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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中的老派集团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被李鸿章的大肆张扬而挑逗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通政使参议刘锡鸿说：“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他的发言稿准备地比较充分，提出了“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他声称：“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山川关塞，悉成驰骤之坦途，重门洞开，屏障悉撤，一夫奋臂可直入室矣。”这实际上是10多年前反对洋商在中国筑路时害怕洋人占据中国土地的论调的重演，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把对付侵略者的调调拿来对付刘铭传和李鸿章罢了。其他如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重鼓不宜筑路的陈词滥调。
辩论了一段时间，拿捏不定的主裁判清廷中枢终于于1881年2月14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下达了上谕：铁路货车是洋人搞的玩意儿，要想办起来，且不说它弊大于利，就是需要的资金也要数千万，我们到哪儿去搞那么多钱？要是向洋人借钱，那后患无穷。所以，根据大家伙儿的建议，铁路还是不办了吧。这基本上宣告了这场争论以顽固派胜利而告一段落。
但吊诡的是，洋务筑路派虽然在口舌之争中“败诉”，却在筑路的实际行动上取得了胜利——庸胥铁路建造完工。这条路于1881年春夏之交建成，但一开始，跑在上面的列车是用马拉的，直到该年6月，才开始用机车牵引，机车名为“中国洛克号”。但后来有老古董官僚起来弹劾，说机车行驶震动东陵，所以开了没多久就被查禁了，不过，这的确是中国使用机车牵引的头一部火车。
唐胥铁路上的蒸汽机车
唐胥铁路建造之际，正是顽固派坚决反对中国自己修筑铁路之时，也是清廷对刘铭传修建铁路的奏议断然拒绝之时，这种逆形势而为的工程能够顺利竣工可以说是洋务核心奕訢在暗中指挥的功劳。奕訢作为光绪帝的生父，权倾一时，是铁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奕訢在双方争论时曾对李鸿章指示：铁路“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这“渐推渐广”四字正好说到了李鸿章心坎里，所以他立马恭维奕訢是“权衡至当，深协机宜”。正因为这样，唐胥铁路对于冲破不许筑铁路的防线的意义，远超过了台湾筑路所造成的影响。李鸿章和洋务派们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建设必将“渐推渐广”。
朝廷的顽固分子当然不想看到这种局面发生，他们在等待着时机，打算把洋务派彻底拉下马。1883年，法国向越南进兵，中法关系日趋紧张，李鸿章又向奕訢提出了紧急修筑铁路的事宜。1884年中法战起，因为害怕漕粮海运可能会资敌，而河运则有阻滞之难，于是赞成修铁路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但反筑路集团也马上开始群起进攻。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人上奏清廷，力陈修建铁路之害。但他们的发言，大都还是陈词滥调，都是什么“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必使“小民失业者不可胜计，往往铤而走险流为捻匪”，等等。但声势一时也颇为浩大，不由让洋务派们捏了一把汗。
但接下来发生的三件事，帮助洋务派扭转了局势。第一，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二十五日，朝廷谴责了徐致祥的奏折，说他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诞妄，著交部议处”，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这无疑是对顽固反筑路派的一个打击。第二，1885年夏，左宗棠临终前写下遗折，力主先造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他指出：外洋各国建造铁路“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的情况，其“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第三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訢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三人都是积极主张修筑铁路的。
在这样的有利局面下，李鸿章又从理论层面上回答和反驳了反筑路派最常指摘的几个问题：有碍庐墓论、夺民生计论、“我能往寇亦能往”的“尽东其亩”和“开门揖盗”论。至少在辩论方面，让洋务派不落下风。
在实务方面，李鸿章同奕訢又马不停蹄地谋划展筑唐胥路和修造津沽路的事宜。而正当北方展筑唐胥路和津沽路高歌奏凯时，南方新建的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也在那里开始筹办铁路。这个早在1880年就上奏清廷请求修建铁路的刘铭传，在8年后，并不因为当初的挫折而改初衷，他力主先造由台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铁路，这段铁路于1887年春动工。刘铭传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亲率兵勇修造了10余里的路基。但因为山阻工艰，该段铁路到1891年才竣工通车。当1893年台北新竹段完工时，刘铭传已经离职，继任巡抚邵友濂，因为经费不足没就没让工程继续下去，于该年2月停工了。
上述南北呼应的修筑铁路的行动，是给顽固反筑路派一个最好的回击，清廷内部展开的第二个回合的铁路论战，看来是洋务筑路派胜利了。
最后的大辩论
但事情还没完，只要朝廷里那些忠肝义胆的顽固派一天健在，包括建铁路、架电线等现代工业活动永远都不会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
