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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经济死灰复燃，出现奇迹。银行加速运转，如润 滑剂启动日本经济的巨轮。沈弼在日本呆了4年，亲眼目睹日本这个经济巨 人率先在东方站起。“东方人并不愚蠢，他们在许多地方优于西方人。”这 是沈弼在日本获得的印象。 1954年，沈弼调回香港总部，主管进口部。 1956年，任出口部经理。1967年提升为会计部主任。他先后两次派在 海外工作，回来都得到提拔。与沈弼同一年进入汇丰，后来任汇丰副主席 的鲍约翰回忆道：“汇丰是一家很看重能力的银行，不像英国国内的银行那 么看重文凭。我与沈弼都是行武出身，点滴经验都是实践中摸索出的，战 后汇丰的发展很快，不断扩充新人，像我们这批稍老的职员，只要干得好， 就有提拔的机遇。” 沈弼在进出口部从事押汇业务，他对香港的工业家如何从海外进口原 料，加工后，又如何返销海外市场了如指掌。 当时很多华人工业家，求助沈弼贷款给他们办厂。对香港地区的投资， 归项目经理负责。但对申请贷款人的信誉，沈弼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沈弼 不像某些职员那样，对华人待有偏见，他以在日本所见的事实，来说服同 事对东方人修正看法。 在这点上，沈弼与项目经理桑达士颇为接近。后来桑达士升为汇丰大 班，沈弼又与桑达士的后任紧密配合。 沈弼走访了许多山寨工厂，结识了许多华人朋友，也支持了他们中的 许多人。手表、塑胶花、电筒、玩具、纺织、针织、成衣、假发众多 的行业都有沈弼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寨工厂。他们的产品行销欧美市场，促 使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使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转为工贸并举。 沈弼扶植的工厂，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即使是血本无回，对一家大 型银行来说，山寨厂的投资微乎其微。因此，投资加工业这一项，为汇丰 赢得巨额利润。 有记者问沈弼升为汇丰大班的秘诀，沈粥说：“是我运气好。”诚然， 一个人的巨大成功，运气是很重要的，但沈弼独具杰出银行家的慧眼，不 能下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1971年，沈弼升任为汇丰银行总经理；1972年任常务董事；1973年升 为副主席；1977年起担任主席。这一年，沈弼正好50岁，是西方银行界最 年轻的大班之一，也是杰出的银行家之一。 沈弼大权在握，即对包玉刚贷款采取收缩政策，渐渐断奶。这迫使包 玉刚转向日本银行贷款，更迫使春风得意的包氏静下来沉思。 世上任何事物，有盛必有衰。全球航运业发展过速，船只必会饱和过 剩，这对船王级船东，不啻是一场灾难。包玉刚急速刹车，弃舟登陆，逃 避船灾。在这点上，十足的银行家沈弼，比曾是银行家的包氏，似乎更沉 稳冷静。 如果说，沈弼斥巨资辅佐包氏登陆，是因为汇丰与环球有太多的利害 关系——一损俱损，一荣共荣。那么，地产巨子李嘉诚建立庞大的地产王 国，沈弼及汇丰就是其强大后盾。 沈弼对包氏、李氏的资助，动辄以亿计数，堪称当代银行史上的大手 笔。 无独有偶，包玉刚、李嘉诚在系列收购大战中的“敌手”，几乎都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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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这就是说，纯英国血统、从小在英国长大的沈弼，已突破狭隘的民 族观念。 沈弼还打破非执行副主席邀请洋行大班出任的行规。19S0年，委任包 玉刚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1985年，又邀请另一位华商翘楚李嘉诚 担任这荣誉职位。 沈弼是中国人的友好使者吗， 答案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沈弼所做的一切足以说明这点。但是，这绝 不是沈粥的出发点，沈弼的出发点仅仅是：我是一个银行家。 沈弼很清楚一点：受银行业之外因素的干扰，是非常有害的。沈弼曾 谈到这件事：六七十年代南美和东欧都出现过民选政府或民主共产党人执 政，西方各国领导人，动员银行贷款支持。汇丰首脑，在感情上很亲近这 些民主派，但在行动上毫无表示。事实证明，这些国家政局非常不稳，汇 丰避免了政治灾难带来的银行危机。 “银行不是政治机构，不是民族堡垒，更不是慈善团体，银行就是银 行。”沈弼常对思想激进的年轻下属教诲道。 “在商言商”——沈弼的观点，与华商这句口头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沈弼的思想已深入汇丰员工的灵魂，一位叫托马斯曼·莫里森的主管 说：“两条船，一条是同胞的，一条是外族人的。同胞的船正驶进狂风巨浪 之中，外族人的船在风平浪静的海域。我们肯定是资助那条更安全的船继 续行驶。” 现在再回到香港的英商、华商。平心而论，香港的有钱人都对内地敏 感，英商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就是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有几十处让他 们选择。他们走资离港，折翼恃羽后又回港，回港后又三心二意，寻机会 走资。这样反反复复，徘徊不前。而华商没有英商这么优越的条件，反而 “因祸得福”。他们只能死心踏地在香港发展。