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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二十天已经足够了。他串通好了外国银行，让他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向胡雪岩催款。
今年的形势摆在眼前，胡雪岩手上缺少现金应付，而这个时候，左宗棠又远在北京，鞭长莫及。胡雪岩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把他各地的阜康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先补上了这个窟窿。照他的想法，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所以他也没怎么提起警惕心来。但他这一步，正好踏进了盛宣怀设计的陷阱里了。
通过电报，盛宣怀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他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钱庄，阜康钱庄正是空虚之际，于是就开始派人到钱庄提款挤兑。
挤兑这事儿，说小则小，不过是大家伙儿争着去把自己放在银行里的钱提出来而已。然而，这事情说大也很大，银行的钱不是放着等储户们来提的，他要靠把这些钱借出去来吃饭，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保留足以应付一般性储户提款需要的现金，因此，银行对挤兑这件事是非常敏感的。一旦不能及时拿出钱来还储户，那它就得关门倒灶，它一破产，那那些没能及时取出钱来的储户就等于白白丢了这笔钱。所以，不仅银行怕挤兑，储户也怕。只要一有挤兑的动静，储户们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就会毫不迟疑地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就导致了挤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以这么说，挤兑是极易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在金融监管不严的时代，银行几乎没有什么风险防范机制，更不用说旧式钱庄了。这些银号钱庄，说倒就倒，连带着也会让无数储户瞬间变得身无分文，这实在是最容易导致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形之一。
但是，挤兑总是有一个开头的，只要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雪球，到最后就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雪崩。但关键是，谁来做这个雪球？这个雪球将怎么样滚下去？
没错，捏这个雪球的就是盛宣怀，他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使得他的起点就是制造一个巨型雪球，让它能够迅速扩大到让富甲天下的胡雪岩承受不住。他托了那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要提的钱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还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必须让挤兑这个雪球立刻滚动起来。于是他让人到处制造舆论，说胡雪岩囤积生丝血本大赔，现在只好挪用阜康的存款。如今已经欠了人家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两，阜康钱庄快要倒闭了，要是大家伙儿再不去提款，恐怕就血本无归了。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开始抢着去提款了。
挤兑先从上海开始。盛宣怀就在那里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而这个时候，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浙江藩司德馨和胡雪岩关系不错，他听说上海阜康快要垮了，就预料到杭州的阜康也一定会发生挤兑。他急忙叫了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两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以应必须。在德馨的周旋下，杭州的局势总算是维持住了，但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甫一回到杭州，就得到上海情况恶化的噩耗，他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了回去。
现在，胡雪岩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就是那笔被扣发的协饷。他急忙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但早就和盛宣怀串通好的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人赶快去发电报。盛宣怀当然早就料到他会有这手，而且，不要忘了，电报局是谁开的。盛宣怀暗中叫人把胡雪岩的电报给扣了下来，所以，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求救电报。第二天，胡雪岩盼星星、盼月亮都没有盼到左宗棠那边的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他亲自又去上海道台府找邵友濂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等不到邵友濂回来给他钱了，他撞上的这场灾难已经演变成了谁都无法阻止的愈涌愈烈的风潮，左宗棠总算得了消息，马上出手相助，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无法控制市场的恐慌局面了。
在阜康里有大量存款的政府高官们可急红了眼，纷纷要求清廷干预。于是中央不仅勒令阜康歇业，而且把胡雪岩革了职。就这样，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廷对阜康的清查宣布了更令人惊骇的结果，光北京分号一家，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1200万两。清廷觉得这实在可恶，就下令抄了胡雪岩的家。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
就这样，通过这一连串控制产业和金融业的操作，盛宣怀终于把昔日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拉下了马。
压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恩恩怨怨就此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场风波的结局并没有因为胡的倒台而尘埃落定。金融浪潮并不会随着个人的意愿而停歇，胡雪岩的阜康银号的倒下带动的多米诺效应，远远超出了胡雪岩甚至盛宣怀的想象。
前面说到，咱们中国人对股票的热情一点不比西方人差。1881年，招商局100万两资本全部招满，到了第二年，它那面额百两的股票市值已经达到了250两，年收益率超过了150％，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股”。而同年由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成功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更是为股市打了一针强心剂，其他矿务局立马纷纷效仿，争相发行股票。不管是招商局还是矿务局，多有官方背景，根据经验，之前出售股票的开平矿务局与轮船招商局都形势大好，人们对“官股”的信心不是没理由的。而招商局对股东们的高额回报，也不断鼓励着商人持续投资股市的热情。这种热情进一步带动了股民们对其他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这下子，股市的价位更是水涨船高，一天一个价，把尝到股市甜头的中国第一拨股民的心理挑逗得欲火中烧。1882年，堪称是19世纪中国股市行情最火爆的一年。
