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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里走了。那天如果说要是决心不果断，我下命令投掉副油箱，完了，那后边起不来，弄不好还撞飞机，还出事故，那副油箱投到跑道上就麻烦了，就没办法执行任务、没办法出航了。没有副油箱，油料不够，出不去。当时我们编好队以后，照样出航了，下边飞行员就很高兴，觉得这次决定果断，好，不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吃亏。敌人他也是要看你的，如果你队形不像样，他就下来了，对他有利他就下来了，他一看下来捡不了便宜，他就不来了，就走了，没有下来。起飞的时间很短，作为指挥员，下决心确实要果断，要迅速，稍微一犹豫，就可能酝成大祸。部队打得不错，您个人什么时候打下敌机的？郑长华：我好长时间都没打下敌机。自己老打不下飞机，心里也是很急吧？郑长华：那是啊！指挥是光练头脑了，但是光指挥，老教人家打仗，结果自己老打不掉，因为没机会打，一开始投入攻击，就把部队都甩了，说先把兵力布置好，你再进行攻击，就晚了，机会就错过了，没那个机会，人家不能摆着机头等你打。后来，人家都打下飞机了，我没有打下飞机，就很焦急。心里这么想，当团长的，光指挥人家打仗，自己打不了飞机，这也不好交代呀？后来飞行员也看出我有点情绪，所以他们当时就讲，再碰到机会，我们掩护，你打。所以我第一次打下飞机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在清川江口那儿打下的第一架飞机。打完了以后，一看后边，双机也好，四机也好，都在后面，我非常高兴。他们在后边掩护你？郑长华：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说再有机会你打，我们掩护你。这一点不错。第二次打下飞机，那是返航期间，敌人偷袭失败了，等于我偷袭了他，这样打。一共就打下两架飞机。我也被人打下两次，跳了两次伞。最后一次跳伞很窝囊，那天打完仗，本来是直接回二线机场的，遇到敌机就没理它，当时不想再跟人纠缠，因为油也不多了，怕回不去。那天要不是这个思想，遇到敌人就坚决地打，我不见得会被打下来。因为觉得已经返航了，已经过了鸭绿江了，敌人看到我们过去了，我认为它不敢来打我们的，没想到它又接着反过来偷袭。结果我那天被打掉了。所以我很后悔，那天要不是回二线的话，那我肯定要跟他干，对着他就干了。结果光考虑到回二线了，而且已经过了鸭绿江了，就没把它放在心上。结果，骄兵必败，吃了亏。打到最后打了个窝囊仗，开头打了个窝囊仗。所以我后来后悔得要死，很恨自己，怎么这种情况下挨打，太冤枉了。所以，打仗啊，一个念头搞错了也不行，一个动作错了也不行。您打掉的两架飞机是F86？郑长华：是的。那时候都是F86，F84都不敢出来了，第一次我没打掉的是F84，那次真应该多打几架，没有经验。您这个团参加抗美援朝轮战多长时间？郑长华：一年零四个月。一般的都是八个月、十个月，为什么呢？打到最后，聂凤智司令员也是我们南空司令员，我们也是南空部队，他觉得用得顺手，他宁愿从别的地方给你补飞行员，也不愿意让你回来，叫我们一直打到停战，是这么个情况。你们团一共击落多少架敌机？郑长华：击落击伤一共四十七架，击落四十三架，四架击伤。后来空军给我们团授予集体二等功。当时立功的很多，立一等功、二等功都好几十个，差不多飞行员打下飞机的都立了二等功，我看我们那儿要求严一点，有的单位打下飞机就是一等功，我们那儿有的是一等功，有的是二等功。在战斗中间，飞行员表现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抗美援朝所以能够胜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都来自陆军，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而且这些人在地面打仗都是很有经验的，勇敢不怕死，这个精神非常好。还有一个，刚才说的，有的飞行员在空战中并没有受伤，但是，一紧张，一慌，跳伞的也有。后来吸取教训，表现很好，有一个飞行员，在混战中间，飞机被拉得抖起来，他以为飞机不行了，就跳了伞。回来后，大家都批评他，那个飞行员自己决心很大，后来在空战中整个座舱盖给打爆了，飞机操纵系动都失灵了，不能正常下滑了，反过来飞，飞机扣着飞，他硬是把飞机坚持飞回来。落地以后，地勤人员看着都很痛心，也很惊奇，座舱盖都打爆了，硬是给飞回来了。很不简单。当时您们团里有几个战斗英雄呢？