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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外商人，咸被蒙蔽，竞相购买，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不料1910年7月，该西人佯言回国，一去不返，发电询问，亦无着落。于是始知受骗，股票价格，遂一落千丈，视同废纸，商人纷纷破产，钱庄乃大受影响，终于演成极大的风潮。”
那个闯祸的“西人”，是个名叫麦边的英国人。1903年，他就颇有远见地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蓝格志（Langkate）的公司。蓝格志是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不仅经营橡胶种植园，还经营、钢铁、棉花，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可谓多元经营，集各种能源开发于一体，真是前沿产业、尖端科技、高新产业啊。但事实上，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折腾了好多年都不见起色。当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可能是长期捣鼓皮包公司积累的经验，麦边的宣传意识特别高，他一个老早就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买版面，大肆鼓吹“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儿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今后的橡皮世界》一文。这篇思路开阔、文采飞扬的文章经过貌似严密的推理，得出了颇鼓舞人心的结论：今后几十年激增的车辆少不了橡皮轮胎，而要把握航运业发展趋势也不能缺少橡胶材料，将来大城市会用橡胶来铺设道路，城市从此将告别喧闹嘈杂得令人发烦，而变得安宁清静。未来暖和舒适的橡皮住宅将淘汰又冷又硬的石块砌成的房屋。总之，多种植些橡胶是必然趋势，全世界一定都会因为橡胶而改头换面。
蓝格志橡胶股票
麦边知道视觉效果在广告中的重要性，所以，他特意在一些有影响的大报的头版上亮出蓝格志公司的牌子，而且一登就是几天。从此蓝格志的品牌形象，深深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他的宣传攻势收到了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他们还拉来了欧美银行“庄严承诺”：该公司发行的橡胶股票有按照票面额在上海外国银行押借现款的权力。经历了1883年的金融风潮之后，投资者已经明白了股票毕竟不是钞票的道理，弄不好是会赔的。但欧美银行竟然许下如此承诺，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股票和钞票一样了，而且，持有兰格志公司的股票比持有钞票更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会不断疯涨。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会不干？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来购买蓝格志的股票，麦边开始操纵股票的价格。他叫了一帮人去抢购自己公司的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再大笔抛出；然后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几乎是一票难求。
麦边的演技也堪称奥斯卡级别，他每周都要煞有介事地召开一次董事会，还要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怕被人看穿，他又耍了个新花招，每3个月，他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丰厚的红利，让购买股票者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每股1000两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看到麦边的奇迹般成功，其他橡胶公司哪里甘心在一旁双眼红通通地干瞅着，他们也开始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也照搬了麦边的办法，每个季度都给股东发高额红利，虽然没有蓝格志公司那儿夸张，但一股也要给7两5钱银子。而且，他们吹牛皮的本领也不见得比麦边差，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Senawang）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还要好。这牛皮真的不是白吹的。到了最后，嘿！竟然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薛纳王的股价被吹得超过了始作俑者蓝格志了。
还有一对名叫白克尔的父子，生财更是有妙招，他们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了大幅报纸版面吹嘘自己的股票价廉利厚。到了开市当天，他们还叫了一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一时间，“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然后，祥茂洋行方面作深表遗憾状宣称：不好意思啊，诸位，因为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份严重不足，现在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一百股的人，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数量在1100至500股之间的人，可保留10％的股票，多余的款项一律退还。
这么一作秀，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总的说来，橡胶股票的成功多半是各种营销手段出奇制胜的结果，几乎可以这么说，20世纪初橡胶行业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开创了广告业的辉煌时代。所以说，不想做广告的橡胶肯定成不了好股票。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领头羊兰格志股票从1909年的840两每股，飙升到1675两，薛纳王股也不甘人后，从2月的630两直奔4月的1650两而去。不过这些股票的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了，市面上干的大多是空盘交易的勾当。
好了，泡沫就这样被吹到了膨胀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破灭。
但无论橡胶股票的泡沫有多大，其破灭惨状有多吓人，如果没有金融业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只是让部分上海富人破了点财而已，还远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但是，钱庄这个唯利是图，又缺乏风险防范机制的金融机构，最后把这锅粥彻底捣烂了。
钱庄的前世今生
钱庄，在辛亥前一年这场牵动清朝气数的金融风暴里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细观钱庄与股票风波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回头来看一看，钱庄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简单说，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与它性质相近的机构则称为银号。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都是私营企业。但经营得当、发展经年的，也会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大钱庄，除了能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以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基本上，这是一种银行的雏形。