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驱使普通投机者大量非理性投机，即使一些本应该持谨慎立场的钱庄银号——包括胡雪岩的阜康——也不甘人后，开始把巨额资金投入到股市里。慢慢地，钱庄竟然变成了股市中的主力军。这些钱庄银号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也没有对金融风暴的预期和警惕，因此，他们把几乎所有的流通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中去。这虽然暂时大大拉升了股价，但在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也就意味着市场上可流通的货币大大减少了，货币量的减少与货币价格的提高、经济的紧缩等对股市非常不利的行情有着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在钱庄倾囊入市的同时，股市雪崩已经成为了定局，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883年1月，上海的老字号金嘉记丝栈因为亏损56万两巨款倒闭关门。于是放款给它的40家钱庄立刻紧缩银根，不仅停止发放新贷，还加大力度向贷款企业收回旧贷。这个时候，美国铁路泡沫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流动性危机也传递到了中国，更加重了这场风波的影响。而且当时正好是春节时候，钱庄不肯借钱了，商户们也没其他地方可以去借，结果导致周转不灵，最后纷纷倒闭。这20多家商户一倒闭，反过来又让钱庄借出去的那150万两银子打了水漂，于是，钱庄也支撑不住了，加入到了倒闭大潮之中。到2月中旬，上海的99家钱庄里，歇业的已经达到了44家，几乎占了半数。幸免于难的众多商户和钱庄一看手头现金不够，无法周转，只能大量抛售股票，而股市里有没有人有巨额现金去接盘，结果只能导致股市的股价大跌。但这个时候，形势还没有糟糕到极点，流动资金匮乏，那就卖股票吧，股票跌就跌吧，但总不至于形成血本无归。
而胡雪岩的阜康的倒闭成了压垮这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阜康这根金融支柱的倒塌，中国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而且是有价无市，很难买得到，但到了8月，该局股票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20两，而且有人甚至“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矿务局的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了1884年则跌落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到了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也坐了同样的滑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于是，这场本来是盛宣怀为了扳倒胡雪岩设下的金融困局演变成了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规模灾难。经过了这次股灾，投机者的信心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
这场股灾的生猛程度让从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中国股民们在灰头土脸中领会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危险。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那些聪明善良的祖辈们必然能够从此吸取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那清政府的根基会一如往常的稳固。毕竟，就当时金融业发展的规模而言，一场金融危机对于全国经济的打击还不会像今天那样深重而长远。但是，资本主义的兴奋剂已经注入了有产者们的血管，趋利的欲望和习惯性的健忘蒙蔽了他们的理智，裹挟着他们的投资热情奔向一场更为惨痛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的幕后推手，还是我们的那位主角——盛宣怀（看起来，他存心是要跟中国的股民们过不去啊）。
事实上，盛宣怀的确从这场股灾中吸取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面的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利用人们的挤兑心理，再大的金主也经不起折腾，再顽固的对手也会一败涂地；反面则是，如果控制不当，挤兑带来的可以不断自我强化的金融风暴将给整个金融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反面教训在1903年的伪钞风波中帮助他抵御住了一场眼看就要将他压垮的灾难。
伪钞风波
与暗算胡雪岩时相反，1903年的盛宣怀，不再是银行业的敌人，因为他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个头衔：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人及大股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由于需要支付巨额赔款，洋务企业，尤其是铁路制造业出现了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掌控铁路总公司的盛宣怀于是把早就想办的吸金法宝——银行——提到了台面上。在得到了郑观应等人的支持后，他暗地里招来几十个殷实富商，集了300万两股资，这样他心里更有谱了。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廷建议，“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要振兴实业，非改革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不可”。12月7日，清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
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中是个至关重要的实业。他越来越明白银行在他及他的恩主李大人所操控的洋务活动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一座银行仿佛是一座金山，既可以通过它绕开烦琐的官方渠道募集大量资金，又可以让没有用处的闲钱暂时找个去处。公私两利，官民兼顾，可谓是善莫大焉。尤其是他贯穿全国的铁路计划是最大的烧钱主儿。朝廷自己没有钱来修铁路，华商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又看不到铁路的利益，绝不肯轻易掏钱；要是让外国人来修，朝廷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就是借洋人的钱来修也总归会有利权的损失，所以思来想去，还是自个儿建个银行来提款更加方便妥帖。
这家中国通商银行在名义上虽然是官督商办的，但因为是商人们集的资，实际上却是一家私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的总部设在上海，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具备发行纸币能力的华资私营银行。这次伪钞案所伪造的就是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
这样一个宝贝疙瘩，盛宣怀供着奉着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他受到风吹雨打？于是乎，当伪钞风波闹出来时，盛宣怀决心不让当年搞垮胡雪岩的挤兑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使劲浑身解数要保住他这块心头肉。
这场伪钞案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农历正月初七，也就是1903年2月4日。当时，有一个钱庄伙计拿着一些通商银行的钞票去兑换，可能也是因为伪造技术低劣的缘故，竟然被少有假钞识别经验的柜台出纳一眼看出其中有几张十元面值的伪钞，于是银行方面当场就拒绝兑换。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人拿了伪钞去商店里购物，店主是事后才发觉有假。更有人说，那拿来伪钞的是日本人。
不管最早是哪里发现的、是谁拿来的，伪钞的消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