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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陕西的同志算是社民党？”周恩来问道。
“社民党？那种没出息的组织有个屁用，我们不是那种无聊的组织。陕西的党组织更像是一个官僚体系，而不是什么政党。信奉什么在陕西没有太大问题，反正信奉什么都影响不了陕西的运行。陕西现在内部思路很多，但是至少有一个共识，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先把中国变成一个半工业国。这个理论的基础，根本就可以往后再说。”沈茂又看了一眼周恩来，不过这次并不是害怕刺激到这位革命家，而是担心周恩来听不懂。看到周恩来沉思的神色，沈茂接着说道，“其实现在的陕西，最低纲领就是救中国。恢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就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可您也知道，工业国这种组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的工业国施舍的。它需要我们先埋头苦干20年。这20年要搞教育，搞农业，搞工业，运营国家体制。还有种种艰苦的工作。想想就觉得头痛，不过既然有救国救民的愿望，那就得上。所以说西北局现在认为，到我们死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就已经是两可的事情，共产主义离我们还太遥远。”
“那么西北局的同志为什么还要自称土星共同体呢？我认为你说的有些片面啊。”周恩来的声音里面有点生气，“就我看，陕西还是土星共同体的政权，这点毫无疑问。”
“之所以西北局里面有其他看法，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在运行的过程中，有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困难。”沈茂也有些很不爽的感觉，“只有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才有资格批评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就是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这个问题。首先，马克思认为一切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哪里有他一个人说的就是真理的道理。他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而且共产主义它本身就是在摧毁了一切国家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救中国。这就已经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了。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以牟利为目的。以牟利为目的的那是资本主义。就算是不以牟利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建立，那么谁来作为仲裁呢？谁能够仲裁那些领导的目的到底是为个人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何况，为了自己的野心，也是需要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至少一部分人利益的，孤家寡人那叫做独夫。”
说到这里，沈茂愤懑的叹了口气，周恩来感觉到沈茂的愤怒并不像是在针对他所批评的理论，更像是在对自己的不满。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他自己很容易形成一个长官意识。因为权力不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土星共同体本身。我革命这些年，最大感受就是，如果你给人民好处的时候，人民是会跟着你走。但是没有了好处，人民可就阳奉阴违了。我们最近在努力推动教育。人民好不容易生活好了点，我们相信，对相当一部分人民来说，义务教育并非他们承担不了的支出。学生上学不收费。学杂费也基本没有。可是你猜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沈茂郁闷的问道。
周恩来知道现在并不需要自己回答，他敷衍的说道：“遇到什么问题。”
“那些人民们宁肯让孩子多干点活，自己终于可以享受一下比较轻松的生活。按他们的话说，这日子好不容易好过了点，孩子一上学，日子会变得比原来还辛苦。”沈茂说完，叹了口气，仿佛要把胸中的郁闷一起随着气息呼出去。