郑长华：我们团就我一个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当时评功，不是论我打飞机打得多，打飞机，别人比我打得多，主要是从指挥这个角度给我立功，强调指挥。空军团长不像陆军团长，在地面指挥，还有个二线，空军的团长都是首当其冲。像我打了一年零四个月，只要我们这个团起飞，基本上都是我带队。一直都是这样。空军确实跟陆军不一样，陆军团长后边有小指挥所，还有观察了望，空军团长是直接在空中冲锋陷阵的。所以我们有些飞行员表现比较好，比如说谭向峰号称“千里眼”，他报情况报的最快、最准。再一个，高立静打下飞机，后来在战斗中，他的飞机打伤以后，回不来了，他在一个丘陵地带迫降，为了保全飞机。他的飞机也不行了，飞不起来了。这都是创奇迹，一般都在平地上迫降，他硬在山坡上迫降成功，也没摔死，真不容易。那真是到了最后，豁出来了，飞机也没速度了，一拉正好，尾巴贴着地，迫降成功了。当时您这个团损失多少飞机？郑长华：我们团整个是1∶2，就是整个我们师，和敌人相比是1∶2，我们团真正打仗牺牲的就一个刘宗胜，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个。我两次跳伞，都落在“三八线”这边，都有救。我们那时绝对禁止进海，不准我们到海上去，因为海洋被敌人控制着，一进海，掉下去以后，救不了。我们在陆地上跳伞，人民军、志愿军都很友好，那真是亲热得很，救护很及时。我们团具体跳伞多少人，我一下子也没算。但是整个战斗比例是1∶2，我们掉一架，打掉敌人两架。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些飞行员真是勇敢啊。像李丹贸，为了掩护我，飞机被打了五十六个洞，他是给我当僚机的，被打了几十个洞。为什么呢？给我当僚机的都容易受伤。哪里敌人多，我就往那里钻，哪里机群多，就往那里钻。空联司也尽量想办法叫我们多起飞，用的多一些。当时三师、四师老大哥部队去得比我们早，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回二线了。然后就是十五师、十二师去打，加上最早的四师，即现在的一师，还有三师，这四个师打仗比较多，时间长一些；其他还有十四师、十八师，打得就比较少，时间比较短。这里边不光是飞行员了，地面的人员，地勤很苦，那时候没有房子，住帐篷，冬天手都冻裂了，有的战士，大冬天光脊梁爬到进气道里检查发动机，东北的冬天很冷呀。有些干部为了寻找被敌人击落的飞机，到朝鲜去，有的人被敌人轰炸牺牲了，牺牲了几个干部。我们师当年编的这本书上面都有，还有相片。那个时候能够取得胜利，不光是飞行员，地勤人员是共同战斗的，地面这些领导、工作人员、干部，都有份，大家都尽了力，如果离开了他们，飞行员就玩不转了，飞机都起飞不了。所以说，整个空军全面得到锻炼、成长，是大家的功劳，集体的荣誉，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党、上级领导机关、空军党委、空军机关、空联司，刘震是第一任司令，第二任是聂凤智，两任司令员领导有方，这也是很不容易。还有我们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觉得这个人对空军建设是有相当大贡献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对空军建设，一直到最后搞条例，对整个部队的规章、制度，都是他亲自抓的，他为空军建设那是出了力的。当然他有缺点，厉害，愿意训人、骂人，但是他要求严，对部队建设抓得很紧，比如打仗，战术研究他都亲自去，他到我们师去过，到三师，其他师他都亲自去，那真是不简单。我们空军在抗美援朝有这么个机会，锻炼了一批飞行员，很不容易。五十年代“国土防空”那一阶段，从抗美援朝回来老的骨干很起作用的。当时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抗美援朝回来的？郑长华：确实是这样。刚才我说了，赶到“国土防空”时，我们掩护轰炸机轰炸一江山岛的时候，那时是准备好等国民党空军出来的，我们担任掩护，在战区上空巡逻，还有直接护航，敌人都没有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抗美援朝刚回来，正是能打的时候。那次打一江三岛也是很不简单的，陆海空三军配合，联合军种作战，那次打得也是比较好，很不容易，那是首次，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至于我个人，说老实话，党给我的荣誉很高，不光给了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还专门叫我到朝鲜受勋。