1888年津沽铁路竣工通车，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提出该铁路由天津“就势接做”到通州的建议。海军衙门随即同意了他的请求，其理由是：“现造铁路出息抵用养路经费则有余，抽还造路借本则不足，如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实际上，他们更主要的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与此同时，洋务派为光绪帝大婚准备的贡礼——京城里的一条7里长的小铁路的路轨建成，机车和车厢共为7节，耗银只有6000两（据李鸿章说，承办该路的法商德威尼赔贴不下4万金）。这件事影响颇大，它可以让慈禧、光绪皇帝以及众大臣们亲眼目睹火车的优越性。然而，修津通路和京苑小铁路这两件事凑在了一起，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津通路和京苑小铁路的修筑，反对筑路派攻击一直不断，有的说海军衙门是拿报效朝廷的名义滥售实缺；有的说李鸿章进奉小铁路，是以西洋淫巧诱惑皇上。到了1889年1月，这些反对意见聚集到一起，爆发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政治风波。御史余联沅首先发难，接着是御史屠仁守、吴兆泰会奏；御史张炳琳、林步青和给事中洪良品会奏；御史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曹鸿勋、王仁堪、高钊中会奏；尚书翁同龢、孙家鼐会奏；礼部尚书奎润与九卿言官一共21人会奏。此后又陆续有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大学士恩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等人的弹章劾疏。一时间，人声鼎沸，大有不把筑路派打倒誓不罢休的势头。他们反对筑路的理由，除“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和铁路可试行于边地，而不可在内陆腹地运行等老调重弹外，还特别强调了通州“密迩京师”，是“漕运重镇”，万不可建造铁路。要是在这里修了铁路，等于撤掉拱卫京师的屏障，洋人进来，轻而易举，实在是危险啊！
李鸿章他们眼看着建设铁路的大计越来越走上正轨，哪里能容忍这些耳目闭塞的保守官僚让自己的努力功亏一篑。文笔不俗的李大人接连写了《议铁路驳恩相徐尚书原函》、《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长文，对反对派的立意逐条予以批驳，说理透辟，措辞激烈，或讥对手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或讽其对于铁路作用的无知，知书达理的李鸿章写出这样激动的文字，其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了。
接着，海军衙门、军机处也一同会奏，把反筑路派的奏稿观点归纳为“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条，分别进行批评，他们还呈请皇上把各原奏发交有关将军、督抚复议。于是，朝廷下达上谕，让曾国荃、张之洞、刘铭传、王文韶等10余名封疆大吏对于修津通铁路“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复奏结果是，这些在地方上务实的官僚们大多数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主张继续兴办铁路，他们认为应该先办边防漕路，而津通路也可以试行。不过，在他们的复奏中也冒出了新意见，那就是时任两广总督、被奕訢誉为“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的张之洞奏请缓办津通路而改建卢汉路。这就又引起了津通路与卢汉路孰轻孰重、孰缓孰急之争。于是，这次本属于洋务筑路派与顽固反筑路派之间的争论，竟然吊诡地转变成了洋务派内部围绕东路与中部南北干路的争论了。这样一来，铁路问题似乎更牵涉到地方督抚们各自所占地盘的利益了。相比较他们而言，反倒是中央的那些对不管什么铁路统统都要批驳的言官们更加忠于大朝廷而少考虑自己或自己地盘的私利了。所谓忠臣办坏事，这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张之洞因为筹款和铁料问题，对卢汉路上只能作长期打算，而日本势力对朝鲜侵略日益深入，沙俄也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以作为东侵的工具，因此清廷作出了缓办卢汉路，先建关东路的决定。张之洞的卢汉路之梦就此搁置了下来。而李鸿章负责的关东路开始建造，这条路到甲午中日战起时，已经修到了关外的中后所。但总的来说，进度是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经费太少。拨归关东铁路的专款有600万两，1894年因为慈禧太后办六十大寿挪用了200万；之后因为中日战事的缘故，又把筑路经费拨归了军饷，于是筑到中后所之后，关东路就只能停工了。
以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主导的筑路运动的成果基本上都在这儿了。虽然津沽、唐胥、卢汉、津通、关东等干线进度不一，有的甚至已经夭折，但洋务实干家们的主张还是越来越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要想再倒回去只用马车来运输，已经不现实。尝到甜头的清廷中枢也越来越支持筑路的行动，尤其是甲午战时，铁路对军事运输的贡献，活生生地给清廷上了一课，切实证明了铁路对国防的重要作用。
风气已成，就等一个能够主导大局的人出现了。
钱从哪里来？
1895年，清廷让张之洞保荐一些能干的人来筹划京清路的修筑事宜。但张之洞还是坚持认为，卢汉路（卢沟桥至汉口）是全国铁路纲领，应该最先修造。除李鸿章仍然极力赞成兴建京清路之外，在总理衙门与督办军务处诸公的心目中，都一致认为卢汉路居于中部，四通八达。有京清路之长，却没有京清路之短，所以大家公认卢汉路应该先办。
但是卢汉路路长费巨，一下子要筹到款子还真不容易，倒是另外有一条短路，非但工易时省，而且便利漕运、交通，那就是天津至通州的津通路。前面说到，在津沽路刚修好的时候，李鸿章为了改善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弥补铁路公司的亏损，同时也是为了能报效海军，曾经请海军衙门奏准在津沽路的基础上展修津通路。但当时风气未开，廷臣群起反对，结果酿成轩然大波，最后只能罢议。现在形势变化了，国人幡然觉醒，这条路既重要迫切，又省工易行，所以很容易被人想到拿来做大规模兴办铁路的试验。在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督办军务处命令胡橘棻去勘路，之后正式奏请兴建。
但问题不是，钱从哪里来？甲午战后，国库空空如也，原有的铁路经费，不是被慈禧太后挪用去做寿了，就是拿去备军需了，现在政府还要举债给日本赔款，哪里拿得出钱来办铁路。张之洞曾经提出向外国人借钱来修铁路，但是怕其中利权被洋人们褫夺，清廷不敢尝试，而民族责任心很强的洋务官僚们也不允许随随便便把铁路拿给外国人办。
国家拿不出钱来，又不让外国人办，那商办就被提上了日程。
同治中兴以来，政府开创了各种新企业，大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办法，也就是商家出钱承办，而官方则尽扶助监督的义务，如招商局、电报局以及矿务局等，都是如此。铁路也用过这个办法，津沽路就是商办，但由北洋大臣督理。台湾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