周恩来轻笑了一声，这笑声决不是嘲笑陕西的同志，相反，对这些事情，周恩来倒是非常钦佩的。陕西的同志们居然已经把义务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工作来做，这在现在的中国决不是一般的成就，它意味着陕西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人力资源，教师这一项可就不是一般的支出。
“这好像真是实践层面，而不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吧。”周恩来笑着说道。
沈茂也不在乎周恩来的笑声，他继续絮絮叨叨的说了下去：“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这种人在中国决不缺，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用嘴，而是得实实在在的去做。说真的，我们对南方的中央很钦佩一点，就是鼓动大家的能力。这方面陕西就差得太远。我们还是书生气太重，很多时候，做不到那么冷酷无情。现在陕西非得说，就是个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营企业建成之后，要么毫无竞争对手，要么同类产业被我们很轻松的给挤垮了。国家资本已经彻底统治了根据地的所有资本。现在陕西还不是问题，企业少，各个企业都有非常优秀的人在运作。等以后企业多起来，如何制订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体系就是大问题。”
“可这些都是实践层面的东西，和陕西是不是相信共产主义好像不是太大关系。信奉共产主义也可能把这些搞糟，不信奉共产主义也同样可以把这些搞好。”周恩来提醒道。
沈茂转过头，他认真的神情足以证明他并非不清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周副主席，多少恶行都是用最光辉的口号为幌子的。陕西要做的就是马克思说的，发展生产力，同时防止资本主义的侵蚀。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定性为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当然，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自称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那么在整个中国，谁都没有资格自称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了。”
看着沈茂锐利的眼神，“最低纲领是救中国么。”周恩来低声自语道。他微笑着点点头，“我明白了。”
沈茂自认为是有“觉悟”的。这些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沈茂都安之如饴。沈茂躺在乱石地上和躺舒适的床上一样能轻松入睡。吃起混了野草的菜粥和精心熬制的鸡汤一样愉悦。很多士兵都会抱怨的条件，沈茂从不抱怨。沈茂从来以最不怕麻烦，最不容易吃惊的作风，被士兵所钦佩。
但这玩意也有其极限。例如，沈茂有生以来攻破过不少敌人的军营。可他生平从来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友军军营。进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之后，沈茂的眉头就有些紧皱了。红四方面军比起其他军队来说，明显有良好的精神面貌，红军战士们的精气神比较足。这也是他们唯一可取的优点。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沈茂认为一无是处。
沈茂对红四方面军期望的确较高，就沈茂所知，红四方面军曾经软磨硬泡的从陕西弄走了四千多条枪，陕西帮助红四方面军修理过7千多支破损的枪械。除了枪械，红四方面军还从陕西弄走了二十万发子弹，四千多匹布，别的装备也很有一些。以沈茂的观点来看，这些装备足够组建起一支相当核心的部队。红四方面军这两年东征西讨，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敌人的武器装备，单从枪支上看，他们的数量也不少。八万人的红四方面军，有大概三万五千条枪。不过，也仅仅如此而已。
沈茂检阅部队的时候，一眼扫过去，红军战士所抗的枪当中，破损率非常高。军服也行色各异，或者说，从陕西弄走的布匹，根本就没有用于军装生产。很可能被张国焘他们给卖掉，变成了军资。
这次汉中军区来了一个旅，除了部队之外，还运来了大批的物资，其中包括两个旅的装备。红四方面军编制很大，下辖好几个军。以沈茂看来，能从其中抽出两个旅的合格军事人员就不错了。
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收编红四方面军惊人的顺利，其顺利程度远超沈茂想象之外。张国焘的铁杆，也就是那些肃反干部，陕西方面有他们的全部名单，这些干部首先被组织起来“学习”。在红四方面军里面，人们对这些政治斗争倒是非常敏锐，张国焘的铁杆们失势之后，曾经被肃反株连的不少人，就开始向上面递小报告，痛斥这些肃反干部的残暴，请求组织处理这些人。不出沈茂意料之外，周恩来副主席对这些申诉进行了“冷冻”处理。