鸦片战争以后，洋商虽然争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设立了一些银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销到内地，并且要在内地得到生产原料，则必须利用原有的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工具，从而成为了中外商人之间以及上海与内地之间调拨资金的媒介。据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载，当时上海城内和租界里大概有钱庄120家，其中较大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方面的融通。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东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着钱袋往上海租界里赶，这些内地资金的集中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原来在上海南市的钱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开设了10家本国银行。但是钱庄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发行远期庄票扩大信用和掌握汇划制度依旧保持了资金的主动调拨。同华资银行比较，钱庄还处于优势地位。华资银行早期的业务开展还不广泛，有些银行会聘请钱庄经理为经协理，还往往把多余资金提供给钱庄运用，毕竟钱庄多年的人脉基础在那边，资金的流动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转起来也更活络一些。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几年中，交给各钱庄代为放贷的款项最高时有200多万两。这么看来，钱庄和华资银行总算是同根生，并没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携手同心，相互扶持，总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辛亥前这一年。
总体而言，辛亥前上海的钱庄，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重要，所以钱庄实际上已经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只看得见的大手。在上海众多的钱庄里，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钱庄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
但钱庄老板开办钱庄肯定不是单单为了搞慈善事业，它和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样，有着疯狂逐利的本性。但与现代银行不同的是，钱庄缺少风险防范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洋行和华行，钱庄是比较纯粹的“民营企业”，资金上尽管时有洋行、华行通融，但毕竟不是一个娘养大的，无论洋行或者华行都不可能成为钱庄稳固的后台。洋行的雄厚实力自然是钱庄难以企及的，而华行的“国有”背景也是钱庄绝无办法匹敌的优势。所以，不难想象，一旦起了金融风波，最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无依无靠的中国本土的“民营”钱庄了。就像胡雪岩的阜康，虽然一时富可敌国，但最终还是落得闭门倒灶的下场。
当然，如果经营谨慎的话，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规模的金融风暴未必能至钱庄于死地，但是橡胶股票投机堆出来的泡沫实在太大了，一旦破灭，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高额利益的诱惑，但钱庄经营者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股市崩盘的教训，对其中的风险明显认识不足，也是致命的缺陷。橡胶股票上涨的喧嚣宛如海妖甜美而诱惑水手落入陷阱的歌声，将利欲熏心的钱庄们引上了不归路。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投机者提供贷款获取高额的收益。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投机者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从而获得新的贷款再去购买新股票，这样借来钱就买股票，买了股票就抵押，抵押了再去买，往来循环，一笔款项被放大的能量比之现代金融业的乘数效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地升值。这种危险而刺激的游戏让钱庄欲罢不能，但他们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投资客的需求，钱庄也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洋行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股市，但是拿拿拆借利息的收入也很可观了，而且又不用担当风险，他们当然也乐享其成。有了外国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上海钱庄把本来就热火朝天的橡胶股票投机越炒越旺。
在大家都忘乎所以的狂欢中，总有人会玩过头。随着股票价格的水涨船高，钱庄看着投机客们大把大把地进账，他们也越来越不甘心做后台老板。只是给投机者贷贷款怎么过瘾？后来，他们干脆赤膊上阵，开始大发庄票（相当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炒股。许多钱庄还向外商银行拆借巨款，用来购买股票。单单正元钱庄一家，就拿了三四百万两来买股票。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往往与钱庄也有各种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股票。
这些脚踏两条船的银行家们包括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这位老兄绝对是把钱庄玩到极致的主，他不仅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还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同时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巨额利润的诱惑让这些金融界大鳄摒弃前嫌，同声共气，团结一心，共同发庄票，先后发出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大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了100万两巨款，存放在三家钱庄里。但他们还嫌不够，又从关系不错、往来密切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元丰就被陈逸卿调走11万余两庄票。最后，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
上海钱庄不仅把自己手里的资金都投进了股市，而且还从洋行那儿拆借巨额资金。这样一来，能够维持市场运行的流动资金就大大短缺了，连正常的贸易活动的开展也缺乏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现金流匮乏，这成为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的关键因素。
而这个时候，橡胶股票的火箭也冲到了顶点，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的最高潮。接下来等待它的，将是万米高空的大跳水。
股市大跳水
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