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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11月20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但双方从下午6点辩论到晚上11点，仍然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
但无论是对袁世凯还是对革命党人，议和始终是一个最佳选择。当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对民众产生了恐惧心理，民众的盲动和过激往往会使运动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不敢放任这种要将一切秩序都无情摧毁的荷尔蒙肆意滋行，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倒是袁世凯，到处散布和平舆论，似乎更值得革命领导阶层去争取。而且袁身上向来就有的改革派的光环也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于是，革命党开始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
袁世凯想要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的位子。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也就是他所谓“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
为了进一步与革命党人联络，经过梁士诒和杨度中介，袁世凯到北京后不久，就接见了刚从刑部大牢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袁世凯对汪一再强调自己的革新决心，表示自己向来同情革命。接着他又让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
根据袁世凯的意思，杨度和汪精卫于11月15日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让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摊上篡权的恶名。
但11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都不同意讨论这个重大问题。有的人眼光比较毒，看穿了袁世凯想骑墙榨取政治利益的企图，提出应该先让袁世凯到院来说明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是主剿还是主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在舆论的压力下，这个“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同时，革命形势依旧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从11月初开始，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并且全部获得胜利。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
袁世凯虽然能在北洋军集中的武汉地区采取攻势，但从全国形势看，他却陷于被包围的地位，处于守势。袁克定在致冯国璋的一封信函中承认，北洋军“四面受敌”。所以，袁世凯在攻下汉阳之后，也不再倚重军事冒险，而最多将其作为恐吓手段，他的重心已经转到了施展“和平”手腕来让革命党让步。
杨度和汪精卫在解散共济会后，也暗中加紧活动。他们与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极为频繁。
除了秘密活动外，公开的全面的和谈也开始进行。12月7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17日，唐绍仪到上海。次日就开始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不久，汪精卫、杨度也南下，暗中协助唐绍仪。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他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而来，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立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所以他下车之后就透露口风：“如果你们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在20日举行的第二次议和会议上。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经过这样高频率的和平接触，加上还不松懈的军事压迫，革命党人终于下定决心要拿权力来换取和平了。12月9日，黄兴电复汪精卫转告杨度：“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杨度立刻把电报转呈袁世凯。但袁世凯可能是觉得这只是黄兴一个人的说法，还嫌不保险，何况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在试探自己，于是急忙摇头“谦虚”说：“不成不成，我担当不了，还是让黄兴来吧。”
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在左右局势的发展。那就是君主立宪派。这些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大多是各地的上层人物，革命后他们也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各省政府的要职，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江苏的张謇，等等。他们在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俨然成为革命阵营里除同盟会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袁的老相识张謇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言人。
袁世凯当然希望这方面的也人能够投靠自己，于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己诚心诚意“和平了结”。当年在朝鲜统兵时，他和张謇可是患难兄弟，虽然后来各奔东西了，但情谊总是在的，所以袁世凯还是很重视这层关系的。唐绍仪南下前，他又当面嘱托唐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所以，在伍廷芳和唐绍仪公开谈判“停战”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的时候，由张謇作了一回媒婆，使得唐绍仪和黄兴等举行了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让清帝乖乖退位，就推举他做共和国大总统。密谈成交以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在这样的暗地协议的基础上，唐绍仪和伍廷劳的公开谈判也立即达成“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协议。
12月27日，唐绍仪把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告诉了袁世凯。当天，袁世凯就拿唐绍仪的电文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开会讨论这一事宜。由于袁、唐二人上下勾通，对清廷进行恫吓，清廷被迫同意召开国民大会。
但是这个时候，革命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了上海。他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民立报》以“和乎？战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也在天津集会，一致呼吁请孙中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反对，于12月27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孙中山虽然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傻瓜，他不会拿随时有可能在袁世凯的大棒下烟消云散的革命成果开玩笑，这么多年来的挫折和教训，把他的棱角也磨了差不多了。他明白革命不是一往无前的冲杀，妥协有时候更能达到革命的目标。所以他没有按照激进的革命派的意见，反对议和。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的12月29日，他就电告袁世凯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这就是说，清帝退位后，大总统的位子一定让给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不是太信任，他担心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当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更是怒火中烧。直到1月1日他找朱迩典来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第二天，他一面负气地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让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的事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商量。
1月5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刚听说你们在南京突然组建了政府，而孙中山受任总统时，宣誓要推翻清政府，这显然与以前说的由国会讨论解决国体问题不符嘛。我倒要问问贵代表看，你们这次选举总统是什么意思？”伍廷芳知道他是对本来据说属于自己的总统之位给了孙中山很不满，当即回电进行了反驳。然后袁世凯又回电驳斥了一番。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因而被人称为“滑稽议和”。
和谈虽然在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经过暗中接洽反而在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一职后，转而成为了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不过这时的议题不再是国体或者国民议会的问题了，而是集中在让总统位给袁世凯一事上。1月14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在商量退位的办法，以前孙中山说要让位给袁大人，有多大的把握，还请详细道来。”唐绍仪把这封电报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态。
列强们也全力支持袁世凯，他们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很可能把整个国家搞乱了，这么一来，他们在华的利益必然会受到莫大的损害，所以他们一致赞同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势而起，交相呼应，大肆渲染帝国主义要来进行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派和立宪派沆瀣一气，天天鼓噪个不停，埋怨孙中山太理想主义。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位子吗？”
孙中山本来就抱有“天下为公”的理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如今被指责恋栈，真是肺都要气炸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现在看到临时政府内外交迫，为了保存革命成果，不至大好局势毁于一旦，只能做出让步了。他于16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得到了孙中山的再次确认，袁世凯放心了。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让早被自己玩弄在股掌之间的皇帝连带着他的整个朝廷乖乖退出历史舞台了。
登上大宝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廷早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袁世凯别有用心的维持。因此，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早已成在胸，而且在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他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11月27日、12月3日，顺直咨议局和直隶保安会两次给载沣发电报，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示大公于天下”。在眼皮底下的京畿地区出现这类激烈言论，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竟然不闻不问，显然是因为这些话与他的意旨是相吻合的。没过几天（1月3日），驻俄国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节也电请清帝逊位，这些类似的通电，都是梁士诒在幕后策动的结果。这么看来，在清帝退位的问题上，袁世凯不想由自己来采取强硬措施，而宁愿让其他人来出面张罗，除了怕落个“逼宫”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仍然需要拿这个清廷来逼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
袁世凯秘密地把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了比较好说话的奕劻，说武力镇压实在没有把握，为了清室和满人的安全计，还是自行退位为上策。奕劻只能赞同。于是，他就开始“为民请命”，率领全体阁员上奏隆裕太后，全说其“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马上就于1月17日、18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但除奕劻、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袁世凯想要让清廷统治者自己把话说明白，可这些人就是不肯说出口，这是非常令袁世凯感到头痛的事情。
另外，要坐在革命党人把控的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的位子上，让袁世凯总觉得不太靠谱，所以，他打算不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在天津成立一个由自己一手包办的政府。他派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了所谓“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主张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立一个“临时统一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他一相情愿地认为：这是一石两鸟，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灭清廷。
清廷方面，良弼等少壮派亲贵，已经看穿了袁世凯要拿清王朝作为自己的登上总统之位的筹码，于是组织起了一个的宗社党活动起来。他们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言论，攻击袁世凯。并要求清廷“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固“圣清万万年邦基”。
南京临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