朝鲜崔庸健委员长给我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以后，又参加空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朱老总接见了我们，我最感到荣幸的是朱老总坐中间，一边是我，一边是刘司令，那给我的荣誉很高，我感到非常幸福。1950年，我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时候空军只有三个代表：刘亚楼司令员，刘善本，还有我。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按照姓氏笔划，我坐在刘亚楼司令和邓华之间，他姓邓，我姓郑，正好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选上毛主席当主席也好，干什么事，开什么会，刘亚楼司令一直告诉我，喊口号怎么喊，叫我拿话筒站着起来喊口号。就在那次，刘亚楼司令说你到苏联去学习学习去吧！我说这么大年纪，不想去，而且我正在飞夜间复杂气象，本来夜间复杂气象基本上都完成了，就差几个起落，最后还是没有完成，去苏联学习了。
第六部分击沉中权号（1）
击沉中权号——空军二级战斗英雄张伟良访谈录张伟良，1928年生，江苏宝山人。1940年6月参加新四军。1955年1月10日，在解放浙江沿海诸岛屿战斗中，率领空中编队，轰炸停泊在大陈岛港湾里的国民党军舰，炸沉“中权号”坦克登陆舰，炸伤“太和号”护航驱逐舰。三次率空中编队对一江山岛敌指挥所、炮兵陆地、雷达站等军事设施进行轰炸，1955年3月29日，被空军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张伟良：解放战争后期，渡江战役以后，我们部队驻在徐州连云港一线，那时候得到一个通知，空军要来选调飞行人员。开始没有我，选的是另外一个营级干部，后来因为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眼睛不太好，有点近视，这样才选的我。我们先到师里，进行初步身体检查，当时师里的卫生部长姚同浩，我们都认识的。他说你负伤这么多，去空军行不行哟？我说我想去。虽然负伤多一点，但是好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说，那你就到空军试试看吧。然后就到了军里，一级一级欢送，很隆重的。到了军里以后，我一看，我们军大概调了搞地勤的和飞行的人员将近三十个人左右，就在徐州集中了，集中以后确定由我带队，把这帮人一块儿带到空军去。这样我带着他们到了济南，我们到济南，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号，然后一直到沈阳，到长春以后才算到了空军。到长春集中住在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身体检查，体检组设在长春的空军医院。我记得第一门检查的是外科，上来就是把衣服脱了，量身高、体重、各种关节这些检查。医生看到我胸前、背后、腿上都有伤，有的伤疤还很大，他就问：这么多伤有没有残废？我说有残废。那时候的人很老实，我说有残废。几等？二等残废。一般来说，二等残废的伤比较重了，事实上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我的胸前面打了两个孔，抗日战争的时候，后背打断一根肋骨，那是1943年反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再一个就是腿上的骨头打断过。这样评成二等残废。医生说，这样吧，你先去化验。一化验，医生说：你的血色素低，血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估计是因为解放战争几次负伤，流血过多，可能影响血色素吧。这两项一加起来，外科就没通过，给我下了个结论，身体不合格，不能飞行。后来的各项就没有检查了。一听这个结论，我心情很沉重，我从陆军部队调来的时候，战友多高兴啊，希望我能飞行，在战场上掩护他们打仗。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跟国民党飞机的气，受得多了。怎么回去见他们呢？回到招待所以后，一天到晚琢磨这个事，怎么办呢？在空军不飞行，就打不了仗，就到不了第一线！那时候我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