事实证明，在任何地方投资， 回报率都不及香港高，近二三十年，正是华商迅速崛起、急剧壮大的时代。 汇丰对这一惊人变化，从未熟视无睹。它愈来愈明显地把在港投资重 点向华商倾斜。汇丰同华商同步发展，同香港经济同步发展。香港对汇丰 的回报，是成全汇丰稳唐同业之冠。 1982年，通过一系列成功收购的汇丰银行，在香港拥有300家分行，在 海外拥有800家分行，银行资产总额为4280亿港元，员工数共4万名，在香 港的存款占同业总额的60％。 这一年，在世界500家最大银行的主席的投票选举中，沈弼当选为“本 年最杰出的银行家”。 毫无疑问，沈弼是汇丰历任大班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香港开埠以来 最伟大的银行家。 浓弼承认，同业中，并非人人都对他有好感。汇丰有巨大的储备金， 几乎所有的同业部想得到汇丰的支持，沈弼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借款要求。 沈弼对传媒发表讲话时说： “上帝不是派我们到这里来资助与我们竞争的人。借钱给我们的竞争 对手，使他们有能力抢走我们的客户，看来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 沈弼永远是一个银行家。 渣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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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汇丰，不能不谈另两大英资银行渣打和有利。 在本世纪，汇丰、渣打、有利在香港银行业处三足鼎立之势，汇丰的 实力甚于另两家，但优势并不很明显。 行家普遍认为，汇丰资助环球航运，等于掘到一条富矿脉。同时，也 标志汇丰把在港的业务重心倾向华商，为汇丰赢来丰厚的回报。 渣打紧赴汇丰后尘，亦改弦易辙，唯汇丰马首是瞻，业绩亦不俗。就 香港的货币发行量，1980年共104。64亿港元，汇丰占70。5％，政府占10。4 ％，渣打占剩余的19。1％。1988年，香港共有银行分支机构1397家，汇丰、 渣打分别占其中的27。41％和8，45％。 1988年，世界100家大银行排行表（按资产总值计），汇丰排第30位， 渣打排第99位。 香港银行公会，一直是汇丰、渣打两家大班轮流坐庄任主席。汇丰和 渣打，被誉为香港银行业两大巨头。两大银行，皆同时有人出任香港两局 议员，对香港政界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利来港的历史比渣打、汇丰还长 （1857年），中文全称是“印度伦敦 中国三处汇理银行”（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lndia，Australia ＆ China）。100年后的1958年才将中文名简化为有利银行。 从名称这点来看，有利是不想跟华人做生意。改名意味着有利改变政 策，由于积重难返，有利的方针仍是亲英疏中，加上经营不善、放款失误 等因素，有利不利，锗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陷入被动局面。 有利于1911年，正式获得港府授于的货币发行权，与汇丰、渣打井列 为香港三大发钞银行，平分准中央银行之秋色。1978年，港府鉴于有利的 现状，将其发钞权收回，有利地位一落千丈，风光不再。 有利力摆脱困境，曾将银行牌照押给美国万国宝通银行。1987年，日 本三菱银行宣布从万国宝通手中购入有利牌照。有利数次易帜，足见实力 之薄，财力之单，已是穷途末路。 “顺势音昌，逆时者衰”——银行业竞争之残酷，不逊于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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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挤提风潮 廖宝珊欲器无泪 1961年，香港爆发二战后最大的银行挤提风潮，主角是廖创兴银行， 存户排成长队，三日三夜有增无减。该行创始人廖宝珊是个精明能干的潮 汕籍商人，他炒金，炒得盘满钵满；他炒房，炒得身价百倍；他开银行， 成为“鼎新革故”的杰出银行家。缘何挤提风潮偏偏对着他？而且令他一 命呜呼！ 中资银行与华资银行 中资银行在港有近80年历史——1917年中国银行在港设立分行。1950年归新的中 国银行总管理处领导。1983年正式建立中银集团，统一领导港澳地区14家中资银行。 中银的成员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交通银行、广东省银行、 新华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国华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香港分行、 南洋商业银行，宝生银行、华侨商业银行、集友银行，1988年中银集团的分支机构303 家，占当年全港银行总数的21。7％。存牧业务占整个市场的20％左右，在香港已成为 仅次于汇丰银行的第二大银行集团。 华资银行又谓之当地银行。华资银行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虽 资本较小，但分支行数量较多，在香港华人尤其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具有相当 的影响。 1965年以后，华资银行经受了重重打击而走向衰落。它们中的一些银行或因竞争 力不强，不能抵受银行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