987年4月15号访问，我带了十三个人。十三个人有两个军区空军司令，一个沈空的，一个是南空的，其中有军长，有师长，还有原来的空军副司令员杨振宇。美方负责接待安排、陪着我们参观的是美国空军副参谋长，也是飞行员出身，而且他当过美国“雷鸟”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叫麦克皮特。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来讲，这个人比较骄傲，外国人说是比较傲慢，傲慢和骄傲是一样的。有一天我们去参观一个军事基地，要走了，下小雨，送的人比较多，有将官，有校官，麦克皮特亲自给我打雨伞，还给我开车门，在场的美国人都很惊奇，因为这个人在美国很傲慢，他怎么这么对待我？麦克皮特听说以后，专门对我们驻美的空军武官讲：我为什么对你们王海司令这么尊敬？第一，他是一个大国的空军司令；第二，他不愧为一个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他说在韩战中——他不说抗美援朝——人家是有功之臣；第三，这个人性格非常豪爽。你说人家说的话在理不在理？军人搞外交的时候，是要耍外交辞令，不搞外交的时候，军人之间是很直爽的，后来他也当了美国空军的参谋长。在沃尔奇当了空军司令以后，邀请我到美国访问。临走时我专门给他和加布里埃尔准备了一份礼品，他喜欢中国的山水画，我叫他们给我画了一幅画。还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军武官要了一张加布里埃尔的照。那时湖南有一个老头，他会把照片烧在磁盘里，现在老头已经去世了，当时有七、八十岁了，他分别给加布里埃尔和沃尔奇烧了一个，加布里埃尔接到以后特别高兴。人和人之间交往，国和国的交往，你得讲真诚，就是这样。虽然他退下来了，还在饭馆专门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个人很重感情。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的回忆录书上也有。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以后沃尔奇也退下来了，他退下来时，我还没有退下来。咱们总参有一个战略协会，邀请沃尔奇和加布里埃尔到中国来访问。到中国来以后，沃尔奇提出要见我。我就在北京饭店专门请这两个人吃了一顿饭，我们还给他们送了一个礼品，就是仿制的西安出土文物，不是兵马俑，是一个马，很沉的。王司令，您再给我们说一下抗美援朝的事情。抗美援朝开始后，美国空军就不用说了，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空军。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到一年，经验那么少，飞机那么少，两个空军的力量悬殊那么大，我们怎么去打这个仗？当时您是怎么想的？王海：这么说吧。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你盖房子首先得打好地基，抗美援朝，中国空军参战，并不是突然冒出个空军，这个过程我简单地给你们讲一讲。红军长征刚到延安，1938年的时候吧，毛主席、党中央就决定在红军当中召一批年轻优秀的干部，到新疆盛世才那个地方学飞行。那个时候盛世才办了一个航空队。红军大概选了四十多个人吧，有一部分是去学飞行，有一部分是学机务。以后盛世才叛变了，就把我们派去的这些人关起来。后来又被党中央要回来了，要不然怎么回延安。在1938年的时候，党中央就考虑到要抓空军，未来打仗，你得有空军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任弼时、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就决定组建空军。当时是跟东北民主联军、跟东北局的林彪、彭真讲了。当时日本有一个航空队，有三百五十多个人，有三百架飞机，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能不能给他们头头做做工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建设空军。日本航空队的头叫小林光一。后来伍修权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找小林光一谈。当时日本航空队在通化。日本人是武士道精神，下面服从上面，发动侵略战争由天皇决定，下面就干了。我们党给小林光一做工作，小林光一后来就同意了。同意以后，他下面的兵都跟他干。伍修权从红军时代就有一个小手枪，他一直佩戴在身边的，为了表示对小林光一的诚恳，就把手枪送给了小林光一。国民党知道我们要建航校，很紧张，就派特务来破坏，派飞机来轰炸扫射。那个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一看，以后就把航空学校弄到牡丹江，中国空军航校的基础就是在牡丹江，加上日本航空队和新疆原来的一帮人，还有国民党起义的刘善本他们，又从部队调了一批优秀的干部战士。我当初在山东临沂成立的山东革命大学，实际就是山东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成立好多个班，有八、九个班，好几百人。以后东北国民党也快不行了，从我们大学调了一批人到东北来。我们从临沂步行到庄河，从庄河到丹东，到了丹东时就有组织了，我们有四、五十人，照片上也有。我在山大第四班，这个班有四十多个学生，全是男的，其他班都是有男有女。后来，我们这一帮人步行走了一个多月，从庄河到丹东，到东北航校。在东北航校学习的时候，维护飞机的统统是日本人，我们是一些日本教员带的。那个时候首先就收集器材，收集了差不多一百架飞机，有“99高”的，有单座的，还有双发的机器，到处收集机器，收集来以后，由日本人组装。我们人民空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离开这个就是不尊重历史。如果没有1938年党中央的决策，没有老航校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空军，不能割断这个历史。历史终究是历史，不是哪个人弄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第一部分我和我们大队（2）
老航校是相当困难，相当艰苦的，吃饭就是六个人一张桌子，也没有座位。吃的餐具都是泥烧的，一个大瓦盆，冬瓜汤，平时都是吃大杂饭，就是礼拜天改善一下生活，弄一个红烧肉，吃个大馒头，炊事班长还在门口把门，只准吃，不准拿，我们就猛吃，吃得都弯不下腰。我们在安东那个地方，零下四十多度，晚上睡觉呼吸的气把被子都冻上了，放一盆子里的水，第二天都成了冰块。后来，日本鬼子留下的汽油都烧完了，没有汽油怎么办？中国人还是聪明，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汽油。据说法国曾经有这个设想，但没有弄成。我们就研究，把发动机喷油的眼弄大一点，喷的量多一点，就是在哈尔滨生产出的酒精，烧了一段这个东西，凑合也可以飞。我们当时的飞航线，也没有鞋，赤着脚丫子飞。等我们飞出来以后，驻进上海虹桥机场，作了一次飞行表演，当时，陈毅同志来观看，非常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空军了。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块手表，那是土包子第一次戴手表，还是瑞士表。我的那块表，后来打仗时，飞机负伤后我跳了伞，表丢了，非常可惜。当时我们也不会抽烟，上海有一种烟叫“百宝台”，给我们每个人发三条，生活也很好。接着，抗美援朝爆发了，空军最早就是两个师，一个四师，（即现在的空一师）另一个是空三师。空四师是早于空三师，我从上海就调到空四师。在空四师我是中队长，因为我的飞行技术也不错，所以组织上把我调到空三师，当了大队长。那个时候也是坐“直升飞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