张国焘肃反的主要对象就是军队当中有文化的，这种肃反模式带来的结果就是，各个部队指挥官通过电台得知陕西成为新的中央之后，对整顿毫无抵抗。指挥官们服从之后，各个部队的文盲军人，连一个反对的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反对什么。沈茂认为，所谓的“愚兵”，可能就是现在的情形。张国焘当年清洗了红四方面军内部的知识分子。剩下的就是一群和旧时代农民造反者毫无二致的军队，他个人作为最有学问的人，在军队中说一不二。
陕西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没有本质区别，军队上层全部由陕西众担当，在这个时代属于妖孽级别的指挥官，自然不会在意手下的文化程度，就是这时代的大学生，和陕西众比，也属于半文盲级别。陕西在军队中的强制教育，更是有效的打造出接近技术兵种的战士。下面的人都有点文化，反而让他们造反的可能大大降低。在陕西的体制依旧行之有效的时候，部队对陕西众这等强悍的领导可是心服口服，其他的同志想凌驾在和自己水平相差无几的同僚头上，那可是千难万难。
制造出水平接近的底层，方便强悍的领导统帅。红四方面军和陕西红军可谓殊途同归。双方的区别就在于红四方面军是通过降低整体文化水平的模式。陕西则采用了普遍提高整体部队文化水平的模式。这是双方工业实力差距的结果。
总理对待红四方面军的态度非常得体，沈茂素来知道总理的能力，亲眼看到总理那得体的言谈举止，接人待物，于是恨不得多生出眼睛耳朵。这等高水准的观摩可不是随时都能够遇到的。沈茂自己的任务就简单得多，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
整编目的只有一个，彻底分化吸收红四方面军。尽管沈茂非常想全面跟着总理学习政治手段，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他自己的工作已经十分繁忙，这个宝贵的实习机会，沈茂不得不放到以后再找机会。
有周总理负责政治工作，红军上层很快就得到了整顿。沈茂对总理很坦诚，他和盘托出整编方案，就是拿钱砸出分化来。总理看了整个清单的数目，并且察看了实物之后，难得的苦笑了一下。沈茂也是咧嘴苦笑，“周副主席，西北局有时候做事挺狠的。”
周恩来叹了口气，“都是为了革命么。”这些时候，周恩来和沈茂已经很熟了，对这个做事颇为冷酷的同志了解了很多。以多年的政治经验，周恩来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沈茂和西北局的高级干部都有一个共性，从他们身上从来看不到少年时代经受过苦难的痕迹。这些人虽然在革命后都经历过严酷的环境考验，可这些人在少年时代绝不像中国大多数人一样经受过残酷生活的考验。
这些同志接受过十分优秀的教育，这绝非出身贫困的家庭能够承担的财力支出。这种优秀的教育体系，又把这些同志隔绝在中国大多数贫苦生活之外。这样的一群人，身上有书生气，不奇怪。可奇怪的是，这些人居然十分了解发动群众的意义。一路之上，沈茂请教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如何发动群众。陕西努力把工业创造出的产品用于提高人民的最急切的需求方面，以此为突破口，将人民群众团结在土星共同体周围。这种可以说是“收买”的行事风格，让周恩来很不习惯的同时，又很感慨。如果陕西的西北局站在南方中央的对立面，周恩来可以确信，南方中央绝对不是对手。无论南方中央如何奋力抵抗，都无法逃过覆灭的命运。
这些同志十分危险，他们的危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物质实力，更危险的地方是，他们有一套非常合理的思想体系，他们所匮乏的仅仅是对穷苦人民的真正理解。
周恩来曾经推导过，如果南方的中央拥有陕西方面的生产能力，会有什么结果。推导结果是，南方中央至少能够发挥出陕西方面三倍以上的动员能力。或许这就是陕西方面为何急切的想和南方中央合并的原因吧。双方的合并将起到爆炸性的威力，这威力足以轻而易举的解放全中国。想到这里，周恩来突然感到一阵战栗。他发现，不知不觉之间，他甚至开始期待这样的结果。如果陕西方面缺乏群众动员能力的话，他们却知道如何寻求这方面的同盟。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并不可怕，但遇到问题之后，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陕西西北局可是相当可怕。他们向南方中央提供了绝对无法抗拒的条件，周恩来全盘考虑了双方的立场之后，发现双方的基本立场没有丝毫冲突。唯一的问题就是人事安排。陕西方面坚决反对肃反，那么南方中央屈居西北局之下并不是问题。但是，真的没有问题么？
周恩来越来越觉得他能看懂陕西方面所作的一切，但是却看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这些人早在几年前就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全盘的预期？不然的话，他们的运气也太好了。这是中国的幸运，至少现在看上去，这也是中国